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隔十年推出的最新小说《庆祝无意义》里，85岁高龄的米兰·昆德拉在书名上，和读者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评论家刘绪源在日前上海举行的该书发布会上就不禁疑惑道：这个书名，到底是理解为庆祝这个“无意义”，还是庆祝本身无意义？正可谓应了昆德拉“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名言，当我们为这个“无意义”殚精竭虑时，似乎能听到昆德拉正在发出戏谑的笑声。
早年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的采访时，昆德拉就曾提到关于书的命名：“我的每部小说都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或《好笑的爱》来命名，这些标题之间可以互换，反映出那些为数不多的主题。它们吸引着我，定义着我，也不幸地限制着我，除了这些主题，我没有什么可说或可写的。”昆德拉也确乎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始终不曾改变地书写着生存、意义、玩笑与爱这些主题。而这一次，他要为“无意义”点赞。
事实上，新书书名的重心，就落在“无意义”这个带有浓厚戏谑、反讽意味的形容词上。怎样体现出昆德拉要表达的这种意味，正是摆在该书译者，法语文学翻译家马振骋面前的一大考验。他和编辑之间曾有过多次探讨，也想过一些其他的书名，比如“无意义的盛宴”、“无意义的纪念”，但对应小说内容，乃至昆德拉关于小说的阐述，昆德拉认为，这与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意味相差比较大。最后，他才冒着风险，译作“庆祝无意义”。
但《庆祝无意义》，是否只是唱给“无意义”的赞歌？至少从表面上看，的确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这部法文版只有141页的小说，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是昆德拉的游戏之作。围绕着巴黎卢森堡公园这个舞台，阿兰、拉蒙、夏尔、凯列班四个好朋友轮番登场。顺着他们的脚步、他们的生活故事、他们三三两两的谈话，引出了巴黎街头的花季少女，市民热捧的夏加尔画展，斯大林二十四只鹧鸪的玩笑，尿频尿急的苏维埃傀儡主席，自杀未遂却杀人的母亲……小说舞台里上演的，就是一幕看来意义不大，或根本毫无意义的人间喜剧。
然而，正如评论家吴亮说的那样，不宜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意义的有无。在吴亮看来，就像昆德拉被广泛使用，同时也被广泛误解的“媚俗”这个概念，“无意义”这个概念，也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很显然，意义是根据时间、空间的迁移而变化的，无意义，也不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意义。”
那么，无意义，究竟在何种情境下才有意义？在新书里，昆德拉说：“在我这个无信仰者的词汇里，只有一个词是神圣的，那就是友谊。”但四个主人公的友谊，恰恰如书评人思郁所说，建立在他们对共同话题，尤其是与斯大林的笑话有关的话题的关注之上。因为这个笑话启发了他们排练了一出关于斯大林的木偶戏，将这位死去的独裁者用另一种方式复活，讲述他统治的荒诞属性。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在眼下这个沉重的历史似乎已永远离我们远去的时代，昆德拉为何在小说的几个章节里，一再重提有关斯大林的笑话？难道这样的戏谑、反讽，有其实质性的意义？以思郁的理解，四个主人公并无明显的个体属性，他们面目模糊，与其说四个人物，倒不如说代表了不同时代对斯大林代表的极权主义的态度。“换句话说，《庆祝无意义》中真正关注的主题仍然是昆德拉的极权主义经验。这恰恰也是这本小说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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