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村窑位于河南省禹州境内，是磁州窑系的一个主要类型，它与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登封窑、博山窑同承一脉。
产品中以白地黑花瓷为主，把制瓷工艺和中国传统书画相结合，表现题材多样，风格粗犷、质朴。
至迟始于北宋中期，盛于金。它在烧制工艺，器物的品种等方面与附近的窑址互有影响，吸取众家之长，并在当地、当时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浑然天成的扒村窑
中原古陶瓷博物馆馆长冯志刚在接受中国文物网采访时表示，扒村窑的出现得益于扒村得天独厚的陶瓷生产条件和文化背景，扒村具备了陶瓷生产的四大要素。
首先，当时的民众对陶瓷的市场需求量大，其次，制作陶瓷的原材料充足，扒村位于禹州市城北（稍偏西）12.5公里的浅井乡，四面环山，矿产资源丰富，东部和北部的小山岗产瓷土，西部的杏山产煤，书堂山和赵老庵附近的灰灰菜沟储备矿体总量为2亿吨，是陶瓷原料中脊性优质原料。
塑性原料中的高岭土，碱石在当地的储量也很大。溶性原料中的方解石、瓷石、白云岩在浅井乡的储量也很大。这些正是瓷场不可缺少的原料燃料和自然环境。
再次，交通便利，瓷器的运输很大程度上依靠水路，水路运输能够保证瓷器不被损坏。
最后，拥有深厚的制瓷文化背景，扒村窑陶瓷在金代达到繁盛期，金代陶瓷融入了女贞文化和外来文化因素，金人南下以后，陶瓷形式上开始出现一些外来特点。但是总体上还是延续了宋代的文化特点。
扒村窑烧造的瓷器器型丰富，造型多变，满足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瓷器装饰以白地绘黑花为主，其它有白地划花、翠青地绘黑花或印花、红褐地绘黑花、白釉、黑釉、绿釉、三彩、加彩等。
白地黑彩把制瓷工艺和中国传统书画相结合，表现人物、花卉、鸟兽、山水，线条流畅、题材多样，亦有不少书法题材或者单个表现吉祥如意的文字，或者是完整的诗词，字体多样，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从中亦可窥见当时人们的审美观点和风俗习惯。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扒村窑被发现以来，虽有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叶喆民等陶瓷专家先后对扒村窑遗址进行考察，写过篇幅不长的调查报告，相比于对磁州窑的大量专题研究，扒村窑似乎还未引起陶瓷界的广泛重视，更没有美术界同仁的参与，长期以来扒村窑被淹没类同于磁州窑的其它类型中。
凝结在古瓷上的中国画
扒村窑与其它磁州窑类型颇多相似之处，这是由于地质条件，地理环境的相近和时代背景的接近所造成的，也是它们共同形成窑系的原因，它们不仅是技法上的外观特征相似，而且在胎质，釉质方面也存在一致特征。
磁州窑装饰的一大特点是用毛笔直接在器物上书写、绘画，根据器物形状和装饰的需要，灵活落墨，把握重点，一挥而就，不假修饰，寥寥数笔而神采飞扬。
就题材而论，扒村窑的瓷绘以花鸟、书法居多，其次为人物、山水。从装饰风格上可分为人物类、文字类、动物类、风景、花卉、图案类。绘画题材广泛，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山水、花草等都有所涉及。
一、文字类
文字符号作为陶器的装饰由来已久，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已有刻符，这些符号是汉字的萌牙形态，后来才出现在甲骨和青铜礼器之上。
春秋战国之际陶器上的文字逐渐增多，一般为工匠的名字或地方官营制陶作坊的名字。早期的文字符号大多以刻划和模印为主，线条僵硬，笔划滞涩，结构疏松，字体单调，缺少变化。
陶瓷上的书法艺术远远滞后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直到唐朝书法才开始在陶瓷上大量运用，在经历了晋代书法的黄金期后，陶瓷书法艺术得以在较高层次上发展。
扒村窑的文字装饰可分为单子、吉语格言、词与赋这几种。宋代理学发达，是一个爱读书的时代，讲学问的时代，重义理的时代，书卷气的浓郁挥之不去。
二、山水、花鸟类
扒村窑的瓷绘装饰中动物、花卉题材占了很大比例，写实、写意形态俱存，正与两宋画坛取得的成就相仿佛。
宋代山水画坛百花争艳，纷然杂呈，与此相反的是，扒村窑瓷绘中很少出现山水的形象，或者作为人物的背景与简化的树木、楼阁一起出现，极简略、草率。花鸟类的形象由于与人们心中和美的意愿相符合，所以出现频率比较高。
三、人物类
宋代是人物纹饰发展的成熟时期，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气息，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民情风俗。扒村窑人物类纹饰形象栩栩如生，种类繁多，一般人物、礼仪人物、仕女图、婴戏人物等等都极具特色。
扒村窑形制完美，纹饰繁多，以方寸之地集绘画、诗文、书法于一体，承载着历史的印迹，负担着教化、娱乐的功能，产生了超乎器型和纹饰之美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正所谓“使形下之器启示形上之道”。
扒村窑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技法，是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的体现，物串联起来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尽管陶瓷工匠们生活在山间乡野，生长于普通民众之中，他们以画笔写出、绘出心之所想，目之所见，产品上所画的内容自然带有中下层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反映了宋代河南禹州境内的民俗、民风、民间情趣。这种方式传承至今，积淀着珍贵的民俗文化和艺术智慧，为中国的陶瓷发展史增添了多姿多彩的篇章。（本文为中国文物网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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