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意逆志简说
孟子对诗歌赏析理论的贡献很大，今人所熟知的“颂读”、“知人”、“论世”及“以意逆志”法则均缘于孟子。前三者易识易用，后者则争议或混用较多。《松颜诗话》置之于第六章，意也深也。
所谓“事未必有，想当然耳”，“以意逆志”看似玄而又玄，如《答万季埜诗问》：
问曰：“丈丈于唐诗，皆如义山《无题》之见作者意乎？”答曰：“是何言欤？安可浅视唐人也？茅塞之心，有见者，有不见者，有疑者。其见者，如韩偓《落花》云：'眼寻片片随流去’，言昭宗之出幸也。'恨满枝枝被雨侵’，言诸王之被杀也。'纵得苔遮犹慰意’，望李克用、王师范之勤王也。'若教泥汙更伤心’，恨韩建之为贼臣弱帝室也。'临阶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悲朱温之将篡弑也。明人云：不读大历以后一字。其所自作，未有命意如晚唐此诗之深远者也，可易言'初’、'盛’哉？疑者不可枚举，止就致尧言之。如'动天金鼓逼神州’一律，观其起句及'杜邮’、'凤池’，酷似李茂贞兵犯京师，天子赐宰相杜让能死，代其姬人之作，而题又绝不相近。白传挽元微之云：'铭旌官重威仪盛，骑吹声繁卤簿长。后魏帝孙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阳。’此诗有似'具文见意’。'具文见意’，乃杜元凯《左传序》之言，谓但纪其事，不著议论而意自见。周伯弜以王建'五色云中驾六龙’后二首却哀惜当之。此所不同者，极其褒美，无哀惜之义，即似讥刺，然与平生交情不合故也。”
以上种种，细思又若有其理，故而，本章特对“以意逆志”专论如下：
（一）、以意逆志是赏析活动中的深层次的主客互动行为，应区别、拔高亦构建于相对客观的“误品先缘识字差”、“心想其人如啖蔗”、“身临其世甚烹茶”、“入乎其里求其法”、“出得其中吟趣斜”等法则（王国维《玉溪生年谱会笺序》仅言及“知人”、“论世”）。
众所周知，诗歌的赏析，通常是以识字（识典）为基础生发的（故《松颜诗话》以“误品先缘识字差”为首章）。在相对客观的识别了诗歌的文字与典故之后，我们接着需要对作者（“心想其人如啖蔗”）以及作品背景时代（“身临其世甚烹茶”）作进一步的了解（其间有时还会涉及作品的体裁法度声韵，即“入乎其里求其法”、“出得其中吟趣斜”）。完成以上相对客观相对理性的把握之后，我们才会相对主观相对感性的围绕于作品作出认识，而这种拔高性的认识，主要由“以意逆志”来完成。以上可见，以意逆志必须：
1、构建于相对正确恰当的识字（识典）。如：倘不知“千门”出自《汉书》“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汉书》"起建章宫,左凤阙,右神明,号千门万户"，就不知“山顶千门次第开”指向王宫，而粗识为虚指夸张手法，谬发千家万户被惊扰之感。
2、构建于相对正确恰当的“知人”。如：不了解王维，就会迷惑于他诗风为何前后判若两人。
3、构建于相对正确恰当的“论世”（含时代风俗制度等）。如：倘不知“密密缝”为江浙古风，其意在“逢”，就会谬感《游子吟》中的母亲愧为人母，在儿子出门之际才作秀赶制衣裳。
4.构建于相对正确的体裁法度声韵。如：倘不知“九月八”是为押韵表杀伐之气，就会谬感黄巢不知重阳为九月九，徒为一介不如孩童的落第书生。
（二）、关于何意逆何志
前贤纷呈，大致为“以己意逆作者之志”（朱熹说），“以诗之意逆作者之志”（吴淇说），今多以朱熹说为是，亦有合言二先生说为是者。窃以为，倘若执意于“以意逆志”四字，上述学说已无所谓孰是孰非了。然，倘若推敲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前提条件，即《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我们更应关注孟子重复两次强调的“不害”。
“害”，《说文》“伤也”，本义“伤害、损害”。孟子的意思很清楚，前提只要不带来损害就行，并非要求绝无偏差。也即，孟子要求的是：感性的非负面，至于谁之意逆谁之志，只要不因为文“损害”辞，不因为辞“损害”志，皆可，甚至可以加以增益性的创造性认识。事实上，《孟子·梁惠王》言“公刘好货”、“周太王好色”就已经属于对《诗经》创造性的认识了，只是并未妥善做到他自己说的“不害”罢了。详如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公刘，周文王的祖先，周道之兴者，上古杰出首领。梁惠王言己疾之“好货”，（此“好货”乃贬义）。孟子为求“仕”，将此“好货”“以意逆志”于公刘，有“害”。公刘为民积仓，所为“用光（光大）”，岂是“好货”？同理，梁惠王之“好色”，更是自贬之词，孟子为一己之私，将之转嫁“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周太王姬亶，周文王祖父，周王朝重要奠基人），亦有“害”！
松颜客曰：老子者也，玄玄也；孟子者也，雄辩也。玄玄与之雄辩，矛盾乎？集玄玄与雄辩于一身者，庄子也。余尝有思：倘道家无庄子，其玄玄可传乎？余尝有惑：孟子真雄辩乎？观《齐桓晋文之事》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非雄辩也，乃借雄辩之名而“偷换概念”耳。其结果，无非“吾惛”（齐宣王语）。孟子之雄辩，实乃“以意逆志”。而庄子之论，无懈可击，先秦第一，真雄辩也。
如上，“以意逆志”就孟子而言，确实不是“谁意逆谁志”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样的目的而怎么去逆”的问题。且孟子希望能以“无害”作绳，使得“以意逆志”不致大而无边无理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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