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贵族政治的形成、发展及崩溃
---读何怀宏《世袭社会：西周至秦秋社会形态研究》
赵汀阳曾在他的《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提出，政治是基于对权力反思的权力斗争，而不仅仅是权力斗争。自然秩序是别无选择的，人为的秩序才意味着可以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在国家之前的社会秩序是以自然生成的秩序为基本依据的，对于那些符合自然本性的自发生活秩序，人们只会看做是本来如此的事实，不会去想也想不出理由去反对自然秩序。只有当人们创造了人为规则，由此发现可以创造各种可能世界，以至于发现各种规则制度的理由无非是主观意见，而并没有什么必然根据，这才产生了政治思维。人的自由意味着与自然的决裂，而建立不合自然之理的人为制度，正是政治的开始。等级分化也是从原始族群中产生，而且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这也是整个社会类社会发展的事实。所以最初的政治，就自然而然从维护等级制开始发展。
在西周之前的政治制度虽然现在的研究尚没有清晰的展现，但通过地下考古及对甲骨文的研究，人们多少还是有一些认识的。夏王朝究竟怎么样，现在没多少直接证据，但商王朝的面容虽然模糊，还是存在一些证据的。比如它的历代王系，比如它的征伐等等，就商和周的区别来说，商对天和鬼的敬畏多于周，商的政治继承并无绝对的规定，兄终弟继与父死子继并存。而周的有德者占有天下的观念已经明显区别于商，继承制也完善了许多。从这方面来说，商的政治观念可以认为与自然秩序较接近，而周的政治观念已经是属于设计过的人为规则，是比起商来更为合理的政治秩序。
周以小邦克大邑商，本身的统治力也确实悬，因此它必须有能够说服其它诸候服从它的强有力理由，它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领导岗位乃有德者居之，它能打败商族，是因为它拥有顺从上天的德性，对待其它诸候更加仁爱。
周建立初要统治广大地域的华夏，显然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周族为了低成本实现对华夏至少名义上的一统，它必须有新的政治设计。周初的封建诸候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提出来的，正如傅斯年指出的那样，西周的封建其实是开国殖民，不仅意味着地域，还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周初时候的中国，周人面对的是一片广阔、蛮荒的地土，所以当时的分封建国，并不是可以安享其成，而要筚路蓝缕地去开基立业，当时的所谓“授土”大概只是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所以各方诸候都有相当大的自主力。这种政治上的创新，为华夏各族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正是鉴于周初封建的这种情况，得人就要比得地更重要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到分赐给鲁公、康叔、唐叔的不仅有地域、礼器，还有可供服役的部族，比如分给鲁候伯禽的有六族殷民，分给卫候的是另外七族殷民等。所以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通过这些重新分配的人口去边远地方开土殖民，融合当地部族。杨希枚就认为古代的赐姓制度，实际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故而西周的封建在最初的时候较多地带有一种武装殖民的性质，但不单纯是征服和掠取财富，而主要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形式，整合新的族群，发展和扩散华夏文化。
在这个基础上，又制订了维护它的二个基本制度，一是体现“亲亲”的宗法制度；另一个就是旨在肯定和提醒这种等级名分关系的巡守朝贡制。
把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里的解释，因果倒置一下，与事实是挺合的。周代确定的传子之制，不以贤，而以嫡子中的长子继位，目的就是息争，“任天者不争，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以嫡长子资格继承王位的天子是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弟与庶母兄弟则被封为诸候，是小宗；诸候在其国内对卿大夫亦是这种大宗对小宗的关系，小宗都要拱卫大宗，诸候都要拱卫天子。这就把“尊尊”与“亲亲”结合起来，天子、诸候都是世袭，这是为了稳定，卿大夫与士则不世袭，这是为了“贤贤”。
西周初至春秋时期，卿大夫在实际中虽然没有全部严格世袭，但可以说是“世选”，即诸候的执政官员，基本上来自世族，所以也可以算是一种变形的世袭。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上层社会，是血而优则仕，它的选贤礼能也仅限于贵族阶层，与下层的对流基本上没有，因此，可以说西周政治基本上是一个贵族政治，即一个各种资源都联为一体并由上层控制的社会，完全可以称为“世袭社会”，这是也是本书作者的一个主要观点。对此我非常赞同。
西周的贵族政治，实则上就是一种等级制政治，但它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理想形态是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的“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这个社会是一种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这尤其影响了此后中国二千年的政治走向。显然，精神文化与价值体系在古代中国比在古代西方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初始的差别，可能也是后来中西历史发展走上不同路径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周政治的形态与其最初的情形是相适应与匹配的，但随着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从原来的富余，渐渐的越来越稀缺，即使作为同样的血统的贵族阶层，也要产生竞争了，从尚礼到尚力的转变就是不得不为之的了。
秦统一六国后，诸候制与郡县制之争，其实也是这种资源分配模式之争，后来郡县制的胜出，其实也意味着庶民对于贵族的胜利，因为在古人所说的郡县制，除了加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力这一政治涵义之外，还有一层变世袭为选举，变封闭为流动的社会涵义，这后面也隐藏着一种具有实质平等涵义的普遍保存生命的原则，而另一方面还有以流动求优秀的涵义，以及一种具有形式平等涵义的选优原则。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是与资源的稀缺及更加合理分配资源是相关联的。
读完本书，可以对于西周至秦汉的社会形态变化有一个清晰及直观的了解，令人受益匪浅。这对于加强理解后世的社会变迁也有莫大帮助。
《帝国的前奏》
名为二十五史通讲，其实算不得讲，只是把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期间的历史作了一次梳理，把这些故事通俗化的重写了一遍，没有什么作者的见解。
《战国非常人物：揭开尘封的历史内幕》 云海孤月著
历史在不同观念的烛照下显示出它的另一面，这部著作也主要讲解了从三家分晋到苏秦合纵这一历史进程，但是这书和《大秦帝国》几乎翻了个转，对里面的历史人物评价，完全不同。从赵襄子、吴起到商鞅、张仪及赵武灵王、孟尝君、苏秦，被作者讽刺了个遍。这样的历史写法缺乏温情与理解。此外，除了史实的铺排，就是些大而不当的议论，虽然看似写得俏皮，却实在不够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