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身临其世甚烹茶之“杏花对骏马”
所谓骏马秋风塞北，杏花烟雨江南，南北文学之春兰秋菊，在诗歌上的体现是最为丰富多彩的。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c1] 谈到“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广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聃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初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愚谓王国维此论，简而言之，意即“南、北”之于“帝王、非帝王”之于“浪漫、现实”也。亦即是“孔孟”之于“老庄”、《诗经》之于《楚辞》、《木兰辞》之于《孔雀东南飞》、杜甫之于李白也......
思南北文化之交相辉映，自古以北方为主，譬如大雁，如以北方人的视角，自然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范仲淹《渔家傲》）。而在南方人眼中，秋天却该是大雁归来才是，作为南方人的李太白（李白，西域碎叶人，即今吉尔吉斯坦人。五岁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青莲乡，故为南方人）却云“长空万里送秋雁”（《宣洲谢朓楼饯别》），是即北方文化之统率义也。时至今日，为纪念和歌颂在1998年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而作的歌曲《为了谁》，歌词亦为“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纵观前文统计的中国历代年表，我国从来皆是北统南，未尝有一次南统北（朱元璋之明朝可为半次，盖朱棣从北而下夺权，明已非朱元璋所传位之明矣）。故而，常规而言，历代诗歌的意象，常以北方视角为准。而诗歌风格上，北方常表现为重政治重现实，南方则大多是重修心重浪漫。
再进一步看，历代北统南中，还有一个小的历史规律，那就是往往由陕西统一全国（周武王出西岐、秦始皇出函谷、刘邦暗度陈仓而入主关中进而东出逐鹿、唐虽起于太原然其疆土发于关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延安对于新中国的伟大意义）。这个规律，使得陕西的诗风，显得雄壮而大气。朱熹《诗集传》言：“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此论主要针对《诗经·秦风》而言。其实，欲观八百里秦川之诗风气象，当求之于盛唐诸诗，其雄其壮其王，无不扑面！
小结：杏花骏马，各有其华，更无需高下。杏花与骏马相融相加，方为最佳！
是故，定都西安的大唐王朝，其盛世王气固然以“开元”为标杆，但是换个角度，从南北融合的视角看唐王朝的兴盛，岭南第一相张九龄也是一个重要标志。南人为相，殊为不易，张九龄得以进入权力中枢，恰好是唐王朝南北完美交融的体现。而这种交融，恰是大唐王朝鼎盛之时。据陈尚君《唐代文学从考》考证，就诗人总体数量来说，唐北方要比南方多。但在中晚唐，南方地区的诗人增长率远远要比北方高。可为一证。
[c1]
《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四、“文变染世情”之“世说诗体演变”
《诗经》之风、雅、颂，历代多视为其体裁。何为风？口风是也，出口成风，唯有民风也；民风之风行，士必雅之，雅正之谓也；士之雅，国必纳而颂之，时代之主旋律乃成（所谓时代之文学乃成）。故，风雅颂，每一时代之时代文学形成之经由也。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云云如上。
愚见：一代文学之变，无非随俗——而随俗之变，民间风之，士人雅之，庙堂颂之也！换言之，采风...投稿...审稿...改稿...发表...获奖研讨推广...何其似也！
前章“茶之东坡”谈及启功先生一段话——“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
大道至简，启动先生意也深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没有专业与否的诗人身份概念，没有推敲苦吟的为创作而创造，是为“生长”。“帝力于我何有哉？”，哪里是人工培植所能唱出的？感源头之诗，土生土长，所谓“真趣”也（真，本源）。
秦之大一统制，其中央集权比照后世，尚在初发阶段。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渐入佳境，而中央集权的完善，是在隋唐大行科举之后。是故，因“帝力”干预不算太多（汉赋确实是因汉武帝好大喜功而铺陈），唐之前的诗歌是“长”出来的。抛开所谓“帝力”再看，格律诗之前皆谓“古风”，其韵不拘平仄、其声不拘阴阳、其字不拘多少、其句不拘对仗，是为“生长”。乱点“骚赋、乐府、柏梁、玄言、山水、田园、歌行、梁宫、永明体”之摇曳多姿，直至水到渠成于“格律”，一路走来，共掖诗之“生长”，唐前诸诗，皆得诗之“生趣”！
雄厚的综合国力让唐人理直气壮地嚷出诗歌的千年最强音，唐诗得诗之“情趣”，不是偶然。科举一定程度调节了社会矛盾并一定程度地让“风”规范于“雅”、“颂”，是以格律诗的正式登场，绝不是偶然。昔日之出口成“风”，不知不觉被打上各式各样的“格”和“律”，“集权化”的诗人们，纵忘我豪情创作，其“格律”终非“风”也。反观民众，只有自己追寻“风”了。
民众追“风”，宴乐为其中之一（《梦溪笔谈·乐律一》：“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这种起于酒宴之间的“曲子词”，起初文人参与创作不多（张志和、白居易等偶尔为之），是自然生长的所谓“民间词”，可谓“风”也。但随着其社会影响越来越深厚，以第一位专门致力于词作的文人——温庭筠为标志，遂开启了文人于词的“格律化”进程。历经南唐二主，柳永开始发力，直至于周邦彦，“格律词”大功告成。
思“格律词”何以成？其主要缘由或有三者：
其一，世俗为主导力，民众乃风向标。
其二，陈辅之《诗话》云：“荆公尝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四）。实际情况岂止如此！除却荆公所言诗圣与诗魔，尚有诗仙、诗佛、诗鬼、诗豪、诗囚，诗狂等等各路大神，唐诗之后再难诗矣！穷则思变，其“变”流为二者：一者诚如启功先生言，换“嚷”为“想”，斯得诗之“理趣”；二者大力演化长短句、平仄互押于“诗”，是为“诗余”也。
其三，前文“茶之东坡”谈及，前车之鉴下，北宋在群敌环伺、重文轻武、党争升谪中，伴之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繁荣，其舞榭歌台，宴乐适合。
至此，所谓“诗庄词媚”已成定论。词从酒宴产生、花间鼻祖关注到北宋诸“红牙板”士大夫投入，皆定位“婉约”为其正宗。而所谓“铜琵琶”之豪放词，仅于“靖康之耻”勃发，因南宋高宗赵构无心北上，豪放后继无力，不过昙花一现耳。宋归根结底，得诗之“理趣”。
历史螺旋前进，格律词之大行，此即又非“风”矣！民俗追风，“曲”乃为其中之一。曲之场所，本于勾栏瓦舍之中。个别文人或可上得厅堂，下得瓦房，若欲置整个文人群体入“曲”以“格之律之”，纵民俗使然，诚难诚难！
崖山一跳，文人不复两宋风流。曾几何时，万般皆下品，现如今竟然“八娼九儒十丐”，斯文不在，群体作曲再无阻碍。一时之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鸯花寨明飚飚排剑戟。”（贾仲明《凌波仙》）。诸文人“偶倡优而不辞”（明代臧懋循《元曲选·序》），终得以让所谓“元曲”，粉墨登场。元曲之雅之俗之谑之庄之无奈，唯言之“别趣”也。
行文至此，规律已明，下文不言而喻：元曲大成，民俗再追风，宋元话本浮出，种种这般，如此那般，遂有明清小说，无需赘言。
是为“文变染乎世情”之“世说诗体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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