笔者(前排左一)与“东京空袭牺牲者遗族会”会员合影
2014年5月3日至9日,我作为“重庆大轰炸”的研究学者,应邀赴日本东京参加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状告日本政府的“重庆大轰炸”第二十七次庭审并出庭作证。
抗战时期发生的“重庆大轰炸”,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城市建设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在约5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共出动飞机5717架次,对我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的巴县、江北县和北碚管理局在内约5900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130次轰炸,共投爆炸弹16447枚、燃烧弹2327枚,炸死重庆市民10657人,炸伤市民10175人,损毁房屋11649栋27442间。
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讨回公道,重庆有关方面于2002年6月成立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筹备组,并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以及赔礼道歉的要求。此举得到了日本国内各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支持。日本律师界成立了以田代博之为团长的“重庆大轰炸诉讼辩护团”,并以日本一濑法律事务所为主体,组织了一大批日本律师,义务为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打官司。经过多年的辩论,今年终于进入证据调查阶段。
此次证据调查从今年4月16日至6月30日,共分5次进行。调查的内容包括重庆大轰炸、成都大轰炸、自贡大轰炸、乐山大轰炸以及松潘大轰炸。调查取证范围除原告外,涉及8位专家证人,我有幸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张翔里、四川大学教授刘世龙、重庆大学教授张瑾等5位中国专家分别参加相关庭审并出庭作证。与我同行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出庭作证的还有乐山市原社科联主席魏奕雄(证人)和现年89岁的原告罗保清。
在日方的安排下,我于今年5月3日下午乘机抵达东京,随后来到一濑法律事务所了解此次出庭作证的基本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沟通。4日至6日,我与一濑、萱野、内腾3位日本律师就鉴定书内容进行了庭审模拟问答。其中萱野律师主要就我所在的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抗战档案,特别是大轰炸档案的基本特点、鉴定书的形成及其主要依据、日本与重庆的关系、重庆防空司令部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有关调查表的特点等提出问题。内腾律师主要就日本实施重庆大轰炸的战略意图、重庆大轰炸的经过及其特点提出问题,并出示了数十张照片,说明日本当时轰炸的地区主要是重庆人口集中、商贸繁华,普通百姓与市民居住的地区,受苦受难的主要是普通市民和无辜百姓。
5月7日上午10时,关于“重庆大轰炸”的调查取证正式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开始。法庭上除有法官3人、书记员2人外,另有“重庆大轰炸诉讼辩护团”律师5人,日本政府律师3人,旁听者数十人。萱野律师和内腾律师分别就前几日模拟演练的问题进行询问,由我做答,整个取证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我在最后总结说明时再次强调,第一,无论从中国档案或是日本档案看,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进行大轰炸,都是铁证如山的事实。重庆大轰炸具有轰炸时间长、投弹数量多、造成的死伤众的特点。第二,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的轰炸是典型的对普通市民集聚地的“无差别轰炸”,这种无差别并不是找不着目标的误炸,而是有目的、有计划、有准备的狂轰滥炸。第三,重庆大轰炸的后果是残酷的,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因大轰炸受伤幸存者的精神和心理造成巨大伤害,给他们日后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第四,重庆大轰炸中的死伤者95%以上都是普通百姓和无辜市民,因此希望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能够正视它、承认它,同时也希望日本法庭和日本政府能从尊重事实、尊重生命、尊重人权、尊重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正当诉求出发,对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和道歉。整个出庭作证进行了2个多小时,对方律师未提问,主审法官对重庆防空司令部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有关重庆大轰炸损失调查表的情况、特点进行了询问。
5月7日下午,我还参加了乐山大轰炸的庭审旁听。8日、9日又分别参加了记者见面会和日本律师协会的报告会以及与日本“东京空袭牺牲者遗族会”的座谈会,并赴日本外务省第一接待室、日本国会(众议院)第三会议室,向有关方面介绍了重庆大轰炸的基本史实。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10月23日 总第2675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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