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慈城胡坑基遗址
胡坑基遗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胡坑基自然村，地处姚江谷地东部河姆渡文化分布核心区域，东北距慈城古镇1公里，其西北7公里为田螺山遗址，西南9公里为河姆渡遗址。
胡坑基遗址F2与 F3
一、主要发现
2021年上半年，为配合当地建设而开展的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该遗址。7月下旬至12月上旬，完成800平方米发掘。经初步统计，共清理出房址、柱洞、灰坑、木制品加工场所和墓葬等遗迹213处，出土陶器、石器、木器等遗物102件。
遗址年代根据遗物类型分析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以⑤、⑥层遗存为主，出土陶器以夹炭陶为主、以釜为主要炊器，其特征上与河姆渡遗址三期遗存基本一致；同时出现了石钺、鼎、刻划镂孔豆柄等明显带有环太湖地区文化特征的遗存，反映出崧泽文化对宁绍地区的渗透与影响。晚期以③、④层遗存为主，陶器特征与河姆渡四期基本一致，以夹砂红陶为主，发现大量形制各异的鼎足，说明炊器中三足鼎的比重大大增加，尤其是晚期开始出现了鱼鳍形鼎足，良渚文化因素开始影响到宁绍平原。
胡坑基遗址T2111、T2112、T2113遗迹
二、价值认识
胡坑基遗址丰富了河姆渡文化晚期的文化面貌，也为该时期宁绍平原与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互动与融合提供了新材料。
遗址清理出多处建筑遗迹，其类型多样的柱洞呈现出多种营建方式，是对河姆渡文化木构建筑技法的重要补充，为研究河姆渡文化晚期房屋建造技术的转变提供了更为详实的资料。木器加工场所的揭露以及类型丰富的木制品、半成品及木料的出土，集中体现了河姆渡文化晚期的木器加工技术。
胡坑基遗址ZD59
胡坑基遗址ZD141
此外，结合古环境材料，可以确认该遗址为河姆渡文化晚期一处滨水聚落，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聚落形态，为探讨遗址堆积形成原因、人地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供稿：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胡坑基遗址石锛T2118⑥：23
胡坑基遗址石钺T2118⑥：1
胡坑基遗址陶支脚T2118④：4
宁波奉化竺家遗址
遗址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方桥街道竺家村北，西距剡江2公里，分布面积约5900平方米。2021年7-12月，为配合地方工程建设，对遗址开展了15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
遗址海拔2.1米，堆积深度约1.6米，自上而下可分为6个层位，年代由早至晚分别为河姆渡文化四期、良渚文化、春秋战国和宋元时期，以史前时期遗存为主。共清理房址、墓葬、灰坑、灰沟和柱洞等遗迹48处，出土陶、瓷、玉、石等各类小件文物200余件。
宁波奉化竺家遗址F1
宁波奉化竺家遗址F2
河姆渡文化四期发现有干栏式建筑、墓葬、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遗物主要见有釜、鼎、豆、罐、盘、器盖、支脚、石锛、石矛、石刀、石犁、砺石等。
良渚文化时期房址为地面式多间建筑，整体坐落在一层灰黄色垫土上，由数段基槽和柱洞组成，西北-东南走向，入口不清晰。发现的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棺具为独木棺，横截面呈C形。人骨架保存较差，仅在部分墓葬中发现有上肢骨和头骨，由此可判断头向东或东偏北。随葬品一般置于腿部及脚部，见有陶釜、圈足盘、罐、豆、石钺和石锛。另见有灰坑、灰沟、灶等遗迹。发现的陶器保存较差，除随葬陶器外，可辨器型还包括较多数量的鼎。石器有镞、刀、锛、斧等，玉器有玉锥和玉珠。
宁波奉化竺家遗址F3
宁波奉化竺家遗址M2
春秋战国遗存较少，发现有灰沟和灰坑，出土了原始青瓷碗、钵及米字纹、方格纹等印纹硬陶片。
宋元遗物主要为青瓷碗、盘、韩瓶。
宁波奉化竺家遗址M5
宁波奉化竺家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锥
宁波奉化竺家遗址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陶器
竺家遗址河姆渡文化四期陶器
竺家遗址时代特征明确、延续时间较长，为认识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的地域特征和构建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增加了新材料。所发现的河姆渡文化干栏式建筑和良渚文化地面式建筑为研究该区域史前聚落变迁和建筑形式演变提供了新案例。揭露的5座史前墓葬对于认识奉化江流域这一时期墓葬形制、葬俗等有一定研究价值。（供稿：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嵊泗黄家台遗址
嵊泗黄家台遗址位于舟山市嵊泗县菜园镇基湖村基湖沙堤隆起的西侧，其东距基湖沙滩约300米。2020年10月26日-2021年1月18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舟山市考古所联合组建考古队，对526国道施工所涉部分区域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600平方米。发掘结果显示，黄家台遗址的主体堆积是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沙丘遗址，大约距今4800-4500年，遗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嵊泗黄家台遗址是浙江境内发掘的第一处沙丘遗址，将泗礁岛的人类定居史、海岛开发史上溯了近5000年。
黄家台遗址及周边环境
黄家台遗址位置图
遗址上存在着至少两个不同时间阶段的人类居住活动面。较晚阶段的活动面属于良渚文化中晚期，由人工填沙筑成沙台，表面坚硬，距离现地表约0.3-0.5米。沙台边缘是大面积的以食余贝壳为主的废弃堆积，出土陶器、石器等大量人工制品。较早阶段的活动面，主要分布于整个遗址的南部与东部，距离现地表约2米。其表面有石铺踏步类的遗迹。由于发掘范围所限，对于这一时期埋藏较深的文化堆积，未能展开大面积的发掘清理，暂时无法判断其具体年代。
基湖调查范围
黄家台遗址贝壳层堆积
黄家台遗址的出土文物，均属于该遗址的较晚阶段，即良渚文化中晚期。除了典型的良渚文化鱼鳍形鼎足、“T”字形鼎足、夹砂陶缸残片、有段石锛、“耘田器形”石刀、萤石坠饰等外，更为显著的特征是存在器表装饰绳纹的夹砂陶釜和夹砂陶鼎这两套炊器系统。夹砂陶釜配合支脚使用，支脚多见鸟首形，亦满饰绳纹，具有河姆渡文化晚期特征。同时，共出的泥质灰陶中有沿面装饰“三角·圆·三角”图形组合刻纹的盘类口沿，具有崧泽文化晚期的风格。河姆渡文化与崧泽文化器物共存的情况，见于河姆渡文化最晚期阶段，是良渚文化诞生以前钱塘江以南地区的一种比较普遍的文化风貌。而这种风貌在黄家台遗址中持续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映射出了海岛上的良渚时期移民与海岛上发展迟滞的土著居民发生人群融合的社会现象。
较早阶段活动面
出土陶器多残碎，通过内凹的釜、鼎类口沿、器表绳纹密集规整且多施至口沿中部的特点可以看出，相较河姆渡文化的绳纹而言，这批陶器更具浙南山区跨湖桥文化的遗风。部分圆柱或方柱状的绳纹鼎足，也显示出浙南山区良渚时期的文化风格。以目前可供参考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一现象虽不足以确证浙南山区与东海小岛上具体存在何种人群交往关系，但却为探索海岛移民的迁徙路径与迁徙方向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发掘同时，在基湖村周边开展了考古调查，在黄家台遗址所在沙堤至西部老虎头山麓一线又发现两处与黄家台遗址内涵一致的遗物埋藏点。由此可以认为，基湖地区至少在良渚文化时期就存在一定规模的史前人类定居生活的村落，可称为“基湖遗址群”。（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村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北距良渚古城2公里左右，是一处良渚早期的聚落遗址。2020年至2021年，为配合当地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共发掘12000平方米，清理了良渚时期房址25余座、灰坑211个、灰沟19条、墓葬141座。
北村南地点发掘全景
北村南台地下房屋遗迹
初步判断，遗址北部的北村北地点年代为良渚早期偏晚，南部的北村南地点年代为良渚早期偏早到良渚晚期，二者年代上限均早于良渚古城营建时期。2021年6月，在对北村南地点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高等级墓葬，其中M106出土了龙首镯、镂孔兽面纹冠状器、璜串、玉蝉等重要玉器。这些高等级墓葬均分布在发掘区北部的台地上，头向朝南。北村南地点南部的墓葬整体等级较低，随葬品一般为1-3件陶器，偶见石器，只有1座墓葬出土了1件玉器，头向多朝北。在台地南坡底部，发现有一条长灰沟，灰沟北部则分布着一排约30个较大的方形柱坑。以灰沟为界，北部台地与南部地势较低处的墓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推测灰沟及其北部的柱坑可能为一处大型栅栏或围墙遗迹，起到将台地上的贵族和台地下的平民隔离的作用。
北村遗址-台地围栏
M106出土龙首镯
M106出土镂孔兽面纹冠状饰
M106出土玉蝉
北村遗址是官井头之后，良渚古城外围的又一次重要发现，揭示了良渚古城建成之前贵族阶层的发展状况，为研究良渚早期社会的发展、阶级分化和探索良渚古城的崛起背景提供了新的资料。（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为配合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ZH09-03-02-03地块建设，发现并发掘了吕岙遗址。发掘分两期共3000平方米，遗址初步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唐宋至元明等三个时期，在新石器和青铜时代遗存之间还发现了海侵形成的自然沉积层。共清理房址、池塘、河道、水稻田、木构道路、灰坑、柱坑和木桩群等遗迹60余处，出土陶、瓷、石、铜、铁质等各类小件文物1500余件。
吕岙遗址Ⅰ期发掘区航拍照
吕岙遗址Ⅱ期发掘区航拍照
吕岙遗址位于翠屏山丘陵东南缘延伸出的支脉吕岙山脚下，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均围绕着山脚呈条带状分布。
良渚文化时期的水稻田及其附属木构道路遗迹是本次考古的重要发现。水稻田层广泛分布于整个发掘区，出土了少量陶器、石器等人工制品和较多松果、树叶等植物遗存。经大植物遗存鉴定与植硅体分析，在稻田层中发现了少量水稻小穗轴、稻壳以及大量水生或稻田杂草。木构道路可分为上、下两层，与山体走向大致垂直。上层道路铺垫的木材尺寸普遍较大，表面多见加工痕迹。下层道路铺垫的木材尺寸普遍偏小，主要为较细的树枝和枝干。
吕岙遗址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田层上的木构道路L2
吕岙遗址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田层下的木构道路L3
青铜时代遗存分属商周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主要分布于遗址东北部的山脚下地势较高处。堆积较为单薄，仅发现少量灰坑、柱坑和木桩群等遗迹，出土了少量陶、原始瓷和石器。
唐宋至元明时期遗存虽遭受严重破坏，但是在局部留存的地层堆积中发现了房址、池塘、河道、灰坑和木桩群等遗迹。出土遗物颇为丰富，陶、瓷器数量最多，其中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宋元明代的龙泉青瓷和韩瓶最具代表性。宋元时期瓷器以一批口沿镶金属扣和器底书写墨书的标本最为独特。同时，还有较多福建窑口产的青白瓷、黑釉盏和青花瓷，以及少量江西景德镇产的青白瓷和青花瓷等。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砖、瓦建筑构件，以及铁刀、铁叉、铜灯、铜碗等金属制品。
吕岙遗址宋元时期池塘遗迹H8
吕岙遗址既为进一步深化钱塘江以南濒海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环境变迁、生业经济和聚落形态研究奠定了基础，又为研究宁波滨海地区自唐宋以来的市镇经济发展、先民生活和商业贸易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供稿：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吕岙遗址出土北宋越窑青瓷盘
吕岙遗址出土宋代青瓷罐
吕岙遗址出土宋元龙泉青瓷碗
吕岙遗址出土宋元瓦当
杨家甸遗址位于嘉兴市海盐县通元镇浦漾村杨家甸组。1974年，当地曾出土汉六朝青铜熨2件。2020年9月，在杨家甸宅基地复垦时又发现汉六朝青铜三足洗1件，地表散落有良渚文化至汉六朝时期的各类遗物。2020年9-10月，海盐博物馆对裸露地表的良渚文化墓葬进行了抢救性清理。2021年7月11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海盐博物馆，对杨家甸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至2021年12月10日发掘工作结束，共清理良渚文化墓葬48座、灰坑3座；马桥文化灰坑8座；汉六朝柱坑135个、灰坑19座、水井1座、排水沟1条。
发掘场景
发掘完工航拍照
48座良渚文化墓葬可分西组（6座）和东组（42座），其中东组揭露完整，可分6排。共出土器物363件，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牙器。其中M6、M20、M26等级较高。M6随葬品37件，包括石钺10件、冠状器1件。M20随葬品30件，包括石钺7件、玉琮1件、玉钺1件、冠状器1件、玉镯1件。M26随葬品33件，随葬石钺10件、玉钺2件。杨家甸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琮、玉钺、玉璧等玉礼器，组合完善，在海盐尚为首次发现，为探讨浙北嘉兴地区良渚文化的聚落格局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文化M20完工
汉六朝时期的成组柱坑是目前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共有4排长方形柱坑组成建筑的主干，分布面积超过300平方米。有可能与同时期周边的鲍郎盐场、金粟寺有一定关联。汉六朝时期大型房址是目前浙江省内发现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汉六朝时期房址，具有较高的规格。
良渚文化M20出土玉璧
良渚文化M20出土玉琮
在发掘的同时，我们对杨家甸遗址及周边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和勘探，目前已完成杨家甸、漂母墩、王坟等二十余处良渚文化遗址的勘探工作。其中漂母墩、王坟、白墙里均是由3-7处台地组成的聚落组，面积达30万余平方米，应与杨家甸一样为区域中心聚落。其中杨家甸遗址的勘探面积约33万平方米，确定良渚文化台地面积达5.3万平方米，面积较大。另外汉六朝时期遗存分布面积则达11万平方米，结合历来青铜器的发现，该遗址在汉六朝时期亦为一处区域中心聚落。（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良渚文化M26完工
海盐杨家甸汉六朝大型建筑正射影像
祝家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蜀山街道祝家桥村。遗址西部为湘湖和西山山脉，东部和南部环绕南门江水域。为配合浙大二院萧山院区一期项目建设，经前置考古勘探，共发现三个区块分布有古代文化遗址。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准，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21年4月开始对遗址Ⅱ、Ⅲ两个区进行发掘。目前发掘面积约35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
祝家桥遗址Ⅱ区南部航拍图
祝家桥遗址Ⅱ区地层堆积可分为④层，其中①层为明清层，②层为南宋至元代层，③层为东晋至唐代早期层，④层可分为两亚层，④a层为汉代层，④b层为春秋战国层。从发掘的情况来看，遗址的主体为良渚时期人工堆筑土台，土台大部分位于②层下，③-④层主要分布在遗址东南部。目前清理不同历史时期遗迹百余处，包括房址1座、墓葬24座、水井16座、灰坑74座、灰沟15条、灶3处以及大量分布的柱洞群。出土遗物500余件，主要为陶瓷器，辅以少量铜铁器和石器等。遗址主体的良渚时期人工堆筑土台，呈西北-东南向，堆积最厚处达1.6米，分布面积超3000平方米。受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影响，土台遭到一定破坏，现已基本确定其东、南、西三侧边界，北部尚在发掘。经解剖，发现土台堆积有明显的分层，土台底层局部分布有草木灰层活动面，尚未发现土台营建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地层叠压关系。现已发掘良渚时期红烧土面遗迹2处、墓葬6座、灰坑3座、陶片堆积3处及较多柱洞。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等100余件遗物，另见有大量陶片。
陶片堆积
土台边坡废弃陶片堆积
祝家桥遗址Ⅱ区发现的土台遗迹，是钱塘江以南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良渚时期人工堆筑土台，涉及面积已逾3000平方米，年代大致为良渚文化中晚期阶段，聚落特征与浙北地区基本一致，填补了钱塘江以南地区该类型良渚时期遗址的空白。遗址内丰富的历史时期遗迹和大量遗物，也对了解和研究该地区各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聚落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遗址位于慈溪市掌起镇东埠头村的茂山南麓，南距翠屏山脉仅1公里，北侧为地势低洼的滩涂平原，距杭州湾约15公里。
上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文物部门就曾在遗址附近采集到陶片等文物。2018年1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获悉当地有一位村民在茂山遗址附近发现一件“疑似”旧石器，随即赴现场进行了考古钻探，并对遗址进行了面积仅2平方米的小范围试掘，初步确定这是一处属于典型钱山漾文化及其更早阶段的遗址，遗址很难得也很重要。
俯瞰茂山遗址
遗址北侧的低洼滩涂
为进一步了解茂山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面貌和年代、性质等问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4—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和慈溪市文保中心，对茂山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200多平方米，实际发掘面积约100平方米，发现钱山文化时期的石磡和灰坑等遗迹，出土陶、石、玉等各类质地小件器物150余件。
发掘过程（西-东）
石磡遗迹开口于第3层下，局部已被晚期破坏，大致呈东西向凹弧状分布，南北共3列。石块堆砌应该有护坡的作用。而从石磡的分布和走势看，其要围合的土台的中心位置伸入到发掘区外。推测石磡遗迹或为一种较隆重的露天礼仪活动场地。
石磡
发掘表明，茂山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可分上、下两层。其中第5-8层为下文化层，陶器以素面侧扁足鼎为代表；第4层为上文化层，陶器以弧背鱼鳍形足鼎和素面侧扁足鼎共存为其显著特点。这是首次发现素面侧扁足鼎和弧背鱼鳍形足鼎之间的地层叠压关系，为判断这两类足鼎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上文化层鼎足
茂山遗址这两类足鼎的前后发展关系的确立对于研究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意义如下：
我们知道，以素面侧扁足鼎为代表的遗存（即一些研究者说的良渚晚期晚段遗存）是良渚古城及周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最晚阶段遗存。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类遗存慢慢地一点点地取代、吞噬掉了良渚晚期T字足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它们应是良渚古国的掘墓人。当然，素面侧扁足鼎数量由少变多，到完全取代，这里有一个量变到质变过程。
完成质变后的这个以素面侧足鼎为代表的遗存应该是继续归到良渚文化最晚期还是应该归入到钱山漾文化早期？一直有不同看法。茂山遗址的这两种足鼎的叠压与发展演变关系可以明确，该遗址以素面侧扁足鼎为代表的下文化层（文家山第2层、三亩里晚期、葡萄畈、城堂岗、仙人山、尖山湾）应该可以作为上文化层（相当钱山漾一期）的早期发展阶段。茂山的地层堆积情况给出了明确答案，即这个阶段遗存应该属于钱山漾文化早期。
石犁
破土器
茂山遗址的上、下文地层的文化面貌马上让此前发掘的许多遗址的年代关系和文化归属清楚起来了。
以文家山第2层、良渚古城葡萄畈和良渚古城河道内第5段为代表的遗存都应该属于钱山漾文化早期先民。如此，良渚文化的年代下限也就是良渚文化衰亡的时间需要重新考虑，或可提前至距今4500年。（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章来源于浙江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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