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评论派”欺世盗名冒充“红学”35年闹剧，该收场了（之五）
五、1923——1953年“新红学”的继续发展，及其历史局限性
在“新红学”形成后的若干年内，既取得了发展，又出现明显的局限性。
（一）“新红学”在胡适、俞平伯之后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新红学”形成后，又有一些发展，特别是出现一个对“新红学”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周汝昌。周汝昌于1953年出版《红楼梦新证》。周汝昌及其他学者使“新红学”细化，形成四条“新红学”支脉：
1、“曹学”——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考证 “曹学”，即是研究曹雪芹和其“历史、社会背景的问题”。[1]
在胡适考证曹雪芹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又进一步考证了曹雪芹的生卒日和生日。研究了曹雪芹的家庭、家世。研究了曹雪芹祖籍等等。
2、“版本学”——对本子的发掘和研究
“版本学”，即是指研究“原著本子、思想被（程高）篡改的问题”。[2]
1912年出版了戚序本《石头记》，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石头记》，其后又发现了庚辰本、蒙府本、己卯本等早期曹雪芹著作的本子。许多学者对这些本子都进行了研究,
3、“探佚学”）对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及全书结尾的探佚
早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中就列有了一章——“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开展了对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及全书结尾的探佚。后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探佚学”，即“探求亡佚”，是指根据脂评和前80回后“为伪续者篡改、歪曲了曹雪芹的头脑和心灵”的曹雪芹的“本来的意旨、构思、社会观、人生观和美学观的真相”。 [3]
4、“脂学”——对脂砚斋及其批语的研究
因曹雪芹著作的早期抄本，带有脂砚斋批语，因而开展了对脂砚斋是谁的考证，及对脂砚斋批语的研究，统称为“脂学”。因脂砚斋斋批语“对研究作者（曹雪芹）思想、艺术、文笔、构思、心理、美学……提供了大量的极可宝贵的第一手材料。”[4]
首先必须指出：“红学”，无论“新红学”，还是“旧红学”，研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都认定曹雪芹著作——《石头记》（《红楼梦》）——是一部“隐”有“真事”的“奇书”，必须进行“考索”，以了解其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真人”“真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索隐派认为其背后隐写着与皇宫有关之事，而考证派自传说，则认为小说本身所隐写的就是作者曹雪芹的家事。然而，无论索隐派，还是考证派自传说，对自己的结论都得不到证实或验证，因而都没有达到成功的彼岸。
新、旧“红学”家尽管都在“考索”上花了大量心血，但都以失败告终，原因何在呢？
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就客观原因而言，由于清代统治阶级，特别是乾隆朝时期，大搞“文字狱”，与此同时对历史档案做过大量删削与篡改。曹雪芹著作《石头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如“风月宝鉴”那样的“奇书”。一方面《石头记》中包含着大量“谜”——内“隐”着“真事”，另一方面，由于乾隆大量删削与篡改历史，这些“真事”已在历史文献中大多被删削篡改，使得《石头记》中的隐事，难以从史料中考证出来，自然对于《红楼梦》的“考索”，带来极大困难。
就主观原因而言，早在1912年就出版了戚序本——该书书名不叫做《红楼梦》，而叫做《石头记》，只有八十回，但带有脂砚斋批语。其后又相继发现了甲戌本等多种曹雪芹著作早期抄本。——这些抄本与市场上流行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都带有脂砚斋批语。作为红学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完成如下两件工作，而又由于这些“红学家”自身研究方法的缺欠（采取的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研究方法），又使它无法完成这两件工作，也就无法摆脱自身的困境。
1、“新红学”在版本学上作出重大贡献，但是最终也没有认识到程高本《红楼梦》是阉割、篡改本，仍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致使“红学”发展受到极大局限
由于曹雪芹著作有两套版本系统：一种是早期的只有八十回的脂评本，一种是百二十回的程高本，因而确定哪种本子是曹雪芹的真本、原本，哪种本子是删削、篡改本，意义重大。然而不幸的是：红学家们因采取的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局限性极大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完成这一正确分辨真、假本子的工作。因而也就不可能摆脱将程高本——实为对曹雪芹真本、原本的阉割、篡改本——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就使得红学家们，虽然研究目的是考索出“隐”于曹雪芹著作中的“真事”，但是使用的却不是曹雪芹的真本、原本，而是伪本、篡改本，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无法达到目的。
2、不能确定脂砚斋是谁，便找不到解开《红楼梦》中大量“误谬”的向导，而按照“新红学”的研究方法，无法胜任此项工作
虽然“脂学”是“新红学”的一个分支，“新红学”研究人员在“脂学”上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最终没有确定“脂砚斋是谁”，始终没有摆脱“脂砚斋”是曹雪芹之外一个人的观点。不能确定脂砚斋与作者到底是怎样的关系，也就无法将脂砚斋批语作为自己研究曹雪芹著作的向导。
“脂砚斋到底是谁”成为“新红学”的“死结”之一。
曹雪芹著作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宫”，没有向导，怎么可能不在途中谜路？
“新红学”无法确定两套版本系统何为真？何为假？不知怎样考证脂砚斋到底是谁，盖源于“新红学”所遵循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形而上学，恩格斯曾批评道：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5]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考证派自传说”（“新红学”）同“索隐派”（“旧红学”）相比，是一种较进步的学术。因而在胡、蔡争论中，胡适能够占上风，一度成为《红楼梦》研究领域的主导力量。然而“考证派自传说”（“新红学”）限于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局限性，不能完成彻底解开曹雪芹著作中到底“隐”有怎样“真事”之“谜”的任务，最后仍像“旧红学”那样，摆脱不开自身严重的缺欠及困境。
（待续）
[1] 见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2] 见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3] 见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4] 见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5]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8－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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