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北宋官窑瓷
文物考证,讲究的是无证不信。
大自然肆虐,把北宋汴京官窑遗址,连同古开封城一起深埋于六公尺地下。遗址在哪里?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坦言:“北宋官窑的窑址,现只知道‘汴京自置窑烧造’一点,至于究意在开封什么地方,则因为还没有发现它的烧造遗址,也就是还没有发现它的堆积碎片所在,故无法确定”。《中国陶瓷史》也道得率真:“宋汴京遗址深埋在今开封市地下六公尺深处。开封地下水位很高,考古发掘也难以进行,况且地面遗迹一点不见,也无从入手。几乎是无法取得实证。”
面对黄河改道及泛滥造成的现状,笃实做学问的专家学者,尽管对遗址的取证甚觉不遂心,但仍坚信史籍记载无误,仍坚信官窑遗址与古开封城共存,仍坚信事实真相终究会大白天下。诚如叶喆民先生所说:“好在这类文物尚有藏品或展品可参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窑址考察与研讨工作仍在继续,相信终有一日会得出公允的结论”。
目前,在窑址难以取证情况下,又怎么去认定北宋官窑的遗物?笔者以为,可从文献中“考古取证”,再顺着定、汝、钧、官的传承脉络,进行分类、排比,就可从传世器物中,辨认出北宋官窑青瓷。
关于南宋设置官窑的历史背景,参与修内司官窑遗址发掘的杜正贤、周少华先生在《南宋官窑瓷器鉴定与鉴赏》一书中说:宋代朝廷的国家祭典活动重要的有十余项之多,包括天、地、社稷、宗庙和明堂祭祀等。南宋初期,虽因战乱影响,国破民穷。但祭天地、祀祖先的规矩不可废。只是这些祭祀活动不能像以往那样规模宏大,铺张浪费。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南宋王朝为了满足宮廷饮食、祭祀和陈设等方面用瓷的迫切需要,“袭故京遗制”,在京城临安(今杭州)置窑设厂,先后设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二处,专门烧造宫廷用瓷。史称“官窑”即“南宋官窑”。
有关南宋初期国家祭典活动的一些情况,杜正贤在其主编的《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中引经据典道: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典礼,在礼器形象上,他认为政和“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古今图书集成》)。宋高宗也认为“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绍兴十六年,修内司烧造的陶瓷祭器得到高宗的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咸淳临安志》)。宰臣秦桧也认为“考古制度极为精致”(《宋会要辑稿》)。
从这两则的阐述内容中可知:一,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因兵荒马乱,祭祀活动的规模较小,祭典礼器,多由地方委托民窑烧制,产地有余姚、平江等处,亦即一些青瓷的贡品。二,南宋初,礼器的造型不及北宋,而“政和‘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所以,见识过徽宗礼器的朝臣认为,南宋礼器“其制非是”,应当予以规范。三,设修内司窑的时间,约在绍兴十四年前后。因绍兴十三年,宋室与金已缔结和约,政局趋向稳定,有必要“袭”故京“遗制”,自置窑造礼器;绍兴十四年,高宗又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宋《中兴礼书》)此句“令董其事”,是你等可让“通晓礼器之人”,来执掌“其事”;而“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表明,“其事”进展良好。故此后的产品,才让高宗感到“诚可喜也”(图29)。
上列来自宋代文献方面的信息,既为“袭故京遗制”之涵义,作了说明,又为寻觅政和“新成礼器”(图30、31)
,提供了线索。
实际上,对于政和“新成礼器”的模样,人们并不陌生,从传世的北宋钧窑瓷器上,可窥知端倪。
李辉柄先生把河南禹县的北宋钧窑,归为“继官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北宋官窑”。先生的结论尽管错误,话却不无道理。因为,钧瓷所具有的“名古器”韵味,比起经常“素面朝天”加“圆唇”的汝瓷,岂但“其制”古典,形象也俨如官器。这两座几乎同时并存的北宋名窑,缘何风貌迥然,李先生无法解释,所以,在《中国陶瓷全集》上,钧窑有幸成为“第二座北宋官窑”。在李先生看来,汝窑“其制非是”,同钧窑“考古制度极为精致”之间的殊异,该是第一座与第二座“缘故”。
参照实物与文献,本文以为,钧窑虽不在北宋官窑之列,但产于政和年间的这批钧瓷,由于系京师建“艮岳”时定烧,有些是专为“明堂”配套,它们均属官方“制样需索”的贡御品是显然的。“其制”,不同于“供御拣退”的汝瓷贡御品,也是必然的。比如,故宫珍藏的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洗(图32),
等青瓷釉色及其内涵,再作细细探究,并把它们同两宋盛行的国家祭典活动作连接,对北宋朝廷之所以要在京师自置窑“造青瓷”,就会有进一步理解。
从名闻遐迩的传世品上还可获悉,定瓷虽“有芒不堪用”,然其装饰,颇见皇家风范(图36、37);
汝瓷以“玛瑙入釉”,榜为青瓷之首,可器形缺乏上用之仪(图38、39)
;南宋的官窑(图40、41)
及龙泉窑青瓷(图42、43)
,制作堪称精致,则气派和华贵上,仍不如一些钧瓷(图44、45)
。比照器物,再结合文献资料中传递来的信息,对北宋官窑具备的“考古制度”,不但会有实实在在概念,据此,还可运作辨识北宋官窑的借鉴。
在传世的宋代青瓷中,可认出一些汴京官窑遗物。比如,北宋官窑碗和北宋官窑三足樽(46、47)
:前者釉的质感,不同于故宫汝碗,且碗壁曲线呈S形,圈足外捲弧度比传世汝器更大,应为北宋官窑所出的饮食具;后者的釉较厚,又无紫口特征,既有别于汝窑,也与相类造型的南宋官窑有异。此炉式,系以战国的铜樽为蓝本,多见于北宋定窑(图48)
该琮式瓶高32.9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15.2厘米。形制呈敛口、拱壁方形体、圈足,四委角间饰简化兽面纹。通体施青釉,釉质莹润,色泽青中闪灰,釉面开有大小纵横纹片。足脊刷紫褐色护胎汁,足端一磕崩处显出胎质呈浅灰色。肩的四端平面上,镌刻有出窑后加署的“觀、音、菴、記”楷体銘文。
它的胎、釉和制作工艺方面特点为:
胎体完整无暇,以指叩之声音如瓦,此为独特,有别于南宋官窑的清脆声,也不同于明清仿官釉器之金石声。浅灰色之胎骨微泛光泽,表明坯体瓷化良好。胎质看上去不如南宋修内司官窑瓷细腻,却较之坚致,也远比北宋汝窑瓷胎滋润;
圈足宽厚、足脊上显有清晰竹刮痕,修足圆润。此类足式于汝窑、龙泉窑上多见,属北宋官窑在汝瓷四方委角盒及大圈足汝瓷盘基础上的演绎(图50)。
釉质肥厚莹润若堆脂,釉面因施釉不匀、显高低不平、欠平整,并有少量破泡和缩釉现象,不同于雍乾朝仿官器之釉面的平静、整齐与晶亮,当属北宋青瓷器表应有的时代风貌。釉层内密布大小气泡,参差不齐若“聚抹攒珠”状,不同于明清时期仿官器的釉内气泡,大小较整齐、疏密有致。
起初,凭第一感觉,笔者将其时代定为雍正朝。但是,比较了各时期琮瓶的特点、尤其是研究了雍正同类琮瓶的形制特征之后,才认识到,此器当为北宋官窑遗物。下面,试从造型和纹饰方面予以论证:
此瓶器形大方、典雅。颈作通天式拱形弧壁,口与颈的内外曲面优美、流畅。身设拱壁形方体,硕腹于方中见圆、圆中有方。整器取古玉琮之形,却能准确地再现良渚文化玉琮之精髓:拱形壁、小委角及兽面纹(图51),
迄今所见到的瓷制琮式瓶,年代最早数宋朝,在形制上,无不呈直壁方形体。制作成拱壁形的方体,不管在南宋,还是元、明、清,直至近代,甚或在现代仿制品上,都不见有相同造型的来者,可谓独步宋朝,独步于天下。而能设计出如此巧妙方圆二体结合形状,除痴情石头到被人称之“亡宋谁知是石头”的宋徽宗外,世上未必再有真正懂得良渚文化玉琮真谛之王者。据史料记载,北宋始有金石学,研究对象为古代铜器、石刻和玉器等。由于皇帝喜好金石收藏,上层社会士大夫们都踊跃收集、攀比猎奇、乐此不疲,使金石学问日趋精微,并于北宋晚期相继出现《考古图》、《金石录》及由徽宗参与编撰的《宣和博古图》等一批开创我国金石学先河的研究专著。所以,从汉迄清,宋朝是崇尚理学又时尚金石学的国度。“元、明两代,理学发达,金石学退居次要地位。虽自元代起,出现了玉器研究的专门著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水平尚不及宋代。至清乾嘉时期,金石学复兴,但对古玉的研究仍不发达”(《收藏家》总第3期、雷虹霁文),“学者们不知琮为何物,就连博雅好古的乾隆皇帝,还闹出把玉琮误为‘杠头’的笑话,直到1898年吴大澂《古玉图考》出版,始为玉琮正名,人们才得知古籍记载的琮,原来就是这种内圆外方,形状怪异的玉器”(《收藏》总109期、戴应新文)。因而,纵观元明时期(图52)
的青釉琮瓶,或能以宋器为本,保留琮之形体与“神徽”。自乾隆起,琮瓶的“其制”,包括釉料,逐渐“非是”(图55、56)
,特别是景德镇的官窑作品,面目全非,不是附有双耳(图57)
纹饰以四委角为中心,每排垂直雕琢兽面纹五节,纹样古朴大气。对照传世器物可知,五节兽面纹,系宋代官窑琮瓶上的唯一纹样,例如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图59)
南宋时,龙泉窑生产有较多琮瓶。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鸿禧美术馆(图61)
。上述五件龙泉窑琮瓶,除上博的饰五节兽面纹外,其它四件均作八节。从形制上看,五节兽面纹琮式瓶器身粗壮,修足圆润,口部较大。特别是口的端面至平肩间的弧线,呈外拱状,较另四件龙泉青瓷丰满,显得更具“天圆、地方”之“深义”,甚至比起南宋官窑琮瓶,也多些政和遗风与“古制度”,当为南宋龙泉青瓷中精美绝伦的贡御品。上博的此件饰五节兽面纹的琮瓶,现已作“琮式瓶”之典型器,著录在《中国古陶瓷图典》“器形”条目上,反映出当今学术界见地精到。新石器时期,玉琮被古人视为沟通天地神人之物,通常用作祭地的礼器。至宋代,清玩雅好的徽宗,把玉琮形制应运至青瓷上,并奉为国家祭典活动的重器,也就顺理成章了。作为好古成癖的两宋统治者,对于象征神徽之兽面纹,划以宫廷与民间的使用等级,更属自然。一如元明清时期龙纹,因了皇帝喜好,便有了五爪、四爪之别。
肩部的款识,系凿刻而成,书法有力,字合乎宋体规范。至于是否属北宋时所刻,尚须进一步考证。然而,单就铭文“記”字而言,历代王朝运用频率最高数宋朝,应运得非常经典亦数宋朝,不仅仅瓷器,还多见于印章、书画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另外,在瓶的口部与四壁,遗有无数不可伪造的自然旧貌;器里器外原本透明的无色开片,已呈不同程度浅黄色;底足内的釉面则崭亮如初,冰裂纹依旧无色透澈。前二项,大体与“觀音菴”日月供奉、香火浸染及供养人与收藏者的拂拭、触摸有关。后一项,当同器物自身的直墙圈足,无意间起到阻隔外界沁入的屏障作用有关。这些承载有大量相关身世方面的信息,亦是该琮式瓶的本相,及其历经九个世纪的有力佐证。
结语
综上所说,证明冯先铭先生在《中国美术全集》(1991年版)上的《隋、唐、宋时期的中国陶瓷》之说,是客观的,即:汴京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最早见于宋人顾文薦《负暄杂录》,书中提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文中明确提到官窑烧造时间是在徵宗的政和至宣和年间,历时比汝窑更短,它伴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而终止;文中还提到是在京师自己设窑烧造瓷器,因此称之为官窑。宋代瓷窑正式命名为官窑的实自此始,开启了此后以官窑命名的称谓。
可以认定,宋人谓“袭故京遗制”,指的是“袭”北宋徽宗在京师“自置窑”造青瓷之“遗制”。宋室南迁杭州,高宗于政局稍见稳定的绍兴年间,“置窑于修内司,造青瓷,名内窑”(凤凰山下老虎洞)这是一证;其后在“隆兴至乾道元年”(《南宋官窑瓷器鉴定与鉴赏》)间,于“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乌龟山下)这又是一证;查遍古籍资料,独独不见南宋官窑“内有玛瑙为釉”之类记载,这也是一证。
而且,自汝窑停烧之后,事实上,“玛瑙入釉”便“失传”了。这从《清波杂记》“近尤难得”的话语中,从《武林旧事》有关张俊进奉高宗16件汝瓷一事的记载中,从流传有序的数百件南宋官窑器物中,均可得到证实。
显而易见,汝窑与汴京官窑,分别为北宋晚期两座窑口:前者属待诏供奉性质的民窑,产品追求造型朴实线条优美,并以釉色青蓝和裹足满釉著称;后者是朝廷在京师的自置官窑,器件多以名古器为据,讲究形制典雅有深义。由此还可以明辨,临安南宋官窑不可能系北宋宝丰汝窑“嫡传”,两者没有太大关联:南宋官窑承袭了北宋官窑的生产模式、以及如何让作品有典、有艺术品位的創作理念,至于学技,大可不必舍近求远,青瓷鼻祖是浙江越窑。
高阿申
2003年12月16日
附图说明
编号 名称 底片编号 出处/收藏单位
图1* 北宋官窑月白弦纹贯耳瓶 A 1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北宋官窑月白三足炉 A 2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 北宋官窑天蓝三足圆炉 A 3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4* 北宋官窑天青椭圆水仙盆 A 4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 北宋官窑粉青胆瓶 A 6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 北宋官窑粉青菱花式小碗 A 7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7* 南宋修内司官窑粉青贯耳弦纹瓶 B 32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8* 南宋修内司官窑粉青弦纹瓶 B 33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9 南宋修内司官窑粉青簋式炉 B 34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0 南宋郊坛下官窑灰青海棠式花觚 B 35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1 南宋郊坛下官窑月白海棠式贯耳瓶 B 36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南宋修内司官窑月白葫芦瓶 B 36a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3* 《仿北宋官窑青瓷技术鉴定证书》1984.6.18 A 9, B 22 内附与会专家计34人签名。
图14*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封仿北宋官窑月白釉出戟尊 C 36,36a 私人收藏
图15* 南宋龙泉窑粉青釉把杯 A 11 b:浙江湖州市博物馆藏
图16 南宋龙泉窑黑胎贯耳瓶 A 12 b:浙江省博物馆藏
图17* 唐长沙窑花鸟壶 B 27 私人收藏
图18* 北宋汝窑三足奁 A 13 a:故宫博物院藏
图19* 北宋汝窑粉青釉洗 A 14 a: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20* 北宋汝窑粉青莲花温碗 B 26 h: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1* 北宋汝窑青釉盘 B23(下图) a:故宫博物院藏
图22* 标本(光泽度) 底片袋22
图23* 北宋汝窑标本(釉内气泡) 底片袋23
图24* 标本(胎骨厚度) 底片袋24
图25* 南宋龙泉窑鬲式炉 A 30 h: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6* 北宋汝窑盘 A 17 i:上海博物馆藏
图27* 北宋龙泉窑莲花温碗 A 18 b:浙江省松阳县博物馆藏
图28* 北宋龙泉窑盘口瓶 A 19 b:浙江省龙泉市博物馆藏
图29* 南宋修内司官窑粉青尊 A 20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0* 南宋郊坛下官窑粉青贯耳穿带壶 A 21 d: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1* 北宋官窑灰青贯耳穿带壶 A 22 h: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2* 北宋钧窑月白釉鼓钉三足洗 (连底部) A 33 a:故宫博物院藏
底有刻款:“涵元殿用”
图33* 北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A 31 a:故宫博物院藏
图34* 北宋钧窑靛青釉尊 A 32 a: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图35* 北宋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B 16 a:故宫博物院藏
图36 北宋定窑印花云龙纹盘 A 23 c:上海博物馆藏
图37* 北宋定窑兽耳瓦纹簋 B 24(下图) e:台北鸿禧美术馆藏
图38* 北宋汝窑三足洗 A 25 a:故宫博物院藏
图39* 北宋汝窑青釉碗 A 26 c:故宫博物院藏
图40* 南宋郊坛下官窑簋式炉 A 27 b: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图41 南宋郊坛下官窑花口壶 A 28 b: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藏
图42 南宋龙泉釉八折稜杯 A 29 b:江西丰城市博物馆藏
图43* 南宋龙泉窑鱼耳炉 A 16 b:浙江湖州市博物馆藏
图44 北宋钧窑玫瑰紫釉葵式花盆 B 13 a:故宫博物院藏
图45* 北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形洗 B 17 a:上海博物馆藏
图46* 北宋官窑碗 B 25(上图) e:英国私人收藏
图47* 北宋官窑三足炉 B 25(下图) e:英国私人收藏
图48* 北宋定窑弦纹三足炉 A 36 e:台北鸿禧美术馆藏
图49* 北宋官窑琮式瓶 C21,22,25 私人收藏
图50* 北宋汝窑(足式)标本 B 28
图51*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神人纹三节玉琮 A 36a j: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52 明 仿哥釉八卦出戟琮式瓶 C 33 私人收藏
图53* 清 雍正仿官釉琮式瓶 底片袋53 私人收藏
图54 清 雍正仿哥釉琮式瓶 C 34 私人收藏
图55* 清 乾隆青花琮式瓶 B 1 f:上海文物商店藏
图56 清 乾隆炉钧釉琮式瓶 B 21 e:故宫博物院藏
图57* 清 乾隆祭蓝釉琮式瓶 B 18 f:上海文物商店藏
图58* 清 乾隆仿哥釉八卦琮式瓶 B 19 f:上海文物商店藏
图59* 南宋修内司官窑琮式瓶 B 4 h: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0* 南宋官窑琮式瓶 B 5 e: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61* 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瓶 B 6 e:台北鸿禧美术馆藏
图62* 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瓶 B 7 g:上海博物馆藏
图63* 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大瓶 B 8 苏富比香港拍卖行96年拍品
图64 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小瓶 B 9 苏富比香港拍卖行96年拍品
注:
a:《中国陶瓷全集·卷7·宋(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b:《中国陶瓷全集·卷8·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c:《中国美术全集·陶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d:《宋官窑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96年版);
e:《中国传世名瓷鉴赏》(中国摄影出版社、2002年版);
f:《清代瓷器鉴赏》(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g:《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h:《国之重宝》(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1996年版);
i:《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陶瓷馆》(上海博物馆印行、2003年);
j:《中国文物定级图典·一级品·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2003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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