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雕像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学说中这种内圣外王之道是超越现实的，它是一种以自在、自由为目的出世途径，是追求一种自身修养的高度。而“外王”则是在“无为”中取得内心对圆满的追求。曾国藩的“内圣外王”思想主要来源于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尤其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道德人格。在清朝末期“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中，曾国藩这种“内圣外王”思想表现的更是淋漓尽致，并体现在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层面上。
一、曾国藩“内圣外王”思想的来源
曾国藩自六岁开始就到私塾读书，不断地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另外，曾国藩家族的严谨家风，更是为他打下“内圣外王”的坚定基础。无论是他人格中的“谨、诚、静、恒”或是他严以律己、修身养性、勤俭治家、诚信处世等教化要诀，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曾国藩传承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基本内涵，并以儒家思想的基础教育为根基，开展他一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曾国藩故居
（1）儒家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古往今来，成大事者，皆从立志开始。曾国藩立志一生实践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成“修己安人”之业。曾国藩从幼年就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五岁入私塾，十四岁已经熟读了《四书》、《五经》博览时文、八股，十五岁时熟读《周礼》《礼仪》以及《史记》等书籍。从二十岁开始四处求学，道光十八年，考取当朝进士，师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专攻程、朱理学。然而，曾国藩的理学思想，自成一家，他是把理学作为根本，以经世之学为用，并吸纳诸子百家之精华，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就是这一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
孔子学说的基本内涵是“仁”、“礼”之道。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仁政”“王道”的思想，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王道”的必要条件，以求通过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完善来实现外在的功业。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对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与政治主张都充满了信心，他们的人生态度是积极乐观的。先秦儒家这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对曾国藩的影响十分深刻，对于孔、孟学说，曾国藩首先是继承了“仁”、“礼”的基本内涵，他的思想正是延着这两个方面而发展的，即一方面是由儒家提倡的修身养性的“内圣”之学，发展为理学，另一方面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外王”之学发展成经世之学。
曾国藩剧照
（2）理学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理学是由儒学发展而来的，它把“理”视为世界的本源，认为“理”为维护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自北宋中后期以后，理学家们发展了孟子的“内圣”之学，将其进一步与“外王”之学分离开来，“内圣”之学被抬升到无可比拟的高度，这种局面发展到后来，只要人们一提及“外”就会被强烈反驳。如朱熹说“向内便是入圣贤之域，向外便是趋愚不肖之途”。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曾国藩受到了理学的深刻影响，他把《朱子全书》作为其日常生活的向导。在宇宙观上，曾国藩宣扬“理一元论”，他将封建社会的纲领视为天地间的普遍规律。
同时，曾国藩把“仁”、“敬”、“孝”、“慈”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把它看做是人的本性。曾国藩这一观点和程、朱理学是一脉相承的。在政治观上，曾国藩积极倡导“礼治”。他说“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在认识论方面，曾国藩主张以“格物致知”来达到“复性”的目的，他说“格物，致知之事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之理，则格物也。”由此可见，曾国藩尤为重视身心的修养、讲究内在价值的追求。
孔子
（3）心学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的另一流派。在程、朱理学盛行之时，陆九渊建立起了一个“心学”体系，它与朱熹把天体看做是宇宙万物本源的思想相反，他认为“吾心即是宇宙”。明代的王守仁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吾心良知”看作是哲学的最高范畴及无所不包的精神实体，并指出心外无物。尽管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学术观点上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把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作为宇宙的本源，都把“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规范作为绝对的“理”。
曾国藩在前期一直以程、朱信徒自命，对陆、王学说深信不疑，但是后期，曾国藩对陆、王心学的看法有了些转变，从其《复颖州府夏教授书》一书可以看出，书中曾国藩说“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门户之见。……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徽践履？......”曾国藩后期对程、朱与陆、王的肯定，是因为他们在维护封建统治上具有一致性，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主体作用的重视，对“内圣”的追求。另外，曾纪泽说他“笃守程、朱不放陆、王”，这也从客观上说明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与曾国藩思想的渊源关系。
孟子
（4）经世致用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
曾国藩一生全力研读经世之学，在咸丰、同治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成为兼具“中兴名臣”和儒学双重身份的经世之将。在明末清初得到大力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实际上是儒家的另一翼。它与“鄙弃世功，高谈性理”的“内圣”之学有所不同。它偏重于对现实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是儒家“外王”之道的延续。经世之学注重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总结，具有务实的特点和变革的精神。他们主张舍弃心性玄谈，开始对危机四伏的清末社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积极地探讨救亡图存的方法。这股入世救世思潮的兴起和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之学有着历史的渊源，是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曾国藩心怀济世之抱负，并且对当时社会的弊端确实有所察觉，于是他将理学与经世致用的思想结合起来，以“内圣”之学推行“外王”之道，并把它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曾国藩的经世致用之学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它是儒学基本思想随时代变化发展的必然实现形式，它的特点是把以“仁”为中心的“内圣”通过经世致用的“外王”表现出来的。
朱熹
二、曾国藩“内圣外王”思想的内容
《大学》曰“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修身是内圣外王道路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曾国藩自成一套修身体系，他继承了传统家训的精华，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发挥，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在了首要位置。曾国藩修身之道的核心是内圣外王，讲求内圣而修德，明理以修身，持家朴素勤俭，不求功名利禄，协调处理好多方面关系等。
（1）孝悌为本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孝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是至善的美德。《孝经》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其意思是说，孝是德与行的根本，教育感化就是从这里开始。曾国藩饱读经史，深深地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染，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和对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处理，更是强调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家族的优良传统。要成为一个孝友之家，曾国藩认为首先一条就是要对长辈“敬”、“顺”，他把一个家族兴旺与否和孝顺与否紧密的联系起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曾国藩自然也以孝敬父母作为首要义务。然而，他在年少时期就在外求学，之后又经过科考而进京任官，故一直不能照顾家人，因此，曾国藩的孝道则主要体现在他的千封家书中。
陆九渊
在曾国藩给父母的家书中，只有一个格式，即总是以“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福金安”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膝下”开头，结尾则多为“男谨呈”或“男谨禀”等。另外，曾国藩身在外乡时，总是会不是的向父母察告自己的现状，同时经常嘱咐兄弟、子侄来信察报父母的身体状况。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曾国藩把孔子的这一观念运用到了自己的家训之中，他把孝悌作为对子弟的最首要的期望，“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在曾国藩看来孝悌就是一个家庭的瑞祥，是一个家族和睦兴旺的最根本的因素。
曾国藩还用孝悌来维护其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他反复告诫诸弟“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在曾国藩看来只有把孝悌放在首要位子的家族才可能用不衰败。在实践中，曾国更是藩身体力行，无论是早年为官，还是后来他辗转军营，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孝道，以承欢心。尤其是他在经济拮据期间，虽然负债累累，但是在事亲这件事上，他丝毫不敢疏忽。他不仅是经常写信回家，询问家事，问寒问暖，并且借银寄回家中以周转家用。
王阳明
对于兄弟之间，曾国藩认为“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曾国藩作为兄长，用责任，用道德来表明对兄弟的爱，他认为，兄弟之间的友爱是为了维护家庭秩序，加强家庭的团结，兄弟之间要互相勉励共同进步，不能相互包庇，追求表面上的一致，而是要光明磊落并且要以诚相待。正如他在给兄弟的家书中写到的“余有错处，弟尽可一一之说。人之忌我者，惟愿弟做错事，惟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愿兄做错事，惟愿兄之不友。”
（2）勤俭持家
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家庭伦理思想的精华。“勤”就是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尽心尽力，孜孜不倦的行为和态度。“俭”是指对于物质财富的合理取舍。曾国藩认为，“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在他看来，勤俭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必备条件，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更是关系家庭、社会兴衰的大问题。其实，曾国藩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就把勤看作是人生第一要义，要勤就必须要戒惰，而“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要义”。天道酬勤，一个人无论资质如何，只要勤奋，持之以恒，才智自然会一点点积累起来，就如荀子所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曾国藩每天从清晨到深夜，不断地工作，很少休息，他自己批阅公文，很少让他帮忙，在他晚年右眼失明时期仍然坚持亲自批阅公文，写作日记诗文。曾国藩把勤作为修养身息的根本，治家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在教导子弟时，一个经常性的内容就是“勤”字，在他的家书、诗文、日记中，强调“勤”字不下百次。在曾国藩看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勤劳则可使之兴旺，懒惰则会使之败落，勤是一种道德精神，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对于“勤”的解读，曾国藩赋予了它丰富的内容，不仅包括早起勤作、刻苦求学、操持家务，还包括为人做事等等。他给夫人的一封信中提到“家中遇祭酒菜，必须夫人率妇女亲自经手......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孙皆依以为榜样，不可不劳苦，不可不谨慎”。曾国藩把勤俭看作是持家的美德之一，而勤俭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丝毫不能懈怠。
曾国藩
对于日常持家，他强调“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这样一来，积少成多，变废为宝，不仅能够省下些家用，还可以让家人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随着曾国藩地位的不断攀升，其家境也开始慢慢宽裕，他仍然要求子侄诸弟不能忘先人的艰难，并告诫他们要勤劳习苦。对于儿女的婚姻大事，曾国藩也坚持俭朴的作风。在他给父母的信中说道“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婚”。即使他在为弟弟曾国华办理丧事时，他虽然内心疼痛不已，但仍主张从简处置。曾国藩说过“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历史上因为奢侈而丧国败家的例子很多，无论是大家还小家、官宦之家还是农家，如果能够勤劳节俭，就能够兴旺发达；如果有娇气怠倦之习，就会最终衰败。回顾曾国藩的一生，他确实是言行一致的，他一生立人、治家、为官，皆悟守“勤俭”二字，并受益匪浅。
（3）立志高远
明代大儒姚舜牧说“凡人须先立志”，朱熹在解释“志”时说道“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就是说做一个具备儒家伦理道德的人。一个人成功的根基在于立志，曾国藩在给家弟的信中经常强调立志的重要性，“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在二十岁以前，曾国藩虽然读书十分勤奋，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其父曾麟书感到自己的所有才学都已经尽数教授给儿子，便将曾国藩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继续求学。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的眼见得到了扩展，为坚定信念，他痛下决心，毅然将原来的字伯涵改成涤生，“涤”即“涤其旧污之染”，而“生”就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
曾国藩经常在自己的诗作中抒发自己的高远志向，他的《感春六首》透漏出他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振翅高飞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就会引起九州的震撼；坚信自己就是长在深山中的巨材，终有一天会成为国家的栋梁。除此之外，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自己报效国家的志愿，然而，曾国藩并不是天生就有鸿鹄之志的，他的志向也是后天逐渐培养起来的。他的志向就是他一生立功的根本。从曾国藩的一生来看，他一生以儒学为本，决定从修身开始而后至平天下，这一志向确立的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从无到有，从懵懵懂懂到一清二楚。
第一个阶段二十岁以前的曾国藩胸无大志；第二个阶段获取功名以后的成蛟龙之志；第三个阶段是他的志向更趋于明朗化的阶段，最终，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民胞万物、内圣外王，而实现内圣外王的途径就是《大学》所言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因此，曾国藩经常教育兄弟子女要志存高远，他写道“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他要求子女兄弟立志要效仿圣人贤知，要求他们自己揣测琢磨、修炼身心来改造自己的品格气质。他认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因此，他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首先要立“坚卓之志”。在他看来，要做一个完人，所立的志向必须是“民胞物与之量”和“内圣外王之业”的大志向。
参考文献：《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家书》、《曾国藩评传》、《曾国藩传》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