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福利国家之一，加拿大遵循“专业化”原则，通常不正式公布详细的医疗事故统计数据，但具体到每一件重大医疗事故，则会遵循公开、透明处理的原则，并及时公布处理进展和结果。
2016年4月，加拿大医保协会（CMPA）和加拿大医保互惠公司（HIROC）联合推出一份相关报告，对两家机构所统计的2004-2013年10年间遭投诉医疗事故做了一份总结。
在这10年间，CMPA受理医疗事故投诉1593起，HIROC1391起，其中大多数系疏忽所致，如在动手术时将纱布、棉球、手术剪刀等遗忘在患者体内；也有一些是把患者患病部位弄错，把不需要动手术的部位动了手术，最极端的例子是把病人弄错了。约1/3的投诉事故造成患者“不可逆”的伤害，其中严重者甚至导致终身残疾、死亡。事故死亡率，CMPA为11%，HIROC为15%。
报告指出，最容易发生手术事故的是关于子宫、胆囊、胸肌、下腹部和乳房，和许多人所想象的相反，逾60%的医疗事故是在小型修补手术或非涉癌症的器官摘除手术中发生的。
加拿大医疗史上著名的事故，包括上世纪70-80年代加拿大红十字会血液污染事件（因输血或使用污染血液制品，全加自1986-1989年共有1250人感染艾滋病毒，另有约2万人感染丙肝病毒），2009年前后安大略省医生哈特维尔（Dr.Barbara Heartwell）在温莎市Hotel-DieuGrace医院因“错误理解体检报告”，将7名健康妇女误诊为乳腺癌并实施了乳房切除手术，以及2013年4月新斯科舍省伊丽莎白二世医学中心（QueenElizabeth II Health SciencesCenter）弄混4名患者病历及体检纪录，导致一名60岁妇女被错切乳房，另一名被误诊者则仅因轮候时间长、还未排到动手术医疗事故便东窗事发才幸免于难。
加拿大医疗卫生体系的核心是省一级，执业医生的管理由省医师协会负责，纳入卫生医疗体系的医生不论全科、专科和从业形式，其服务费用和报酬计算都由省医师协会和省政府卫生厅协商定价，不得擅自变更，省卫生厅会定期查账。
医疗事故责任由第三方机构调查判定，执业医生的财务上的监管权属于省卫生厅，处罚主要是停发拨款；对医生的行业规范和处罚权归省医师协会，处罚一般包括警告、停权停牌、吊销行医资格等；如果触犯刑律则由法院审理处罚。
省医师协会的监管责任包括认证、教育调查、纪律处分、行医质量担保（包括医生评估）、处理医患关系等，并受理病人的投诉，每年对医生的职业水准进行评估。
当然，对一些跨省特殊机构（如前面提到的红十字会）担负的医疗事故责任，就需要联邦层级来调查和处罚。
总体上，加拿大处理医疗事故严格遵循“专业化”和“内部处理、公开结果”的原则，舆论、患者和家属循正常渠道调查、申诉会被受理，采用“非常规手段”则可能适得其反，因为第三方机构通常采用“闭门裁决”的原则，有时甚至特意聘请当事区域以外的人士参加裁决。加拿大的医生、体检机构和医院间是合同关系而非雇佣、从属关系，医生的人事权不属于医院，医院和体检所往往也不是一家，因此追究医疗事故时必须区分彼此间的责任，前述“安大略省错切乳房事故”，专家委员会判定体检所没有责任，是因为他们发现体检报告本身是正确的，错误出在哈特维尔医生误读报告，并不顾助手质疑执意做切除手术上，而部分患者认为医院应付连带责任，就将哈特维尔医生和Hotel-DieuGrace医院都告上了法庭。
加拿大医疗事故处理的特点，一是对机构严、对个人松，二是处理过程冗长。
对机构严的例子是前述红十字会血液污染事故，1998年联邦卫生部宣布向1986-1990年期间受感染的患者赔偿共12亿加元；同年9月28日，联邦卫生部剥夺了加拿大红十字会经营血站的权力，转而组织了“加拿大血液服务站”经营、管理血站业务，红十字会的大量资产、捐款者名单和多达3100名员工被剥离，转隶两个新成立的慈善组织；此后各级政府和红十字会又陆续作出多次赔偿决定。
对个人松的例子是同一案例：1996年6月，联邦法院规则委员会宣布追究14名红十字会负责人和3名联邦官员的不当行为，直到2005年5月30日，法院才以违反《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法》的罪名，对红十字会课以5000加元罚金，而6名被刑事起诉的红十字会负责人则被免于刑事处罚，代之以150万加元的渥太华大学艾滋病及丙肝专项研究基金和奖学金；2007年，负主要责任的红十字会前主任医师罗杰/佩罗特博士被再度提起刑事诉讼，2008年1月又被裁定无罪。而前面提到“错切7人乳房”的哈特维尔医生，安大略省内外科医生协会（CPSO）居然只给她“警告处分”——仍然允许她继续操刀。
至于过程之冗长更令人发指：哈特维尔医生案因患者不断投诉和上诉委员会的质疑，至今仍处于“后续调查阶段”，而红十字会血污染责任人处罚过程竟历经22年之久才告一段落，至今仍不能算100%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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