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县妇幼保健院最近火了一把。事件最终收尾于羊水栓塞的科普和对媒体夸张报道的指责。作为曾经长期在湘潭工作的基层公务员，我想在喧嚣过后谈谈自己的想法。[全文]
当前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人都喜欢声称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社会矛盾、社会冲突跟社会群体的归属并无多大关系，而是跟矛盾冲突当事人的个人行为有很大关系。有些人根本不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滥用弱势群体的招牌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违法违规行为得到舆论支持。[全文]
十几年前，我在县医院当实习医生。一般人总会想方设法找“熟人”医生看病。某次因为熟人关系，院长、护士长才亲自披挂上阵，本想好好表现一番，不承想忙中出错，险些弄得自己下不了台。现在，看病找熟人依然是惯例。但如今被“熟人”包围的医生渴望“没有熟人”的清净。[全文]
在多数医患矛盾的新闻报道中，医生都被塑造成恶的形象，却没有人知道解剖课上，我们首先对着尸体默哀，感谢他给我们提供了了解人体构造的机会，没有人知道医生为了让患者家属安心先收了红包，转身就把钱打到患者账户上。我可能永远也忘不了在我辛苦付出之后，那位患者家属向我无理咆哮时的样子……[全文]
连续的医患冲突悲剧使得近期的网络舆情有所改观。坚持描述事实的媒体开始出现，医生群体的痛苦也得到曝光。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无论站在病患一边还是站在医护一边，都不是判断舆论是否客观的标准。反而要冷静观察部分媒体的“眼球操作”加“议题炒作”，换个方式挑动医患矛盾。[全文]
最近，中国各地医院暴力事件不断，在国际上都有反响。其实美国的医院暴力事件也不少。美国35%到80%的医护人员在职业生涯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只不过美国媒体和舆论并没有对此着意渲染。美国媒体在报道医院暴力时口径一致，从来没有同情肇事者的言论，名人更不敢公开发布宣扬暴力的言论。[全文]
2月17日，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名医生出诊时遭钝器打击身亡，因19岁的患者对鼻部治疗结果不满。而去年10月，浙江温岭同样是一名耳鼻喉科医生被患者杀害，曾引发温岭数百名医疗系统医务人员聚集抗议医疗暴力。近年来，持续的医患僵局在多次剑拔弩张的悲剧中更趋紧张。“医闹”是一种社会病。[全文]
最近一则《郑州2岁幼童出红疹 医生4分钱扑尔敏药到病除》的新闻被广泛转载。对这位同行的医德我毫无怀疑之处，但我要遗憾地指出，以药价高低评价医德是极其错误的。对低龄儿童而言，选扑尔敏无原则性错误，但会有一定副作用。我也希望媒体在报道专业问题的时候，能克制自己吸引眼球的冲动，多听取专业意见。[全文]
对这些占床患者，为什么没有人管呢？目前，维护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文件和法规，基本是围绕打击“医闹”进行的。小敏家人在接到出院通知后长期住着，不干扰别的正常医疗事务，难以被定义为“医闹”。那么占用病床，影响他人接受治疗，算不算“扰乱了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如果是的话，那又能怎样处理？[全文]
“复旦榜”收录的专科较少，使它对民众的指导作用大打折扣。民众在日常就医活动中最常接触到的医疗机构，才是支撑中国医疗的主力。“复旦榜”将民众的就医选择，集中在上榜的一百家医院、几百个专科，客观上有助长盲目就医、加剧医疗机构的“马太效应”之虞。[全文]
温岭杀医事件后，国内纸媒刊发针对性时评不少，最“政治正确”的评论认为“唯有彻底医改才能拯救医患关系”，可笔者以为，如此开药方仍然有点隔靴搔痒。最调和的专家论调是呼吁“医生多换位思考，患者多理解尊重”，可笔者以为，此言纯系说了白说。殊不知，正是媒体长期对医护人员的忽视才逐步导致……[全文]
桑德尔提出质问，市场和“公共广场”有别，在市场中有效的交易，是否也能适用于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分配？属于公共广场的物品或价值（比如健康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安全秩序、司法正义，以及荣誉名号，等等）是否也能用金钱进行交易，而且不产生其他的负面效应？换言之，市场的交易有没有效率和道德的限度？桑德尔的批评是从两大方面着手的：一、扭曲效率；二、导致腐败。他得出结论说，经济分析要是越过了市场的界限，所谓“捞过了界”，很有可能误导人的行为和造成公共政策的谬误。[全文]
此前对医闹的一度管理缺失，导致一些医闹在客观上受到纵容。这种管理缺失原在于，体谅患者作为弱者一方的不容易。但过分的体谅就会变成姑息，使强弱双方发生转化，医闹起时医院则转换成为弱者一方。此次对医闹的严厉打击，即是有关法律法规的归位，目的就是不使医疗事故纠纷在错误的轨道上越走越远，使问题的解决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全文]
大量经验性文献表明：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医疗服务的安全优质， 医患之间的良好沟通，处理医疗事故机制的公平有效。中国社会尚普遍存在的医患矛盾不容忽视。虽然新医改的各项措施在提高医疗服务的安全性和质量、促进医患良好沟通、有效解决由于医疗差错所引起的医患冲突等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如何从根本上改善医患关系的问题上，还远没有完成有针对性、有顶层设计、可操作并切实有效的制度性安排。尽管医改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渐进过程，但它完全可以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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