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介绍了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宋代名瓷之“五大名窑”，由于参观时正值国庆期间，博物馆人太多，既不能慢慢的欣赏，也难于拍照，没看过瘾；节后再去成博看这次宋代名瓷展。
“空明流光”——这次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350多的件宋代名瓷都是来自国内20多家国有博物馆的馆藏品，这样集中展出宋代的“五大名窑”和“八大窑系”是不多见的，堪称宋瓷展的盛宴，这也为喜爱宋瓷的民间收藏者提供了可资学习的难得机会。
宋代是中国古代制瓷业的一个难于企及、逾越的高峰，名窑林立，万窑竞烧，一派繁荣景象！
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段文献中就涉及到河南的好多个窑口，“汝窑为魁”——诞生了百世名窑——汝官窑，烧造出了千年以来让人羡慕的天青釉汝瓷——天青色等烟雨也成为当代人的热词！
有宋一朝300多年来，宋瓷烧制出现这样盛大的场面，与当时宋王朝的“复古运动”关系巨大。宋朝从慕古、崇古到复古，整个社会古风盛行，从饱学之士到皇家宫廷都热衷于收藏和研究从夏商周至秦汉的古代器物，其收藏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这也是收藏古代器物最隆盛的时期，在古代中国极其罕见。对宋代社会意识形态来说，古代的器物被尊为“政治权威与文化认同的象征；另一方面，拥有这些古代艺术品本身，也代表了不俗的品位和优雅的生活方式。”《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风》（美）陈云倩著。
北宋徽宗皇帝就是一个大收藏家。
宋人邓椿《画继-圣艺·徽宗皇帝》中记载“故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可见大宋皇室收藏之丰。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作者曾得见宋徽宗的书画收藏：“若唐人用硬黄临二王帖，至三千八百余幅，颜鲁公墨迹，至八百余幅。大凡欧虞褚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乐天等书字，不可胜会。”蔡绦是蔡京的四子，所记不虚。由徽宗敕撰，王黼编篡《宣和博古图》共30卷，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宣和博古图》中的器物也成为宋代瓷器制作的复古样本。
宋时的收藏与今天的收藏风潮性质截然不同。
对于古董的收藏，在宋人看来古器物是了解过去的一把钥匙：“非赖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北宋画家李公麟也认为“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像，即像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可见宋人对收藏古董既有大义又有情怀。这种复古，除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更多的是“制器尚象”的器物制作上，不仅在金（金属器）石（石刻造像）上，更多的是利用泥土烧制陶瓷器，“埏埴以为器”这种既可以制作国家的“礼制性器物”，（1113年宋徽宗还亲自下召设立礼制局，由他亲自督造全部所需的仪礼器具。）又可以提供大量的生活用具——最能普及的复古文化和美学哲学的载体——给日常器物赋予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以求宣教化、继传承的功用，这是中国古代器物的一个重要理念，在宋代尤为凸显。
因此，我们现代人所见之宋代陶瓷，充满了“高古”之风，所谓高古，曰“高雅古朴”之谓也！宋瓷也被称为“高古陶瓷”，欣赏宋瓷如见宋人，穿越去宋代，与宋人对话，这也是宋瓷的魅力所在！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宋代八大窑系，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即宋代陶瓷文化是伴随宋王朝而行的。北宋时，制瓷中心在北方，靖康之难后，宋王朝南迁，制瓷中心就转向了南方。这从八大窑系的盛衰可见其随行途径。
五大名窑和八大窑系，都是后人整理出的说法，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统一。八大窑系，指的是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和吉州窑系(另一种说法为越窑系)。前面我说过，宋代制瓷中心是随宋王朝而行的，其核心应该与宋王朝推行复古主义运动有关，重视“器以载道”的价值观；当然经济价值也很可观，尤其是南方制瓷业兴盛和大量出口的海外贸易，为南宋政府带来巨大的财富。有数据统计，两宋时期的经济总量约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70%（北宋时期占比甚至在80%左右，偏安一隅的南宋仍然占到60%左右）。
北宋亡，北方制瓷业衰退；宋王朝南迁，南方制瓷业盛隆。八大系统，恰好以长江为界，北方四个，南方四个——北方是定窑、钧窑、耀州窑、磁州窑；南方是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
“定窑系”定窑位于河北曲阳，创烧于隋，在宋时更是盛极一时，特别是北宋时期，定窑瓷器还被宋朝选为宫廷用瓷。北宋亡，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定窑烧制衰落，到了元朝，定窑因为战乱不息而没落。定窑首创覆烧法，提高了产值并节约燃料，对中国瓷业发生了重大影响。定窑瓷系主要产品中，白瓷占比最大，影响也最广；虽然定窑以白著称，但也出现过非常优秀的黑釉作品，也烧有“紫定”和“黑定”数量极少尤其珍贵。
“钧窑系”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钧窑属北方青瓷系统，创建于北宋初，在北方诸窑中是最晚建构的一个瓷窑系统，到金、元期间才初具系统规模。钧窑最大的创举，是开创了铜红釉烧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蓝色红斑，艳丽如霞。钧瓷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著称于世，一件精美的钧瓷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磁州窑系”是宋元期间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系统。窑场散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重要窑口有河北磁县观台窑、河南鹤壁窑、禹县扒村窑、修武当阳峪窑、登封曲河窑等。磁州窑系，首要烧制黑瓷、白瓷和白地黑、褐彩绘瓷，其胎质粗松，胎色也较深，因而施化装土，再罩以透明釉。装饰技法区分品种有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白釉釉下黑彩、白釉红绿彩、绿釉釉下黑彩和低温铅釉三彩等，纷乱竞妍，各具特色。
“耀州窑系”耀州窑始于唐代，窑址坐落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旧称同官，宋代时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包含陈炉镇、登时镇、上店镇及玉华宫等窑在内。
在古文献中，耀州窑是被记载较多的一个古瓷窑，在《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坦斋笔衡》等宋人的笔记中均有记载。南宋《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
耀州窑宋代晚期以青瓷为主，胎薄质坚，釉色苍翠深沉、亮光匀静，呈半通明状，非常淡雅。装修有刻花、印花，构造丰满，线条流通。纹饰多满布器表里，品种繁多，生动天然。耀州窑在宋时北方的青瓷窑场中最负盛名。神宗元丰（1078-1085）至徽宗崇宁（1102-1106）的三十来年间，曾为朝廷烧制贡瓷。其非凡的制瓷窍门和洒脱活泼的个性对其时各地窑场发生了很大影响，得到广泛推行，由此构成了一个自北而南的范围宽广的耀州窑系。
北方这四大窑场经历战乱，北宋亡之后开始衰败，制瓷业中心转向南方。
“龙泉窑系”龙泉窑为南青瓷的一大产地，创始于北宋中晚期，鼎盛于南宋至元期间，南宋时龙泉窑得到极大的发展，元代承接南宋龙泉窑的工艺，明中叶开端式微。龙泉窑地处今浙江省西南部龙家县境内，包含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小白岸、松溪等300余处窑口，数量惊人。龙泉窑青瓷烧制历史悠久，是我国最为著名的陶瓷窑系之一， 在南宋时就与景德镇青瓷并列为中国陶瓷史上最具世界影响力的陶瓷产品。龙泉窑瓷器胎为灰白色，也有少量的黑胎龙泉，被认定为“龙泉官窑”，数量极少。龙泉青瓷坚致细腻，釉色乳浊有豆青、淡蓝、蟹壳青、青灰等，以粉青和梅子青最具魅力，润泽亮光，凝厚润泽有玉质感，青翠欲滴可媲美翡翠。
南宋时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因其产品物美价廉，受到广泛喜爱，大量外销，成为温州“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出现“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织”的空前盛况。1976年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上发现9600多件龙泉窑青瓷，这首沉船运载的万件龙泉青瓷是运往日本的，可见当时龙泉青瓷器的出口贸易量巨大。
“建窑系”建窑南宋时最负盛名的黑釉瓷窑，窑址在今福建建阳县吉水镇，亦称“建安窑”、“乌泥窑”。建盏宋时为皇室御用，器底刻“供御”、“进盏”等铭款。宋代斗茶成风，催生了斗茶神器——黑釉瓷建盏。
建盏，始于晚唐，兴盛于两宋，在宋徽宗时期达到鼎盛，元代中后期趋于衰落直至销声匿迹。建盏为斗茶而生，又随着品茶方式由“煎饮”到“点饮”的转变而消失，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建窑黑瓷影响到邻近各县及福建北部一大批瓷窑，乃至江西、浙江、四川、山西等地亦望风追慕，纷起效法，构成一个别具特色，专产黑釉瓷的建窑瓷系。
建盏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和独特的实用功能不仅令国人叹为观止，成为宋代社会的特殊文化载体，它还伴随着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军漂洋过海外，到达日本、伊朗、埃及等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受到当地上层贵族的追捧，荣耀一时，享誉四方。
“吉州窑系” 吉州窑，作为江南地区（江西吉安）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具有浓厚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吉州古窑兴于晚唐，盛于两宋，衰于元末，因地命名，因当时永和又为东昌县治，故又名东昌窑、永和窑。吉州窑产品精美丰富，尤以黑釉瓷产品著称。其独创的“木叶天目”、“剪纸贴花天目”和“玳瑁天目”饮誉中外。洒釉、虎皮天目等也是吉州窑的标志性品种。吉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吉州窑不仅将中原的制瓷工艺溶于之中，还将吉州本地的人文情趣绘于瓷器上，并在造型、肌理上有了新的变化，使吉州窑成为中国瓷的重要品类，使古代的欧洲、中东各国的王室贵族爱上吉州瓷。
“景德镇窑系”景德镇窑系构成于宋代，主要窑口除景德镇外，还有江西丰白舍窑、吉安永和镇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德化窑、闽清窑、广东潮安窑、湖北武昌金口窑和泉州碗乡窑等。景德镇窑在宋代首要出产青白瓷，其器胎体皎白细腻，既轻且薄，釉色似雨后初霁，莹润素雅，时名“影青”。器身多以刻花、划花、印花装修，纹饰品种极多，十分艳丽。器形多为碗、盘、盒、枕、壶、瓶、塑像等。宋真宗景德年间的影青瓷，光致精巧，深得帝心。自此，“景德窑”之名不胫而走，全国皆闻。到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大放异彩，异军突起，两宋时鼎盛的宋瓷被景德镇窑所代替，直至明、清景德镇窑独步天下。
宋瓷三百年，影响世界一千年。
宋瓷之美，还在于其内敛、含蓄、隽永的内在，映照着宋人不尚奢华、不好奇巧，喜爱自然的美学追求。这与宋代皇室追求的美学与理学高度融合有关，尤其是艺术家皇帝赵佶亲自倡导的“循古之意而勿泥于古，适今之宜而勿牵于今”的美学观念，影响宋瓷的复古与创新，受宋代复古器物文化的影响，有一整套的美学原则都是由宋朝复古运动确立的，并影响后世。
在欣赏宋瓷时，可以感受到宋瓷器物文化中对夏商周和秦汉“循古之意”古器物符号的借用和“适今之宜”的审美化，并反映出复古器像的借用与宋代皇室和士大夫审美文化的认同密不可分。这就是大宋器物文化的魅力所在。
用宋人的语境定义器物精神：制器尚象，即器以求像，即像以求意，器像合一。
图片为作者摄制成都博物馆“空明流光”宋代名瓷展
壹地写于裕阶书房 202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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