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诸葛亮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为蜀汉立下了汗马功劳,“鞠躯尽瘁,死而后已”,使他成为功业彪炳的千古名臣。在他辉煌的一生中,几乎计无不中,谋无不成,近乎神,加之他本性谨慎,除“失街亭”、“兵屯渭南”外,很少有人论及他的失误。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蜀汉政权的自隆中出山到秋风五丈原主要领导者之一,数伐曹魏,为蜀汉政权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是封建中国士子“为师”、“为将”、“为相”的完人,“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化身。
诸葛亮一生辉煌,鲜少有人论及他的失误。然而,为什么三国时期蜀汉政权最先灭亡?细读《三国演义》及《三国志》后不难发现,诸葛亮也有不审时度势、穷兵黩武、用人失误等多方面的缺憾。
领导对组织管理的好坏具有决定性影响,是组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目标的领跑者。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诸葛亮在领导行为上的战略失误、自知不足、不善育才、不当用人、不善授权、不善纳谏等领导过失,导致蜀汉最先灭亡。诸葛亮的种种管理失误为现代中高层管理者带来诸多启示。
战略是指组织发展的全局方略,是组织实现目标的重大方针与计划,正确的战略是组织走向成功的前提。诸葛亮在隆中制订三分天下的战略为蜀汉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其后荆州战略失误为蜀汉灭亡埋下失败种子。
荆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其处要冲,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曹、孙、刘要吞并四海称霸天下,都必需先占据荆州。诸葛亮以惊人的智慧,绝妙的策划,在赤壁大战中捷足先登,一举夺取了荆州,并以此为基地,随后取得四川和汉中,初步实现了隆中战略,实现三分天下的局势。
然荆州“东有孙权,常怀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鲸吞”。当四川吃紧时,刘备授意诸葛亮将荆州交给心腹关羽,守荆州责任重大,关羽接印,诸葛亮擎着不授,又语重心长地叮嘱半天。这一动作表现了诸葛亮的忧虑,他清楚关羽的致命要害,把孙刘联盟,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一再告诫关羽,最后诸葛亮还是听从了刘备的意见,显示出诸葛亮对当时局势估计严重不足。
最后做出令关羽攻打樊城的决定,结果樊城未下而荆州失守,关羽败亡。刘备听说关羽被杀,执意出川讨伐不该讨伐的东吴,破坏联吴抗曹战略决策,诸葛亮仅点到为止也没有拒理力谏,以致刘备之败。本来刘备进位汉中王后,诸葛亮应建议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加强荆州的防卫力量,才是执行隆中决策的正确方针。诸葛亮战略失误,使荆州地失人亡,因而夭折了隆中战略。
纵观荆州之失全过程,关羽的责任是次要的,主要领导责任应由诸葛亮承担,诸葛亮一生事业没有取得最后成功,与荆州战略失误存在直接的关系,荆州地失人亡标志着蜀汉由盛转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意失荆州”。
宋朝司马光说:“诸葛亮自负才能,逆天而行,自取败之也。”诸葛亮朋友司马徽也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天”则是历史规律,只有遵循,无法抗拒。首先,诸葛亮后半生缺乏对蜀汉实力与环境的自知,匡复汉室的时机与实力已不存在:
1.三国统治集团中蜀汉最弱
失荆州及刘备死后,蜀国由盛转衰,统一天下已不可能。
2.对手十分强大
仅以一对手司马懿为例,诸葛亮自知有了司马懿,出师必不利,故听说曹睿封了司马懿后大惊:“必为蜀中之大患。”后听说司马懿被罢官又大喜。司马懿被封为平西大将军后,诸葛亮则“顿失跌足,不知所措”。
3.蜀魏百姓均已厌战
长年战争难得一时平静,而诸葛亮却要连年北伐,也是逆天而行。其次,诸葛亮对自身认识不足。在五次北伐失败之后,六出祁山之前,谯周又奏种种不祥,劝其谨守待时。而诸葛亮不顾一切,坚持出征。六出祁山是他最后的北伐,成功寄托在上方谷,然而又是“天不祚汉”,司马父子濒死而得救,诸葛亮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他之后,姜维继承遗志,九伐中原,最后也连连失败,三国“分久必合”,一统于晋,诸葛亮和姜维都没有改变蜀汉的命运。
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因为无论领导者将来晋升或退位,总是需要人才接替,且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聪明的领导,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除依靠自己的才智之外,更重要是借助别人的力量。
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培养人才有利于加强下属的参与管理,将繁琐的较小的工作交给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算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人才队伍,有五虎上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人,但这些人都有其缺憾:关羽骄矜自大、张飞脾气暴躁、魏延难以驾驭、马谡性情轻狂,他们给西蜀带来一次次的致命打击。
首先,未选拔任用才能超过自己之人。虽然他从下层提拔了蒋琬、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三国志》之作者陈寿评曰:蒋琬、费祎“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其次,不锻炼人才。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领受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只要输,不要赢”,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薄”,这种战术完全莫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智慧垄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用人之道,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前已论述,诸葛亮非常清楚荆州之重要,然而诸葛亮对守荆州人员方面的严重估计不足,做出关羽守荆州,导致荆州地失人亡。让马谡去守街亭,表面看来马谡失街亭及被斩都是咎由自取,但因此把马谡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庸才”的代名词,是不公正。马谡是个人才,街亭之战以前,参军马谡跟随诸葛亮多年,屡出奇谋,克敌制胜,为蜀军立下过大功,比如献计征服孟获,离间魏帝与司马懿。
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而诸葛亮却把他推到了主将的位置,而且事后还反省自己,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失当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领导工作千头万绪,极为繁杂,如果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即使有三头六臂,也会应接不暇,难免事与愿违,所以领导必须学会正确授权。
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在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刘恒皇帝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候;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史记。陈平传》)
陈平、诸葛亮是当时的高官,作为领导者,一个重要职责是“授权原则”,把精力集中在重要事务,下属获得一定的职权和责任,就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成就,在成就感的激励下取得更大的成就。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一定要在各个方面都比别人强,而在于具有调动下属积极性。不授权的领导不仅对领导者本人不利,他的下属还会感到自己不被信任,独立创造力不能得到发挥,因而会失去工作的积极性,这种领导方式还会失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机会。
赏罚是领导的重要手段,赏罚不明,百事不成,赏罚若明,四方可行。赏罚分明,体现了褒扬贬抑,指示了人们行为的方向,强化正义的进取,弱化错误的选择。赏贵信,罚贵必,赏罚应公平。
诸葛亮赏罚不明:
首先,罚不平。关羽华容道放曹操,事先立下军令状,但因刘备求情“昔吾三人结义时,誓同生死,今云长虽犯法,不忍违却前盟,望权记过,容将赎罪”,诸葛亮就饶了关羽,放纵了关羽,以致后有荆州之败。
其次,赏不信。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赵云与邓芝为疑兵,因诸葛亮错用马谡,北伐失利。赵云、邓芝在兵弱敌强的形势下,“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退军无损失,却被诸葛亮贬为镇军将军。
诸葛亮在视察时发现兵将、军资无损,从邓芝口中知道是赵云”亲自断后“,才使”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的实情后,也只是以赵云将士保存下来的”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而赵云则以”军事不利,不应有赐“谢绝,建议全部充府库。军事失利完全是诸葛亮拒谏、固执、独断专行用个人爱将马谡为先锋所致,赵云为补救他用人的失误亲自断后以保将士、军资无损撤退,本应是有功将领,诸葛亮却推卸责任将其贬职,即使知道了实情,诸葛亮也不肯为赵云恢复原职,这就不仅有知过不改的错误,而且更有错上加错之嫌。可见,诸葛亮赏罚不明。
政军统帅的诸葛亮不善于纳谏,不能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以致做出多次错误决策:
第一,平定南中时,诸葛亮开始并不接受马谡“攻心”战略,采用武力镇压的手段,待遇到严重阻力后,才想起马谡“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建议。
第二,北伐时,大臣曾反对诸葛亮与降魏的叛将孟达通好,指出“孟达小子,昔时振威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复之人,何足与书耶”。可诸葛亮宁肯不用国内有才之人,对叛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欲“诱达以为外援”,与书孟达,但孟达“无款诚之心”,始终不愿作为诸葛亮北伐的“外援”朋友,给了无可奈何的诸葛亮当头一棒。
第三,北伐时“数有战功”的魏延亦提出过亲带精兵五千奇袭长安,率领主力出斜谷,一举而定咸阳以西争长安、占关中的正确建议,却被诸葛亮以“危计”拒绝,以后也一直不纳魏延之建议。
第四,马谡是诸葛亮深为器重提拔的青年将领,刘备生前就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第一次北伐,“论者皆言宜令为先锋”的应是“宿将魏延、吴懿”等将领,而诸葛亮却拒“众意”,固执地任用马谡为先锋,“统大众在前”,导致街亭惨败,枉送了一大批将士的性命。
诸葛亮出师二十几年,对蜀汉的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但由于其自负的心态,过于谨小慎微和保守的性格,无论是用贤纳谏、南征平叛,还是挥师北伐等,都曾犯有严重的领导错误,特别是蜀汉建立后没有把国家重点放在与民休息、发展生产、政治改革、精简机构、用贤致治,导致统治集团日益腐败、社会动荡、矛盾加剧,从而加速了蜀汉的灭亡,当然蜀汉最先灭亡不是诸葛亮个人所愿意看到的,但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文/千里草;来源:世纪名堂;如涉及版权请告知,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仅供参考、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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