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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北平故宫，藏宝万千，其中的战国青铜器——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公元前467—369年），便是故宫的十大重宝之一。
这件战国时期的青铜壶，缩口、斜肩、鼓腹，肩上还有两只兽首衔环，最为难得的是，壶身上还生动地刻画了古人“采桑习射”、“宴乐打猎”、“水陆攻战”等等的情景，这件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稀世重宝。然而，就是这么一件2300年前的精美国宝，在1945年，却险些被人偷运到国外……
这个偷运国宝青铜壶的人名叫杨宁史，他是一名德国商人，他起了个中国名字，目的是为了和华商打成一片，也好顺便下手，买到更多更好的青铜器。杨宁史借着日军侵华，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机会，大肆收购了不少中国的古代文物。其中就有珍贵的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世襄在北平教育部供职，他是文物追讨委员会的干事，这天一大早，王世襄从北平坐火车来到天津，是来调查杨宁史非法收购的珍贵的国宝青铜器下落的案子。
王世襄来到了天津后，他在德璀琳大院3号见到了高高瘦瘦的杨宁史。王世襄先出示了自己的证件，接着便询问他手中青铜文物的情况，杨宁史告诉王世襄，自己藏有青铜宝贝的仓库，已经被劫匪抢走了，他哭丧着脸，说道：“王干事，我，我现在已经知道那批宝贝被谁劫走了，可是，可是这件劫案，你也是管不了！”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94军就奉命接管了天津的政权，94军的师长牟廷芳就是天津的土皇帝，那日兵痞们假扮盗匪，抢劫了杨宁史闸北区的秘密仓库，幕后的指使绝对跑不了牟廷芳。
王世襄直接上门去找牟廷芳，可是牟廷芳竟然连面都不给他见一个，王世襄抄起电话，向自己的父亲求救，王世襄的父亲接到电话，决定帮儿子一把，他便联系到了国民党元老朱启钤先生，朱先生则直接找到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
宋子文决定亲自出马，他来到天津，并开始给牟廷芳施加压力，可是牟廷芳却一个劲地喊冤，因为他也没有见过杨宁史说的那批青铜器。
王世襄第二次来天津的时候，他看着牟廷芳比窦娥还要冤的样子，也是有些糊涂了。
如果真如杨宁史所说，是94军抢了他的青铜器，宋子文一旦出面。牟廷芳再不交出贼赃，那就是与理不合了。可是牟廷芳却一个劲喊冤，好像那盗案并不是他做的，难道是杨宁史在撒谎？
王世襄刚刚说出自己的怀疑，牟廷芳就用拳头“当”地一擂桌子，吼道：“那还用说，一定是奸商杨宁史在血口喷人！”
牟廷芳随后发出命令，他手下警卫连的连长领着一个排的弟兄，将杨宁史抓到了94军的驻地。杨宁史被捕后，94军立刻对杨宁史天津和北平的商号仓库展开了大搜查，不值钱的文物搜查出了几十样，可是一件青铜器也没有。
王世襄看着那些不入流的文物，他忽然一拍脑门叫道：“我知道了！”偌大的天津，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搜到，这个地方就是塘沽港，杨宁史从天津往外洋运货的商船就泊在那里！
牟廷芳也是孤注一掷了，他坐着汽车亲自领人来到了塘沽港，经过搜查，最后终于在杨宁史装满了货物，即将驶离港口的商船底仓中，找到了十多个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大木箱，撬开木箱的箱子盖，里面装的就是闸北区失窃的那批青铜器。
狡猾的杨宁史面对一件件精美异常的青铜器，他吓得面色惨白，几步跑到王世襄的面前“咕咚”一声，跪倒再地，口中叫道：“王干事，救命呀，我，我还有一批珍贵的青铜器藏在北平，我要捐献，我要把那批青铜器都捐给政府将功折罪！”
王世襄一听杨宁史手里还有一批青铜器，他当时就来了兴趣，可是如果不答应杨宁史捐献青铜器的要求，他就死猪不怕开水烫，咬定牙关，死也不说另外一批青铜器的下落。
王世襄最后把杨宁史的意思拟成电报稿，并向宋子文做了详细的汇报，经宋子文同意，双方达成如此协议：杨宁史无偿献纳241件青铜器，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辟景仁宫专室陈列，并拟订室名为“杨宁史献呈铜器陈列室”，室内并用文字形式，写明这些文物的搜集、收藏、献呈经过云云。
1946年1月21日，在天津警方的“护送”下，杨宁史携带着从商船上截获的青铜器来到北平，随后在王世襄的监视下，双方又在杨宁史北平的一座秘密仓库中，起出了一大批珍贵的青铜器文物——这批文物有青铜鼎、卣、爵杯、玉柄戊等等。其中珍贵的是第118号簠器——名蟠虺簠。虽然这件簠器已经破碎，可是经过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用胶布粘合修复后，虽文物价值不由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但也是堪称一级国宝。
1949年天津解放后，杨宁史就也被天津市政府限制了行动自由。
1954年，杨宁史被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驱逐出境，永远再不能回到这片历史悠久，文物浩瀚的土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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