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平原——东北平原。
是中国东北先民们最早开发的农业基地,而敖汉旗,直到现在仍被称做“内蒙古的粮仓”。这里的农村聚落,始建于距今8200~7400年前,故而兴隆洼村就被称为“中华第一村”。中国最早的同时也是最昂贵的艺术品装饰品,兴隆洼玉玦,大约在8000年前产生于此,在中国东北平原的西南一角。随后,整个东北全境以及黑龙江北岸的西伯利亚、朝鲜以及日本,先后都出现了相类似的玉器。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图①是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长11.4㎝,但是它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郭店村春秋晚期秦墓;图②是一枚玉猪龙,它出土于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镇战国中期3号秦墓;图③也是一枚很标准的红山文化玉猪龙,高13.5㎝,它出土于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早期芮国墓。图④~⑦的4件红山文化玉器,均出土于安阳殷墟商晚期妇好墓。令人不解的是:图①和图③是两件保存极为完整的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它们为什么为出现在春秋和战国时代的陕西呢?或许商王朝和周王朝,他们与北方民族的交往,较之于南方民族,更为密切。
位于浙江省中部的宁绍平原,因其首先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金吾庙村而得名。她最深的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年。在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中,都出土了玉玦或者石玦。古老的玉玦出现在河姆渡,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从此播下了南方玉器文明的种子。兴隆洼在东北,河姆渡在江南,难道这两个史前部落的先民们同时发明了在耳朵上穿孔佩带玉玦的“游戏”吗?这不太可能。还有这两个遗址出土的鸟形陶盏,又几乎是一模一样。这就是说,至少在7000年前,有人从东北平原,越过燕山,或者是顺着辽河南下,然后沿着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岸,来到了气侯温暖的南方。一千年后,这批北方移民又慢慢地变成了南方民族的一份子。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乡天带桥村,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马家滨文化的代表遗址。它的年代距今约6000年。 在同一地域,马家滨文化后来又发育出崧泽文化和和著名的良渚文化。在马家滨遗址出土的玉器中,玉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不知是什么原因,起源于西辽河平原的玉玦竟然首先传播到了更靠南边的河姆渡,而不是钱塘江以北太湖以东的杭、嘉、湖平原。但我们知道,太湖东部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平均海拨极低,在7000年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沼泽,而它南部的宁绍平原,紧靠着武夷山脉北端的高地,所以这里竟先一步成为了河姆渡人的水稻种植基地。在佩带着漂亮的玉玦的北方移民来到河姆渡以前,可能有人先一步开发了宁绍平原,他们就是来自长江中游洞庭湖流域的,善于种植水稻的南方民族。于是,在7000年前,南北两大农业民族,在长江下游的宁绍平原地区,开始了华夏民族的第一次溶合。在长江三角洲,6000年前,当玉玦文化大行其道的时候,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玉器文化,仍在突飞猛进地发展着,除了纯粹的装饰品之外,红山文化的玉神器和玉礼器,也纷纷诞生。
位于湘北澧县车溪乡的南岳村,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年代为距今4800~6000年,它的早期,属于大溪文化 。在这里出土的玉玦,已经体现出南方玉器的特色,而象玉璜这样的南方玉器,也已经开始流行。这个遗址号称中国第一城,同时这里也是南方文明向北方扩张的第一个中转站,从这里越过长江,可以进入江汉平原,再向北,可以从大别山西侧进入淮河平原,再向北,则可进入黄淮平原。在距今6400年左右,南方文明向东方和北方的扩张是极为惊人的,速度极快。很显然,南方民族不再满足于江南丘陵地带的自然环境,他们在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汉平原、苏皖平原和华北平原的南部,发现了大片大片可以种植水稻的优良土地,以及非常丰富的水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如果从中国地形图上看,中国的中东部是一大片的代表低海拨的绿色,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中国最年轻的大陆,苍海桑田,她们刚刚不久从浅海、湖沼转变为适于耕种的土地。当然,从浅海的海床变成平原也许要经过了几千年或几万年的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几万、几十万年以上的最古老的人类遗址,均出现在高原地区和平原中偶见的山区,而低海拨的近海平原,则很少见到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大溪文化
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四川省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 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大溪文化存续的年代,大约在距今6400~5300之间。在6000年前,巫山大溪是玉玦由东向西溯长江传播得最远的地方,那里是长江流出四川盆地的出口。而玉璜文化在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兴起,不唯与水稻的种植有关,而且与渔业和原始的航运有关,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玉璜,既象船也象彩虹,它起源于南方先民们对水神的崇拜。
中国玉石资源分布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玉石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的高原地区,所以玉石是大陆飘移和造山运动的产物。但是在5000年以前,中国的玉文化却是起源并且繁荣于中国的东部的平原。玉器本身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就养不起众多的玉器匠人,但是同时,如果没有就近的玉矿可以开采,也就难以形成发达的制玉业。人们常说,东北红山文化玉料主要是岫岩玉,但是在燕山的北侧,努鲁儿虎山也有与岫岩玉相类似的矿石。而且良渚玉器、凌家滩玉器的玉料,也被证明来自其附近不远的山区。所以说,最少在5000年前,如果说在中国东部发现了大量使用新疆和田玉制作的“高古玉器”,那不是神话,便一定是假古董商编造的谎言。
位于泰山南麓大汶口镇的汶河两岸,其年代距今约6400年~4600年前左右。包括山东省境内及江苏、安徽北部和河南东部、河北南部、辽东半岛等大片地区,均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在大汶口文化形成之前,上述地区还发现了距今7500~6400年之间的北辛文化遗存。就体系而言,大汶口文化玉器略显杂乱,数量也不是很多。在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交汇的苏北地区,虽然出土了数量较为可观的玉器,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应视为良渚文化玉器。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山东和安徽省北部出土的玉器,则应视为龙山文化玉器,还有就是良渚文化晚期玉器的北传。据说在山东的泰山、邹县和莱阳等地,确实发现有玉石的矿藏,但是大汶口人显然没有专门派人去开采玉石的传统,也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制玉产业,而大汶口人所用的玉料,极有可能只是一些在河床中散落的玉石冲积物。
若羌文化起源于中国的大西北,在昆仑山脉和阿尔金山北坡,塔里木盆地的东部,若羌文化存续的时间大约在距今5000~4000年前。上图这些玉器以玉斧为主,均出土于著名的若羌楼兰古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盛产美玉的地方,5000年前,这里的先民们心目中,可能还没有形成“玉” 的概念。这些没有钻孔的玉斧,是再也普通不过的木工工具,先民们可能用它们来制造船只,以便于在塔里木河或者车尔臣河上捕鱼。干燥的塔里木盆地,使得这些玉斧一直保持着它们的本色,而千年风沙的吹蚀,并没有使这些玉斧的表面变得光滑和细腻,总之在那时的塔里木盆地,玉石和普通的石头相比,除了更硬一些之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随着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化,越来越多的人们四散迁徙,一些人可能沿着阿尔金山北坡向东路过敦煌,然后穿过玉门关,顺祁连山东侧而下,便望见了贺兰山东面的黄河。在距今4000年前后,新疆的美玉,随着塔里木人或者是罗布人的东迁,从此名闻天下。于是,一条比丝绸之路还要早2000年的玉石之路,由此而开通了。故事讲到这里,凡是爱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了:如果有人向你推介一万年以前,或者是五千年以前来自新疆或者蒙古高原的美玉,这些玉上面全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文字,甚至还有玉制的“识字课本”,那么你就应该小心上当了,一切虚构的“历史”、虚构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所谓的西北“阳刻文字”,全都不过是假古董商骗人的把戏。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考有据,根本无须做假,自然也能够屹立于东方。
曲贡文化遗址
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郊的娘热山沟曲贡村,距今年代约在3500~4000年之间。曲贡发现的这些玉器,证明了拉萨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开发和定居,而在此时,西藏地区已经发现了青铜器。卡若文化遗址,在西藏昌都镇以西约十二公里处,距今年代约在4000~4500年之间。受史前地理环境的影响,同样有着丰富的玉石资源的青藏高原,玉器的制作,仍然以玉锛、玉凿为主,这些坚硬的石头,用作木工的工具,在昌都的卡若,仍然普遍使用着玉锛和玉凿,而河煌地区的羌人,曾迁居于此,他们构成了早期藏族先民的一部分,于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黄河上游文明的影子。如果有人说,他们拥有或者密藏着一万年前,或者五千年前,来自青藏高原的玉器,在那上面契刻着精美的图案和所谓中国最早的“拼音文字”,那是逗你玩以及骗你钱,不过它们常常会使一些不学无术者欣喜若狂,从而花重金“收藏”,以为凭着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轻易改写中国的历史。
秦安大地湾遗址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在清水河谷以及南岸的山坡上。大地湾遗址的年代距今约8000~5000年。 作为黄河文明的摇篮,或者是传说中伏羲和女娲的故乡,大地湾文化体现了相当高超的细石器加工技术和制陶技术。在这里,也出土了极少数玉制的锛和凿,但对于玉,大地湾人亦可能将其视为一种坚硬的石头。尽管大地湾也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地湾人亦十分爱美,他们喜欢用陶土制作各种首饰来装扮自己,但是将玉器作为一种奢侈品来消费的现象,似乎还没有产生。
位于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南2.5公里,其存续时间为距今5500~6000年,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文化遗址,是迄今岷江上游地区发现的地方文化类型遗址中面积最大、考古工作规模最大、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遗址,对探讨古蜀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我们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营盘山遗址出土的古玉,仍然不能摆脱以玉石作为斧和凿的西部特色,而钻孔玉刀和玉环的出现,却说明了长江上游地区玉器的制作,正在朝着精细化和装饰性方向的发展,所以这些玉器,似乎不能看作是东北玉器文化的南传,而它本来就有着一定的基础。
滩家滩遗址
位于长江下游的巢湖地区,该遗址存续的年代在距今5600~5300之间。然而,我们只要看到其中贵族大墓所使用的玉器殓葬的规模,就不难推测当时南方部落集团的强大和富有,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南方的炎帝集团,能够大规模地向北扩张,并且一路势如破竹。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炎帝部落是神农氏的后代并且起源于陕西,而炎帝神农氏曾经到神农架的大山之中去“尝百草”,或者又去了湖北随州的厉山放火烧荒、播种百谷。殊不知炎帝一族在陕西、河南、安徽、河北和山东的出现,正是南方集团向北扩张的结果,最后当炎帝族败退时,复又回到了湖南的老家。
从春秋早期的芮国大墓中,我们看到了玉器殓葬文化的传承——墓中有大量的琮和璜,这些都是古老的南方玉器,而不是北方玉器。而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墓中,我们又看到了东北贵族集团的阔绰,东北制玉的成本,远远高于南方,这是因为古代红山人有着极高的艺术天分,而且善于圆雕,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并不利于使用机械加工,也不便于批量生产,所以,每一块红山玉,都显得非常珍贵。
5000年前中国玉璜文化的分布范围,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淮地区以及五湖流域。这一片地方,正好是传说中的炎帝部落所控制的范围。只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玉璜文化才北上越过秦岭以及黄河,扩散到黄土高原的广大地方。所以我们说,5000年前中国南方的玉文化,就是玉璜文化,或者也可以叫做“江湖玉文化”,甚至还可以直接称之为,南方炎帝族系的玉文化。因此可以推测,凌家滩遗址所出土的大量精美玉璜,以及其它代表着王族身份和地位的玉神器、玉礼器,只能是末代的炎帝家族及其子孙所遗留。然而凌家滩文化仅仅存续了大约300年时间,而且这种延续有着明显的递减性,在经过大约两三代人的繁荣之后,便迅速地走向没落,到最后沦为一个典型的工匠部落的文化遗存,这就是五帝时代早期的,共工氏部落的文化遗存。而5600年前凌家滩玉器的繁荣和奢华,只不过是南方部落联盟大酋长及其流亡家族在最后岁月中的回光返照。从此,世上再也没有炎帝,而只有祝融和共工。
人们至今仍难以确定这个古老文化的族属。嫩江、松花江还有辽河,纷纷将大森林中的肥水,倾注在东北平原的深处,使得这块黑色的土地,既富得流油而又极容易产生淤积。所以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人曾梦想“移民”于此,而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竟然依旧被人们称之为“北大荒”。没有人能解开西辽河平原红山玉器之迷,只因这璀璨的艺术,实在太超乎于人们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兴隆洼的玉玦,有很多是出土于遗址的居室,而并非出土于墓地。也许,安定而又富裕的西拉木伦河谷,还有老哈河、赤峰的丘陵地带,在最初可能曾多次成为流浪在蒙古高原上的一小股一小股的游猎部落,袭击和抢劫的目标。
勾云形和兽面勾云形玉佩,可能来自于远古红山人对于白云的崇拜,天上的云彩,变幻莫测,它们不知从何处来,亦不知向何处去,云彩带来的降雨,既能形成风暴和可怕的洪水,也可以给草原带来绿色以及田野的丰收,所以白云就被赋予了神性。于是,在蒙古族歌谣中,我们经常聆听到人们对天上白云的赞美。我们不知道云神具体的形貌,总之她是不定形的,能见其首则不见其尾。
学者们根据传说和史料的记载,证明黄帝一族是崇拜云神的,即所谓“云官而云师”,但是在整个五帝时代以及夏、商和周,一代又一代统治者们虽然无不自称是黄帝的子孙,奇怪的是我们却并没有在黄河以及中原地区,见到红山文化玉器的传承。反而是来于自良渚的玉器,从东自西遍布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西川,甚至是甘肃和宁夏。于是我们不妨作出这样的推论:红山文化及其玉器文明,基本上与黄帝一族无关,但是若说她与女娲族有关,倒是有几分可能。
源于红山人对于土地之神和山林之神的崇拜。野猪大量出没于山林和沼泽,它有着凶猛、警觉、善于在土壤下觅食的特点和强大的生殖和生存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古代先民们希望学到的本领。从兴隆洼遗址到大汶口文化遗址,猪或者猪头成为最普遍和最流行的一种陪葬品,猪是人类最早训化的较大型的野生动物。华夏民族对龙的崇拜,一部分起源于东北的猪神崇拜,另一部分可能始于红山人对云神的崇拜。在商代遗址中常见的玉龙,其形状更接近于在凌家滩遗址和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龙,而并非红山文化常见的玉猪龙,这可能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原黄河文明更加倾向于吸收南方长江文明的成果,而不倾向于直接吸收红山文化的成份,尽管从地缘和历史的角度上看,红山人曾经是黄帝族的支持者、长期的盟友,甚至是世代通婚的对象,但是从社会结构上看,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都比红山文明先一步进入了男性掌权的时代,而西辽河地区却一直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结构,这极有可能是黄河文明对红山文明始终敬而远之的原因。
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器主要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这张图描绘了距今7000~4000年以来该地区史前玉器文明的分布状况,不过焦点却是在太湖周边地区,这里有人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些现代化大中城市,包括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杭州还有宁波。在大约距今4200~5300年以前,中国最文明和最富有的地方在长江下游太湖的东部、南部和北部,而不是在黄河流域的某一个地方。这个存续了一千一百年之久的南方文明,以前曾被划入龙山文化,现在则称之为“良渚文化”。如果说夏王朝诞生于距今4000年以前,那么,良渚文化时代正好与帝喾、帝尧和帝舜时代相吻合。距今5300年以前,位于巢湖凌家滩的玉璜帝国最终走向消亡,而位于太湖良渚的玉琮帝国则悄然兴起,在青铜文明到来之前,良渚人继凌家滩人之后,再一次在长江下游地区,打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玉器王国。在这个时代,黄帝、炎帝、蚩尤和少昊等传说中的领袖人物均已死去千百年,其人与骨皆已朽矣,而治水的神禹,却迟迟没有诞生。所以,五帝时代的华夏文明与所谓来自西方的青铜、羊毛、神马、牛奶和小麦等没有半点的关系,与所谓西方或者北方强大的游牧部落也没有半点关系。
精美的玉璜,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良渚文化的脉络,因为玉璜是最早流行于长江流域的文化,只不过此时,炎帝族的残余大部分已退入南方的大山。有趣的是在良渚,玉璜竟然成为女性专用的饰物,而在凌家滩,无论男女贵族都佩带着玉璜。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最早的良渚贵族,正是来自于山东和河北一带的黄帝族人,在一路南下的过程中,他们杀掉了凌家滩工匠集团的首领和顽强抵抗的战士,但是却有选择地留下了其中大批的工匠,还有凌家滩古国中年轻的女人们。凌家滩人的富有,曾经让这些北方的征复者们瞠目结舌,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凌家滩人创造财富的秘诀:采玉、制玉、打造石器、制造工具、制造船只以及开展水上贸易。
在逐步解决了东方的少昊氏贵族集团之后,雄心勃勃的颛顼氏便开始着手渡过淮河,消灭在淮南和长江一线的炎帝族残余,即南方的共工氏部落。帝颛顼一族出自于黄帝的儿子昌意,而黄帝另一个儿子玄嚣的后代,是为高辛氏。高辛氏原在山东曹县一带为辛侯,名俊,曾担任帝颛顼晚期南下攻击共工氏的前锋。因为战功显赫,高辛氏竟逐步掌握了颛顼部落的兵权,在最后一任颛顼帝死后,高辛氏夺取了帝位,是为帝喾。帝喾之时,命颛顼氏裔孙重黎氏祝融率部南下,追剿南方的共工氏,于是共工氏退居长江以南,固守长江天险。据说重黎氏因为作战不力,被帝喾于庚寅日殊杀。但也有可能因为重黎颇有战功,帝喾因害怕重黎以战功和兵权夺取本来属于颛顼氏的帝位,于是借故杀之。重黎被杀,在北方集团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毕竟重黎氏世袭祝融一职,至少已有一、二百年,根基十分牢固。于是帝喾为平息非议,又任命重黎之弟吴回继续担任祝融一职,仍令其率兵南下,追杀共工。
在大约距今5000年前,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华北有帝喾,江南有帝喾的诸侯吴回氏祝融集团。占据着整个华北平原的帝喾家族,虽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在经济上似乎停滞不前。天下兵戈初息,但是黄河夹杂着泥沙,总是在华北平原上荡来荡去,所以治河便成为北方王朝最为头疼的问题。吴回氏虽然偏居太湖,但那里却是风平浪静和一派欣欣向荣。吴回氏拥有一大批来自东方少昊氏和南方共工氏的精英,少昊氏的后代精通历法和宗教事务,而最初颛顼氏取代少昊时也已得到其中的真传。共工氏留下的工匠们不但精于手工业制造,同时也是开展贸易的行家。于是短短数百年时间,太湖地区无论在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这为后来中原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和礼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为数不多也不算少的良渚玉人雕刻中,我们发现良渚人是用头巾裹着头,而头上都装饰着飞鸟,这与现在的彝族人很相似,但是飞鸟早已演变为如今著名的彝族“英雄结”,这是所有彝族男人头上绝对不许触摸的部位。
在距今4000以后,当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移向河南时,曾经强大和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突然间变成了荒芜和野蛮的代名词。我们不知道黄帝的子孙们为何最终要抛弃江南的良渚而选择定居于黄河中部以及黄土高原,但是我们应知道一千多年的岁月足以使同一个家族或者同一个部落的人群之间慢慢会产生疏远、裂变甚至是相互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商灭夏、周灭商都是同一个祖先但是不同宗派的人群之间的相互绞杀和和权利的更替。然而荒芜潦落的江南并没有被所有的人们遗忘:传说夏少康派庶子南下会稽去守卫其祖先大禹的陵墓,是为越人之祖。而南宋王朝曾派人重修大禹陵,结果在会稽山挖出了成筐成堆的古玉,只是这些绝世的珍宝,人们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亲睹——夏后氏的美玉,究竟是怎样的风采?中国各个王朝都曾大量仿制良渚的玉器,但最早的仿制则始于南宋,这个流亡江南的皇族无心北上,却在江南地方大兴土木,于是从南宋时起良渚玉器便纷纷出土。只不过由于造船技术的突飞猛进,已使得此时的江南再也无险可守。
距今三千多年的商代晚期,周人的一支太伯和仲雍兄弟二人由陕西迁居于太湖,他们因地而就俗,去中原衣冠,披发纹身,与太湖的“蛮族”和平相处,并自号为“句吴”。传说太伯兄弟二人是为了避让王位而作的自我流放,但是他们选择了太湖,却极有可能是中原人在1000多年后的寻根之举。在良渚灭亡之后,距今4000年前,中国玉琮突然大量地出现在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的陕西和甘肃地区,这就是迷一样的齐家文化玉琮。而这一带,却正好是周人及其祖先的居住之地。太伯虽然是春秋和战国时代吴人的祖先,但是更早的吴人,却是颛顼氏的后代吴回。
在整个五帝时期,山东重氏家族的身份格外引人注目。在良渚玉器上,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对句芒神的崇拜,句芒名“重”,出身于少昊氏,世代神职。我们可以发现重与种地的种,以及种子的种原来本是同一个字,而句芒则是春神、东方之神和农神。东夷重氏家族是山东半岛最古老的家族,他们是山东的土著,或者是最早从陕西地区沿着黄河向东迁徙而来的移民。距今6000年前左右,炎帝氏北上,并先后占据豫东淮阳以及山东曲阜,少昊以及重氏从此依附于炎帝,特别是重氏,依旧担任神职。炎黄大战以后,蚩尤被杀,少昊与重氏又为黄帝所用,且与炎帝并称为诸侯。及至少昊氏末,帝颛顼入主山东,取代了少昊氏,但重氏依旧留下来担任“司天”之职。我们不知道在之前一连串的变迁之中重氏的血缘有没有发生改变,他们是太昊的后代?少昊的后代?或者是炎帝的后代、帝颛顼的后代?一切皆有可能。然而在中国的东方,却一直信奉太昊的祭司,重氏句芒为神。帝舜有虞氏的家族,极有可能产生于良渚,因为帝舜传说中的祖先,分别为高阳(颛顼)、穷蝉、敬康、句望(句芒)、蟜牛、瞽叟。句芒名重,他是少昊氏的“重”还是颛顼氏的“重”?几千年来无人可以作出解释。如果重氏句芒与帝颛顼之孙,老童的儿子重或者重黎是同一人,则帝舜一族也是重黎的后代,并且帝舜的真名也叫做“重华”。
良渚人的始祖吴回是重黎之弟,在帝喾时继任祝融一职,他同样属于重氏祝融家族。苏州在太湖平原的核心,古称“姑苏”,或者“姑胥”,显然这是舜的父名或者族名“瞽叟”在传说中的演变。传说舜的家乡在浙江的余姚或者是上虞,但后来又去了山东和山西,这说明舜在家族继承的过程中受到排挤,接替他父亲职位的是舜的弟弟,名叫“象”。帝舜姓姚氏,而他的父亲姓妫氏,亦即“为”氏。这说明帝舜曾被其父封于姚邱,在钱塘江以南的丘陵地带,而舜的弟弟象却留在了姑苏。古文“为”字,是“有”字和“象”二字的合写,那么妫氏,即有象氏,而有象氏,即有豫氏,亦即有虞氏。重氏家族在太湖的统治,历时千年,这其中可能发生过多次家族内部的争斗以及政权的更迭,特别是在重黎和吴回这两个同根而生的新、老祝融家族之间的更迭,或许哥哥重黎的后代,一度从弟弟吴回的后代那里夺取了政权。而在北方,帝喾死后,长子帝挚亦被排挤出局,很可能他也被放逐到了西方故少昊氏之地,所以帝挚亦被称之为少昊。帝挚的弟弟放勋,则继承了帝喾之位,是为帝尧。传说帝喾有四个妃子,她们生下了帝挚、帝尧、周民族的祖先弃(后稷)和商民族的祖先契。在极盛时期,良渚古国的势力已远达苏北,而逼近于山东,于是在苏、鲁交界的地方,北方帝颛顼的后代崇伯鲧与南方帝颛顼的后代祝融氏相遇,不单单是因为治水,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帝尧竟借祝融之手处死了崇伯鲧。而在良渚内部,为了逃避象的追害,有虞氏的一支帝舜的祖先选择了向北方逃亡,最后舜竟被帝尧招赘为其两个宝贝女儿共同的女婿。
传说帝舜名重华是“重瞳”之人,而创造中国字的苍颉亦“四目相重”,南唐后主李煜和秦末在苏州起兵的项羽也都是“重瞳子”,这四人都是东方的帝王或者神,因此很难说他们与东方的玉琮文化以及神的传说无关。孟子说舜是东夷之人,而舜的传说亦遍及浙江以及山东,所以有虞氏帝舜一族兴起于东方应是确凿无疑的。数千年来,人们并不怀疑东夷与太昊以及少昊的关系,但东夷的族源和族系似乎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太昊在先,炎帝在后,少昊继炎帝之后都于空桑,不久帝颛顼又取代了少昊,而帝喾凭战功又接替了帝颛顼,成为东方的新主人。我们循着古玉的线索,可以发现除了伏羲或者神农之外,包括黄帝至大禹之间一千多年以来的上古中国史,基本上就是东夷史,也就是说中国史前文明的摇篮在东方。这段东夷史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位于黄河下游地区的正统的东夷史,一部分是位于浙江省至江苏一带的东南夷史。东南夷,实为东夷重氏祝融一族在南方长江下游地区的分支,它们虽然偏居江南,但是却是山东的神族重氏家族的正统,从这里衍生出强大的有虞氏,以及后来吴回的后代,包括南方楚人的祖先在内的“祝融八姓”。
传说帝舜生于浙江省余姚市的姚墟,又有说帝舜生于山东之诸城之诸冯,熟是熟非,千百年来,未有定论。盖有虞氏帝舜乃是一族,而非一人,帝舜的遗迹在江南、华北和山西均有出现,这证明了帝舜一族自南向北又向西迁徙的过程,这个过程长达数百年之久,故历史上最少曾有过十几位甚至是几十位的“帝舜”。传说中帝舜从少年到青年时代屡次遭到其弟象的谋害,这说明了帝舜一族自南向北迁的原因,乃是一再受到家族内部的排挤。在帝舜的事迹中,有生于诸冯,迁于负夏,渔于雷泽,陶于河滨,耕于历山等种种传闻,而舜的后代名“虞阏”者在曾在周时为周的陶正,负责周王室的制陶工作,可见有虞氏有着祖传的高超的制陶技术。那么这些黑陶很有可能与有虞氏的北迁有关,有虞氏在北朝的地位最初可能并不高,传说帝舜最初曾做过帝尧时代的陶正,或者是管理山林的虞官。龙山文化黑陶多为贵族专用陶器,且用作礼器,故有虞氏可能是在北方以为王家制陶而起家,他们慢慢地进入了帝尧集团的权力核心。
于是强大的太湖祝融集团最终为自已制造了两个死敌和掘墓之人:第一是被迫出走北方的有虞氏,第二便是崇伯鲧的后代夏后氏,这二人均出自于帝颛顼,他们与太湖祝融氏最少也是远亲。有虞氏后来与夏后氏结为同盟,他们先是为帝尧治水、从而获得了极大的信任权力,然后又南下攻击长江中下游一线以及太湖地区的“三苗人”。如《山海经》所记载,三苗人并不是南方炎帝族人,他们其实是早已定居于南方的黄帝子孙。传说帝舜和帝禹最后均死于南方,一个死在苍梧之野,一个死在会稽山,传说二人都是在“南巡”的途中染病而亡,但真实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死于同三苗人作战。而“三苗”的强大,亦可想而知。三苗到底是一些什么人?南方之强大者,莫过于在良渚的祝融家族,因此,三苗人极有可能与晚期的良渚集团有关,只不过他们最后受到北方王朝的讨伐,就不能也不会被冠之以南方之神祝融的名义,而只能像当初的蚩尤一样,被称之为蛮夷。
那么,在4200年前,是什么人将良渚玉琮带到了成都平原?玉琮文化在四川的传播,几乎是连续而不间断的,所以这是一个奇观:自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从良渚“原装”的玉琮到夏代玉琮、商代玉琮以及周代的玉琮,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图①的这只良渚玉琮,它的出现最少有二种可能性:第一,可能是周人的祖先在战乱之中迁徙至此,果如此,则周人的祖先亦来自良渚。第二,可能是帝尧或者帝舜下令“放欢兜于崇山”的移民政策所致,《山海经》明确记载“欢兜”一族出于崇伯鲧,并且炎融(犬戎)以及苗民的一部分亦出自于崇伯鲧。四川盆地古称蜀州,又称崇州,故崇即是蜀也。中国古代的“三苗”人,他们的族源十分复杂,有学者说“苗人”就是指南方种水稻的民族的总称,言之颇为有理。良渚人的扩张,其势力由浙北波及江苏全境以及安徽、湖南和湖北,那么水稻的种植技术,随之也向上述地方扩散,故所谓苗人,即南方之人也。在北方统治者看来,良渚人是苗,他们是黄帝族,颛顼之后,祝融氏;鲧也是苗,黄帝族,颛顼之后,有崇氏。及至帝舜之时,舜的祖先有虞氏本来无疑也出身于苗,帝尧的儿子丹朱在舜的打压之下逃往南方,竟然受到了一部分苗民的拥戴,于是堂堂的北方王族从此也一并沦落为苗,而北上的有虞氏一旦吃上了黄河的小米,从此就不再是苗了。据说最后一代的帝尧逃往河北省北部,从此末代的尧和他的追随者们,又变成为了北方的“狄”。
据《尚书》的记载,除了“放欢兜于崇山”之外,虞舜时期还执行过一个“窜三苗于三危”的移民计划,传说帝尧晚年欲“禅让”其位于帝舜,但是却遭到了三苗之君的强烈反对,要知道有虞氏帝舜本来就是被南方的瞽叟(姑苏)集团排挤出局的人,好不容易有了翻身的机会,却再一次遭到三苗人的阻挠,这也许就埋下了良渚灭亡的种子。太湖的“苗人”被击溃以后,大量被俘的良渚人被迁徙到了西方“三危”之地,其余三苗则退入鄱阳湖和洞庭湖,最后又陆续退入南岭。
中国史前史最大的迷团,在于夏后氏究竟在何时何地兴起。考古学者们在最近几十年发掘了大量的史前遗址,这其中夏代之前以及夏代之后的遗址遗物都很丰富,但是唯独能证明夏的遗址和玉器少之又少。传说夏代存续了400余年,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留下令人满意的大型遗存以准确地证明她的身份?从时间上说,良渚的晚期与夏代已经很近,但良渚有着1100年连续发展的历史,且良渚偏安于江南一隅,故而良渚必然不是夏。西北齐家文化玉器继承的是良渚的血脉,且在时间上已经与夏代的初年相合,然而强大的、第一次将中国统一在一起的夏王朝又怎么可能去到西北边远的“三危之地”建立她的都城?所以最终,似乎只有山东龙山文化玉器可以向我们揭示夏王朝的踪迹。
当今史学界几乎公认河南偃师二里头是夏代的遗址,或者是商代早期的遗址,而且认为夏民族最早起源于中原河、洛地区。但是这种观点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其它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山东作为史前文明中心的证据更是越来越显充分。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在河南偃师二里头之所谓“夏墟”里都出土了一些什么样的玉器,以及这些“夏代玉器”的来龙去脉。二里头出土的玉器,器形有圭、璋、琮、钺、戈、刀和柄形饰等,多为礼器以及兵器,其中玉圭、玉璋、玉钺(戚)、玉刀等格外引人注目,不过这些“夏代”玉器的祖型,却有很多是来自于山东半岛,但也有一部分来历不明。这就是说,在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与二里头夏代中晚期的玉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环——究竟有哪些是夏代早期的玉器?
《山海经》记载了东海之神禺虢和北海之神禺疆的事迹,这一点相当值得关注,因为在山东半岛的北部,那里正是传说中的“隅夷”活动的地区,而禺、隅二字,本为一字。顾颉刚先生曾解释大禹的“禹”字为一种虫子,那么大禹与某种虫子有关?可是汉字在它早期的应用中,常常以同音字相替代,这个同音假借的比例在甲骨文中有时高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大禹他未必不是“大禺”或者“大隅”。前文中说过,中国史前史或者上古史,其中的绝大部分就是东夷史,因为五帝时代的故事大多发生在东方。在5000年前,山东人称渤海为“北海”,称黄海为“东海”,称东海为“南海”,所以南海观世音不住在南海,而是在东海普陀山,这对于居住在山东的人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假定东海之神禺虢就是大禹的父亲崇伯鲧,而北海之神禺疆就是大禹,或者说无论禺疆还是禺虢,其实都暗示着在山东半岛的东北部沿海曾经生活着夏民族的祖先——禺族,那么夏民族在山东半岛的存在和活动,似乎可以一目了然:鲧被杀于羽山,这个羽山是江苏东北部东海县的最高峰,而此山北邻山东沭阳。东海之神死于东海(黄海)之滨,这再也正常不过了,这一地区同时又是大汶口文化的南境和良渚文化的北境,著名的新沂花厅良渚文化遗址就在羽山附近,所以鲧死于祝融之手亦是可信的,因为祝融亦称作南海之神,这也可以解释大禹在其后南征时为什么一定要杀死防风氏,因为古防风国就在浙江的德清县,正好与良渚镇为邻,所以防风氏被杀并不是因为他在夏禹大会诸神时迟到了,而是因为大禹对祝融一族的仇恨。“禺”和“隅”字本来相通,它们都是“角落”的意思,大禹和他的父亲都生活在海滨,在山东泰沂古陆的东北海角,他们极有可能都是渔民的领袖,所以这父子二人先后被任命为治水官,因为他们善于航海、造船,熟悉水性。
隅夷生活在山东半岛的莱州湾以及渤海的南岸,这可能是鲧禹一族最初的根据地。传说大禹初封于泗水,在曲阜之侧,这可能是大禹为帝尧治水有功之故,后来竟被赐姓姒(泗)。传说大禹又名“高密”,这与“帝高辛”和“帝高阳”的意思是一样的,大禹或者崇伯鲧即是“高密氏”和“帝高密”。也就是说,夏民族之封国,有一个都城是在“密都”,也就是“高密”。密都在哪里?山东有高密市,在潍纺与青岛之间,这个城市竟然与大禹同名。山东又有下密县(在昌邑市),还有密州(在诸城市),这两地均与今高密市相邻,也就是说它们都在古代“隅夷”活动的范围之内,也都在神禹之都的附近。北海之神禺疆又名“玄冥”,他是北海之神也是北方之神,所以他是帝颛顼的祭司,也就是大禹。关于夏民族和山东的关系,温玉春先生曾著有《夏氏族起于山东考 》一文,力证夏后氏起源于山东。因此本人在此不再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了。与温先生的论述有所不同的是,我以为“有夏氏” 或者“有崇氏”可能并不存在,大禹父子真正的身份其实就是传说中的“隅夷”,是一个时期曾经生活在半岛海隅中的部落,大禹即是“大禺”,他与表示“虫子”的“禹”没有任何关系,而所谓夏族的前身即是隅族、禺族,甚至还有可能是“羽族”。
在中国大陆,据说目前山东龙山文化存世的,并且有明确出土记录的牙璋仅此3件,它们件件可谓价值连城,但是在欧美博物馆中,如此珍稀的龙山玉牙璋竟然比比皆是。牙璋流行于夏商周三代,甚至可能流行于唐、虞、夏、商、周五代,其出土地遍及全中国乃至于越南。但是,只有这三件牙璋的年代最为古老,它们是中国所有出土牙璋的祖宗。而这三件宝物却一无例外地出土于山东省的东部,或者说出土于古东海(今黄海)之滨。没有人能解释牙璋为什么是这个模样,它象大刀但是在侧面却并无刀刃,而刃口只开在端部弯弧里。对照二里头出土的牙璋我们可以发现龙山时代的牙璋并没有扉牙,这正是它们作为比夏代牙璋更加古老的标志,也证明了夏代玉器文明起源于山东半岛的南翼。大禹的祖先鲧就是死于这一地域,而他的后代则西散逃亡。这些善于航海的“禺夷”,有一部分人向北逃到了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大连(辽东半岛),一部分人朝向西南逃回了曾经的老家四川,更有一部分人竟然一路向西逃到了陕西榆林市神木县的石峁——300年后,从前的山东禺族,后来的夏民族终于在陕北与内蒙接壤的河套平原上崛起,距今4000年前,她们在中国北方建立起黄河流域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方国,居海拨1000余米的黄土高原之巅,南面而雄视天下。
图④是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兽面纹平首玉圭,长17.8㎝,宽6.4㎝,厚0.8㎝。它是二里头平首玉圭的祖型,这件稀世宝物的原型不过是一把雕花玉铲,它再一次证明了夏代玉器文明起源于山东半岛的海滨。
长条形弧刃或者是直刃的玉刀,是剖鱼工具,用它剖鱼或者去鱼鳞都很方便。牙璋的锋刃在其端头的弧线上,这是原始的剖蚌刀的造型,它端头的弧刃可以用来切断蚌类的闭壳肌,从而打开紧闭的蚌壳。从上图⑺和⑻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玉牙璧其实是一只三刃刀片,这是渔民们在织鱼网或者修补渔网时用来割断网绳的工具,此物有两到四个钩形的刃,不为其它,只是为了轮番使用,以增加刀片的使用数命。夏代的玉礼器很多,但是唯有玉刀、玉牙璋和玉牙璧始终保留着渔民的文化特色,也就是山东海隅民族的特色。
图⑾的三件玉牙璧,虽然均出土于大连四平山,但是东西却在日本。上世纪初日本人占领辽东半岛,挖地三尺,只为寻找大和民族在中国的根,这样就可以为它吞并中国找到借口。197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大连市长海县吴家村遗址采集到一只岫岩玉做的牙璧,见上图之⑷,欣喜若狂,因为凡是能挖走的,当年日本人都挖走了,想不到还有劫后之余。而直到长达六十七年以后,日本人才公布了当年在四平山遗址的考古报告,于是图⑾的三件牙璧,才得以重见天日。
辽宁大连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而长海县其实是一个群岛,所以,这么多的牙璧在辽东半岛出土,更进一步证明了它们本来就是渔民用具。图⑽的这件牙璧,出土于山东内陆的滕州市,但是它早已不是渔民用品了,而是一件标准的礼器。它的钩和刃都不见了,但却“长”出了扉牙,这些扉牙原本不该这么细这么尖,因为最初的这些扉牙只不过是为了增加握持刀片的磨擦力,如此而已。辽东半岛出现了大量的龙山文化遗物,这包括著名的龙山黑陶和玉器。辽东的黑陶无疑来自山东,因为两地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但是关于玉牙璧的起源人们却一直争论不休,有的说起源于山东传至辽东,有的说起源于辽东再传至山东。但其实它无论起源于山东还是起源于辽东都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此物与渤海以及黄海的渔民有关。帝尧和帝舜曾将大量的政敌流放,这其中的一件事便是“流共工于幽州”,古幽州之地包括河北省北部和辽东半岛,所以山东的玉器、陶器自然就会流入辽东。扉牙是夏代玉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些扉牙在最初只是刻在牙璧上,然而到了夏代中晚期无论是戚、钺、刀、璧、戈以及牙璋上竟然都有了扉牙。
龙山时代
山西芮城清凉寺遗址出土的玉器。清凉寺遗址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存,其具体的年代不详。有关清凉寺出寺玉器的资料不是很多,但它与同在山西晋南地区的襄汾陶寺遗址相当接近,两者都出土了玉琮还有玉牙璧。芮城位于豫西、晋南以及陕西东南部的结合之地,所以在这里出土的玉器亦带着明显的西部玉器特色。传说在有虞氏的极盛时期,其活动的中心在晋南,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有虞氏的文化特色。延安芦山峁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山西芮城的清凉寺遗址,均分布于黄河出吕梁至三门峡一线的两侧,它们相隔很近,均出土了龙山式玉琮还有玉牙璧,这就是有虞氏玉器文化的特征。这里有大量的玉琮出土,但是却没有出现夏代常见的牙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第一是有虞氏可能从未到达过山东东部的沿海地区,而尽管有虞氏时代的玉器亦受到早期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第二可能是因为玉牙璋之为物,其本身的出现较晚,它是在有虞氏的后期出现的,地点在山东半岛的东南翼,这不是有虞氏的活动范围。山西和陕西的有虞氏,曾经和中晚期的帝尧平行发展,而帝尧的势力范围,在山东省的中部、西部、河南的东部以及河北,因为躲避洪水,尧王朝曾而多次迁徒。尧部落甚至也曾迁徒到晋南地区,这就为尧舜的“禅让”?或者有虞氏最终取代帝尧而创造了条件。
石峁遗址的出现,可以向我们解读很多的历史迷团:比如说,大禹确实是黄帝的后代,并且出身于帝颛顼一族;崇伯鲧不是帝颛顼的儿子,但却是帝颛顼的后代;有崇氏曾长期活动于山东少昊氏故地,故在尧时曾任治水官;大禹也不是鲧的儿子,但却一定是鲧的后代,并且这一对“父子”的年龄其实最少相差了300年。
在鲧死后数百年,大禹作为崇或者禺族的后代,再一次出任帝舜时期的治水官。民间传说以及《山海经》中都记载着颛顼氏“死而复生”的神话,那么颛顼氏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北风起时,天降大雨,遍地如涌泉,于是“偏枯”之鱼,死而复生。在历经帝喾、帝尧两个王朝之后,帝颛顼的“儿子”鲧在大洪水中“复生”了。鲧被杀之后,他的后代逃往陕北河套,三百年后,也就是帝舜晚期,他们在神木石峁建立起最初的大夏国,这就是神木石峁竟然出土大量的“类山东玉器”的原因。传说大禹生于石纽(柳?),石纽在哪里?石纽即石峁也,石峁亦即禹所“积石之山”,大禹正是出生于这样一座传奇的北方石城,而大禹的“儿子”夏后启,亦从石中出生也。帝舜之时又逢天降大水,鲧的“儿子”大禹时隔数百年之后又再次“复生”了,这就是北方之神颛顼死而复生的故事。
夏民族迁徒路线示意图
在当今中国史学界,有关夏民族或者黄帝族起源于中国北方或者西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观点有着相当的市场,这极有可能与匈奴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先后南下入主中原所造成的历史影响有关,这是中原民族的心理阴影。如今我们细数中国史前玉文化几千年来的脉络,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在有虞氏尚未到达陕西和山西时,中原地区基本上无象样的玉文化和玉礼器可言。有虞氏起源于浙江,在良渚中后期,向北迁移至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然后复又折返于山西,并在山西建立了她的大本营。有虞氏是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向中原地区传播的第一个东方部落和南方部落,是他们最先打下了中原文明与礼制的基础。
夏后氏起源于山东半岛东南部的海滨,距今4300年前,有崇氏鲧的部落在山东因治水获罪,崇伯鲧被当时的帝尧指使南方祝融部杀害,于是有崇氏余部开始了向西北的逃亡。神木石峁靠近内蒙古鄂尔多斯,那里十分接近东北红山文化的势力范围,但是在神木竟然没有出现一片红山文化玉器,这十分让人惊讶。神木石峁出土的玉器大部分是源于山东半岛龙山时代的玉器,并且这些玉器中的玉戈、玉戚、玉牙璋和玉柄形器等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玉器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空白,否则二里文化玉器几乎成为无本之木。
如此则夏民族的来历由此而变得十分的清晰:距今4300年以前,他们先是山东人,为禺族或者崇族,后经河北省北部、山西省北部向西迁移至陕北。距今4000年前,夏部落在吸收了北方草原民族的营养之后变得强大起来,于是由原来西迁的路线重返山东。他们是来治水还是来复仇至今已无人知晓。
大禹治水的故事,其实是这个民族数百年来十几甚至几十代人治水事迹的总和。无论在山东半岛、陕西神木以及偃师二里头,我们都极少看到有玉琮的出土,这就是夏后氏玉器与有虞氏玉器的重大区别。有虞氏玉器最初来源于南方,随后又吸收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及早期龙山文化的因素。夏后氏玉器则起源于海隅,多兵器以及仪仗,这是夏后氏以强大武力统一中国的写照。周民族的祖先亦有可能出自良渚,后稷(弃)的经历告诉我们周的祖先将良渚玉器文化溯长江向西传播到了四川盆地,然后又北上越过秦岭到达渭水流域。传说尧部落起先受封于山东定陶,这与帝喾的统治中心不远。帝喾和帝颛顼均采取了东和少昊、南伐共工的战略,但是从帝尧开始,却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以及越过长江打击共工氏的战争。尧命后羿族射“十日”、杀“凿齿”等东夷诸族的传说,正是尧的部落在山东对东夷族大开杀戒的证明,因为东夷是崇拜太阳的民族,并且几乎所有东夷人都有“凿齿”的习惯。战争和洪水使尧的国力每况愈下,而南下讨伐共工氏的祝融一族竟然在江南自立为国,一去不回。为了躲避洪水尧不得不向西方和向北迁移。传说帝舜囚禁或者流放了最后的尧帝,这是因为尧的西迁使先一步到达山西的有虞氏感到了威协。于是尧部落只好逃往河北省北部的唐县,史称帝尧之“北教八狄”,于是尧的这一族最终沦落为北方的狄人。尧部落所去的地方正在夏民族东归的路线上,他们是否曾遭到夏人的迎头痛击,一切已无从得知。
大约距今3600年,大夏王朝在历时400余年后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黄帝的孙子帝颛顼及其后代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汤武革命,新的东夷商族人推翻夏王朝入主中原。鸣条一战,最后的夏帝夏桀被杀。而夏桀的儿子淳维(熏育)此时竟然将其父亲的姬妾全部据为已有,于是商王大怒,熏育在恐惧之下急忙率部众向北方逃亡。熏育逃亡之地,正是其祖先大禹的龙兴之地——陕北的神木,在商时此地称为“龙方”。熏育的子孙逐渐在蒙古大草原上成为牧民,传说后来他们演变为匈奴人和蒙古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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