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特别是它的城市——从很多绝妙发明中受益。各个社会慢慢地积累了一些非凡成果,包括拱桥、沟渠、钢刀、吊桥、水车、纸、植物染料等等。这些创新都是以试错的形式实现的。某些成果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传播到其他国家。这种几近随机的进步方式被科学这项工具改变了。通过系统地记录观念的论据,研究事物发生作用的成因,并且谨慎传播已证实的创新,科学很快成为世界前所未见的最伟大的新事物制造工具。对于一种文化而言,科学的确是更加出色的学习方法。
科学有助于快速产生很多发明,一旦它降临世间,人们就拥有了优良工具推动自己飞速前进。这就是大约从17世纪开始西方所经历的事情。科学像投石机一样将社会抛入快速学习的轨道。到18世纪,科学引发了工业革命,城市在扩张过程中取得显著成就,人们的寿命增加,文化水平提高,新发明的速度加快。
但是有一个疑问。科学方法的必需要素是概念性的,技术性相当低,它被用于记录、分类以及通过试验检测理论的论据和时间。为什么希腊人和埃及人没有想到?今天一位时间旅行者可以回到那个时期,在古代亚历山大或者雅典传授科学方法,困难不大。但那时的人们会接受吗?
也许不会。对个人来说科学是有代价的。如果主要是寻找改善目前境况的更好工具,那么与人分享成果带来的只是边际收益。因此,对于个人,科学的收益既不明显,又不会马上显现。科学需要一定密度的空闲人口,他们愿意为了光明的未来而共同面对失败,承担失败的代价。这种空闲的产生来自前科学时期的发明,例如犁、磨坊、畜力驯养和其他为大量人口带来稳定的食物盈余的技术。换句话说,科学需要繁荣和人口。
没有科学技术的主导,不断增长的人口遇到“马尔萨斯制约”时将自行崩溃。而引入科学作为指导,不断增长的人口将产生正反馈环,其过程为:更多的人参与科技创新,购买成果,推动更多创新,这会提高人们的营养水平,带来更多盈余,增加人口,从而使循环扩大。
正如发动机控制燃料燃烧、将内部激增的能量用于驱动机器一样,科学控制人口增长,将它引发的爆炸性能量用于推动社会繁荣。人口增长,社会也随之进步,反之亦然。两种发展显示出紧密联系。
现代社会人口增加同时生活水准下降的例子有很多,目前非洲部分地区就在发生这样的现象。另一方面,纵观历史,很少见到人口减少推动长期的财富增长,相反,几乎总是伴随着财富下降。即使在黑死病造成人口大幅减少的时期,当一个地区30%的人口死亡时,生活水准也没有出现相应变动。在欧洲和中国很多人口过多的农业地区,当竞争减少时,繁荣程度上升,但是商人和上等阶层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这个时期存在生活水平的再分配,但没有净增长。黑死病的例子表明,人口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显然,进步的根基深植于科学和技术的结构化知识。不过这种正向发展似乎还需要大规模增加人口。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相信,就全球范围而言,社会进步的根源就在于人口增长。根据这个理论,为了使人口增长超越马尔萨斯制约,我们需要科学,但最终驱动科学并导致繁荣的是人口数量的增加。在这个良性循环中,人类经过思考创造更多发明,相应地也购买这些发明,包括工具、技术和方法,这又支撑了更多人的生存。因此,更多的人类思想等于更多的进步。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把人类意识称为“最大的资源”。按照他的统计,更多的思想是深层次进步的主要源泉。
不管是作为主要成因,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因素,人口增长在两个方面有助于社会进步。其一,100万人的大脑思考一个问题强过1个人的大脑。单个人也许能想到解决之策,但更有可能的是100万人当中的某人找出解决办法。其二,也是更重要的,科学是集体行为,共享知识带来的灵光一现经常优于100万个单独的大脑。个体的科学基因是个谜。科学既是个人也是集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一种文化的集体力量越大,科学就越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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