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书谱

本幅为纸本，全卷由二十三张纸接成，草书，现存三百五十一行，全文约三千七百余字。首行题：“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末行题识：“垂拱三年（元改为三。公元687年）写记”，上钤“口口书记”一印。

前隔水有两段，第一段绫本，第二段绢本，上有题签，楷书“唐孙过庭书谱序下”八字。（末一字为下，详下文）黄绢与本幅间再接一小段纸。全幅中段184行与185行（原200行）明显由两幅接成，中缺15行，有浮签云：“汉末伯英下少一百六十六余字”。185-187行（原200-202行）下方残损，浮签书7字。216-217行（原231、235行）间缺3行。其他有多处重装裱后接缝。另146、147、148行装裱错置，原本应为133、134、135行。后隔水两段，第一段绢本，第二段绫本。

卷前后有宋徽宗（1100-1125在位）、南宋人、清孙承泽（1592-1676）、梁清标（1620-1691）、安岐（1683-1745后）、乾隆帝（1735-1796在位）、嘉庆帝（1796-1820在位）等收传印记。另有多方残印及骑缝印，骑缝印因裁切甚多，仅存印框边缘，印文皆无法辨识，部份可量测出纵长，钤盖位置大致有其规律。

《书谱》卷流传至今一千三百多年，最早记载于米芾（1052-1108）《书史》中，历代评论家大都认为此卷内容深得书法艺术的旨趣，而卷中优异的草书表现，又能得到王羲之（303-361）的真传，后人可以从此卷重建王羲之今草书的传统。全卷内容可分为四个段落： 

第一段，起始第2行至48行，评论古今特绝的“四贤”（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引述王羲之语，推崇钟张，羲之父子继之，又以两则故事证明子不如父，而王羲之兼钟张之美，为四贤之首，无或疑焉。从文字表面来看，似是延续梁代以来对王羲之地位的论辩，承袭唐太宗崇王之论，将王羲之推尊为古今第一。不过由后文文意分析，孙过庭应是藉王羲之与钟张在“博涉”与“精工”，“今妍”与“古质”的区别，尤其强调兼通各种书体的重要性。此后至126行，均以此为主要论旨，如评论时人：“或乃就分布于累年，向规矩而犹远。图真不悟，习草将迷。假令薄解草书，粗传隶法，则好溺偏固，自阂通规。讵知心手会归，若同源而异派，转用之术，犹共树而分条者乎。”（93-100行）以下更申论草书与真（楷）书之间互通之处：“草不兼真，殆于专详，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迴互虽殊，大体相涉。故亦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按指章草），涵泳飞白。（102-109行）并举张芝与钟繇为例，他们之所以能专精一体，乃是因为能兼善真草：“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至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使转纵横。自兹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111-116行）兼通各体，掌握各体原则之后，就可以追求各种书法表现，配合适当的环境与心境，自然可以达到“神融笔畅，畅无不适”的境界。（127-140行）

第二段重点在阐述编录《书谱》的原则，举出“……不藉编录”，“……今之所撰亦无取焉”，“……殆难覶缕”，“……无俟抑扬”，“……又亦略诸”，“……非所详焉”，“……宜从弃择”七类不拟收录的文献，包括常俗所见的羲之《笔阵图》七行，浮华不实的诸家势评，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章，以及其他虚诞诡异或非训非经之论，而从对初学者实际书写有帮助的“执、使、转、用”的方法入手，使学者“窥其根源，析其枝派”，以简易明确的理论启发学者。（146-202行）

第三段举出“据为宗匠，取立指归”的临学的范本，则以王羲之《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等“真行绝致者”。临习时须著重内在的心理因素（情与理），而非外在的形体。（202-228行）

第四段论书法学习的进程、态度及境界。初学者当精熟规矩法度，经过平正—险绝—平正的阶段，达于人书俱老的通会之境。在心态上，不“自矜”、不“自鄙”，精心考察，取法古贤。奠定基础后，再超越个人的局限，调和用笔的劲速与迟重，骨力与遒丽，质直与刚佷，广博兼通，抛却古人规矩，展开自我的探索。（228-329行）

最后感叹知音难寻，讽刺时人之不识，而有撰写书谱的构想，并说明全书的构成为：

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或存观省，缄祕之旨，余无取焉。

由于孙过庭在卷末有“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第其工用，名曰书谱……”。之语，卷首题名：“书谱卷上”，却无卷下的题名，此外，宋代以来的著录，如《宣和书谱》著录御府所藏为“书谱序上下二”，周密《云烟过眼录》著录“焦达卿敏中所藏”云：“唐孙过庭书谱真迹上下全”，文嘉《钤山堂书画记》云：“孙过庭书谱一。上下二卷全，上卷费鹅湖本，下卷吾家物也。……别本云真本，惜不全”。这些记载不够明确，以致历来论者对于此卷的分卷，以及是否为完本有不同解读，一说原为两卷，上卷为“序”，下卷为“谱”。上卷“序”即今卷，装为两卷，旧藏于徽宗内府，后来合装为一卷，下卷“谱”已亡佚或未及完成。一说今卷即为完整的全文，原分装为两卷，后来合装为一卷。由上述内容分析，此卷以近于骈俪文体论述撰写《书谱》的意旨，并没有具体的谱式或彙集古代文献的谱录。另外从第二段提到编录《书谱》的取舍原则来看，也像是将有所作的语气。此卷为述说撰写《书谱》宗旨的序文，应是较为合理的推论。后世著录的“上丶下卷”则是指今卷原本分装为两卷，并非孙过庭自述的“二卷”。

孙过庭（约活动于七世纪后半），字虔礼，吴郡富阳人，幼年岀身寒微，四十岁入仕。遭谗言构陷，乃恬然养心，不问俗事，立志著述，探究性命之理，后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知友陈子昂（656-695）为撰墓志铭，并作祭文，感叹他有志不遂，提及书法造诣云：“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侣，岂图此妙未拯，中道而息，怀众宝而未摅（舒），永幽泉而掩色……。”“称颂他上追钟繇，可惜中道而卒，未能完成书法事业的追求。唐代后期，张怀瓘（活动于八世纪前半）《书断》列其书于“能品”，云：“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儁拔刚断，尚异好奇，尝作《运笔论》”。又指出他“伤于急速”的缺点。北宋末，《宣和书谱》称赞他：“善临模，往往真赝不能辨，文皇尝谓过庭小字（或作子）书乱二王，盖其似真可知也。”对于张怀瓘所指缺点，认为：“落笔喜急速，议者病之，要是其自得趣也”。

《书谱》中对王羲之的谕扬，反映出孙过庭综合性的书学主张，包括要广泛的学习各种书体，书法内容与外在形式的配合，古人法度与自我风格的追求，各种笔法的折衷调和等。本卷书法也印证了这种综合性的特质。例如对于古今沿革，主张：“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5-20行）卷中则是在以王羲之妍美书风的今草体中，参杂较为质朴的章草，运笔往往由提笔中锋突然转变为重捺侧锋，29行“谢安素善尺椟（牍）”，30行“子敬尝作佳书”，56行“重若崩云”等，在结字与笔意上，都有古今之别。另外前人批评他“喜急速”，不过《书谱》全卷不尽然是急促快速的用笔，他说：“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能速不速，所谓淹留，因迟就迟，讵名赏会，非夫心间手敏，难以兼通焉。”（279-286行）即指调和运笔的速度与韵律，兼有“超逸”与“赏会”之美，全卷整体来看，前段运笔多平缓内敛，后段则快速奔放。而各行间与段落间也穿插平缓与奔放的变化。此一变化固然是书写时有意为之，也可能是随蓍书写精神状态自然产生的，本卷总计三千七百余字，分别以二十三张纸书写，不过并非在同一时间完成，间隔数纸间会重覆出现平缓而奔放的现象，平缓者沿著摺行而书，奔放者则字形加大，多跨越摺行，形成特异的“节笔”。

另外由其中改误点去衍文之处来看，显示多次推敲、謄抄及修改的痕迹，并非一次完成的定稿。通观全卷有下列七处标示衍文点去（少数添改不计）：

（一）第1纸第6行，衍文“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九字点去。

（二）第5纸16行至第6纸1行（全卷第83-84行），衍文“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或劳”十七字点去，另书于第17纸34行（全卷第266-267行）

（三）第8纸第9行（全卷125行）衍文“嗟乎盖有学而”六字点去，另书于第17纸第1行（全卷第264行）

（四）第10纸第4-5行（全卷第152-153行）衍文“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十八字点去，另书于16-17行（全卷第164-165行）。第11纸第17行（全卷182行）又有衍文“其有显闻当”五字。

（五）第11纸第1行（全卷第166行），衍文“心之所达不”五字点去，另书于第12纸第3行（全卷第187行，今缺）

（六）第15纸第11行（全卷第242行）衍文“学不如老”四字点去。

（七）第18纸第2行（全卷第282行）衍文“专溺于迟”四字点去。

由上述几处改误的情况来看，也可推论在书写本卷时，几经换纸重抄改写，重抄时因误看旧稿而有重覆书写的情形，又或因非一时完成，精神状态不一致，因此出现书风的差异。部份字体较粗放，行间疏密不匀，或跨摺行书的情形，皆因对旧稿有所増删，在固定一张的幅度中所作的调整。

本卷流传考为：北宋时在王鞏家，转归王诜。后入宣和御府。元初在赵与懃、焦敏中（活动于十三世纪后半）家，后经虞集（1272-1348）之手。明代前半卷为费鹅湖藏，后半卷为文徴明藏，后入严嵩家，两半卷合装为一卷。严氏籍没后归韩世能。明末清初流落市贾，1650年孙承泽购于“西川士夫”家，后辗转经梁清标、安岐收藏。最后入乾隆御府以至于今。

此外由收传印记及其他文献，尚可补充以下资料：

（一）本卷前隔水与本幅徽宗双龙圆玺下方，今已辨识为“南昌县印”，参阅台北故宫院藏怀素《自叙帖》，兰千山馆寄存怀素《小草千字文》，辽宁省博物馆藏欧阳询《千字文》也有此印，并由《自叙帖》钤盖情形，可推知为南宋时所钤，与南昌县官府有关。

（二）元至元十三年（1271）冬十二月，杭州南宋内府所藏文物运至京师，王恽（1227-1304）适调官都下见之，记载于《书画目录》。

（三）明代吴宽《家藏集》收入《跋孙过庭书谱》一则，称“当永为洑溪书堂所藏”，知曾为徐溥（1428-1499）收藏。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