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景德镇的工匠创造了驰名中外的陶瓷文化,如果我们翻开景德镇的制瓷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景德镇的瓷器不仅是提供给人们生活日用的一种手工业产品,而且也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内涵及审美形式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是寓意在生活的文化之中的。而且在景德镇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工匠们的新的创造,如宋代的影青瓷,元代的青花瓷,明代的青花斗彩瓷与大明五彩瓷,清代的粉彩与珐琅彩等等。这些陶瓷产品不仅表现技法和使用的彩绘材料各异,而且题材与装饰方法也充分的体现了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哲学观与审美观。而这一切的表现技法和精神内涵都是机械生产不可能取代的,现代化的机械产品,固然可以做到高效、标准、规整、理性,但机械化过程的技术,是与人自身的情感体验及审美无关的,而且大量的重复制作与重复性的标准操作方式,摸平了陶瓷器皿中的个性化劳动,蕴含在其中的精神内涵也被简易化,单一化,冷漠化。这是景德镇的工匠们难以接受的,也是长期热爱景德镇陶瓷艺术的人难以接受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景德镇一方面在开展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另一方面却在手工技艺方面做进一步深化的探索与改革,具有改革精神的工匠们试图让其向艺术靠拢,而景德镇陶瓷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也为这样的探索提供了条件。
在这样的历史与背景下,,当政府在景德镇兴办陶瓷企业和现代陶瓷教育之时,却出现了一批民间的文人工匠。在景德镇的陶瓷历史上虽然出现过不少的能工巧匠,绘制过许多精美的陶瓷艺术,但在历史上却很少留下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很少有这样的自我意识。但民国期间的文人工匠却不一样,面对强大外来文化的冲击,他们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和以往的工匠最大的区别就是向文人画家靠拢,试图在瓷器上表达艺术,也试图追求和文人画家平等的地位。他们不再只甘愿描摹,也不再只甘愿从属于瓷器的实用性,他们在陶瓷上绘画,写诗,表现书法,在瓷器的地款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图章等等。
翻开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在民国时期,一方面是景德镇陶瓷业的不景气,另一方面却是景德镇陶瓷美术创作最辉煌的时期。王琦、王大凡和汪野亭当时还获得了巴拿马金奖,为中国的陶瓷艺术在世界上争了光。他们的出现虽然没能把景德镇的陶瓷业从萧条中拯救出来,但却传承和发展了景德镇陶瓷的手工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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