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红山文化是中华 5000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深入研究红山文化，认清中华文明形成的历程，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课题。2012 年 5月，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敖汉陶人，在学术界引起重大影响，关于敖汉陶人的功用、性质、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引发了热烈讨论。通过对敖汉陶人的功用、史学艺术研究价值及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进行探析可知，中国敖汉红山文化陶人是一个鲜活的红山人祖神形象，这位祖神是具王、巫、祖先三位一体的人物，他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美术雕塑史，特别是对研究红山文化社会性质、研究古代中华文明的进程都有着重大意义，也为论证中华文明5000 年提供了新的资料。
红山文化是东北亚最著名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华 5000年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一点，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在半个多世纪对红山文化研究的历程中，每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新材料的问世，都将极大的推动红山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12年 5月，红山文化敖汉陶人的发现，把红山文化的研究又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它的发现，引起了考古界、历史学界、美术学界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也掀起了红山文化研究的又一次高潮，学界对这尊陶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就红山文化敖汉陶人的功用、史学艺术研究价值进行探析，以求得出正确结论。
一、红山文化敖汉陶人发现的背景
2001—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经对兴隆沟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第二地点为红山文化遗址，该地点位于兴隆沟村东北约 0.2公里的坡地上，地势西北略高，东北和东南偏低。在此次发掘中，共清理红山文化半地穴房址 8 座，灰坑 55座。在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红山文化陶器、石器，比较典型的陶器有双耳陶瓮、三足小盅、桥型钮器盖、陶壶等，最为重要的是在 H21出土了一件 3个女人裸替蹲坐相拥、手臂交叉相搂的陶塑。考古学家刘国祥认为，根据发掘的材料，红山文化晚期单一家庭已成为经济生产和生活的核心单元，农业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同样是在这个地点，2012年 5 月，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期红山文化聚落形态考古研究调查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敖汉旗博物馆联合在该旗境内的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地表采集到红山文化陶人残片。调查和发掘材料记载，考古人员对陶人残片出土位置周围 100平方米范围内的地表耕土进行了仔细筛选，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获得了更多陶人肩部、腹部和背部的残片，明确该陶人出自一座红山文化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址，在房址西南部居住面上，清理出3 段陶人胳膊残块。
7 月 6 日，考古人员将采集和发掘所获的 65片陶人不同身体部位的陶片或残段进行仔细黏对，这件距今约 5300 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完整复原。这尊整身陶人用泥质红陶烧制而成，内侧呈筒状，外表通体磨光，局部施黑彩。双腿弯曲、双脚相对，呈盘坐状，双臂下垂，臂肘弯曲，双手紧握，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正中有一圆孔，长发盘折，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有一横向长条状饰物。面部五官清晰，神态逼真，额顶饱满，眼眶周围呈椭圆状内凹，双目呈圆形，系嵌入眼窝内，双眉及眼球施黑彩，炯炯有神。鼻梁挺直，鼻头略宽，鼻孔与内侧通连。脸颊明显内凹，外侧棱线分明，口部渐渐隆起，张嘴，呈呼喊状，人中清晰可见，下颌呈圆弧状。双耳略呈椭圆形，圆形的耳孔与内侧通连，耳垂钻有圆形小孔。脖颈竖直，右侧的脖筋明显，双肩较平，锁骨清晰可见。乳头微凸，右侧稍高，左侧微低。腹部较平，肚脐眼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背部微驼，似男性长者形象。陶人通高55厘米，高度写实，这是目前所知第一尊、也是最大的一尊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晚期整身陶人，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
谈红山文化敖汉陶人的功用，首先要确立它的性别，根据调查和发掘资料证明，该陶人是一男性，这在过去所发表的考古资料中是没有的，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我们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的红山文化玉人及敖汉四家子草帽山石雕人均为男性，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神像皆为女性，2001 年兴隆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尊 3 个裸替蹲坐相拥、手臂交叉相搂的陶塑也为女性， 因此，在 5300百年前，这位高度写实的长者在红山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他是这个社会的管理者吗？红山先民为何要制作一男性长者的塑像，他是红山文化中巫覡的化身吗？按以往历史学研究的经验和理论，新石器时代应属母系氏族社会，如是母系氏族社会，为何要供奉一男性长者？这为研究红山文化社会属性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一）此人为王和巫。红山文化发展的晚期，亦即 5500年——5000年之间，红山文化已形成玉礼制系统，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坛、庙、冢在红山文化社会中，突出反映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形成，在这时期，按苏秉琦先生国家三步曲的理论，红山社会已进入古国阶段，透闪出中华文明的曙光。张光直先生则认为，文明社会的诞生在东方与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西方社会文明的产生是靠贸易、技术、战争等要素，东方特别是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通过巫术、天地人神的沟通，以及借助这种沟通所独占的政治权利等。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 根据苏公的理论，古国阶段应有社会管理者，而这个陶人生前应是兴隆沟这一代小古国的国王。国王靠神的力量来统治他的社会，神是需要通过巫（萨满）来表达他的意志，按张光直先生的理论，这个高度写实的陶人正在做法表达神的意志，因此，这个陶人又是红山社会中的巫。他是红山社会中王巫一体的人物。
（二）。陶人是巫覡的探析。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巫占有独特的地位，可以说，没有古代巫术，就没有古代中国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社会是赖以靠巫——巫术（做法）——通神而产生的，亦即通过巫来表达上帝和祖先的意志，从而管理氏族、家族和社会。杨伯达先生在探讨巫——玉——神关系时认为，“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墓中所埋之大巫绝非一般事神的巫覡，而是神的现实代言人，掌握着一个部落联盟或酋帮的政治、经济、族群、军事及事神等五权于一身的大巫或神巫，主宰着芸芸众生，他（她）们是中国的最早智者群体 和统治首领。”那么，敖汉陶人应是这样的人物。巫者，通过巫术和其他种种祭祀活动，按活动要求，久而久之形成了一整套繁杂的仪礼，成为巫术礼仪，按此礼仪通神、通天，其主观目的是沟通天人，和合祖先，降福氏族；客观效果则是凝聚氏族、保持秩序、巩固群体、维系生存。简单讲，就是通过他的思想而管理整个氏族和部落。
在巫术活动中，形成了以下 4个鲜活的特点：（1）通过巫术活动，直接为群体的人间事物祈福、求雨、消灾、狩猎、治病等等，根据对卜辞的考证，在上古时期，每事必占，三、五日一祭，所有事物皆由神明主导。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用神的光辉造福一方或造福人类。（2）在巫术活动进行中，有一整套繁细动作和高难技巧，包括巫师本人的装扮、容貌、姿态和语言，因为是沟通神明，包括参加的整个群体成员，都有严格的要求和规范，不能小有差错。否则就会有大灾降落于本群体。（3）通过巫术活动而感动神明，从而为人间带来“吉”、“福”。在这种活动中，人的虔诚和奉献是神明出现的前提，神明的存在与人的活动密不可分，氏族群体通过巫师做法，飨神、媚神，达到祈求吉福的目的。这在红山文化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以玉事神，简单讲就是用玉器给神送礼。（4）巫师在当时社会群体中，就是神人，亦神亦人，神人合一。在巫术活动中，处于某种癫狂痴迷状态，它是一种非理性强烈情感的展现和暴露，和后来发展的宗教不同，宗教总是有理性的、主客分离的状态。
根据这 4个巫术活动的鲜明特征，我们和敖汉陶人比较，这尊陶人生前一定是一个巫师：第一，他张嘴讲话正在为群体祈福或者是传达神明的意志。第二，从陶人装扮看，也是典型巫师形象。“头部戴冠，正中有一圆孔，长发盘折，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的发髻，额顶正中有一横向长条状饰物”，这长条状饰物笔者理解为用蓍草结成的绳子而为，而蓍草在中国古代为占卜之道具。第三，在此次调查和考古发掘中，虽未发现巫师的礼器（主要是玉器），但是根据发掘地的自然状况和遗址保护程度，5000多年的岁月，加之地理环境的变迁，存在玉器可能性极大，只不过是未发现而已，诚如著名玉器专家王明达先生所言：没发现玉器，不等于没有玉器，在今后考古工作中，要加强对此地域玉器的调查和发掘。第四，从敖汉陶人的造型上分析，也是王和巫师的形象，“双腿弯曲、双脚相对，呈盘坐状，双臂下垂，臂肘弯曲，双手紧握，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口部渐渐隆起，张嘴，呈呼喊状，耳垂钻有圆形小孔，陶人通 高 55厘米，高度写实”。陶人头部戴冠，似是王的形象，敖汉草帽山出土的石人头像也是冠饰（有些学者认为他是中国的黄帝像）。另外，牛河梁出土的玉人双手扶于胸前，杨伯达先生认为这是巫覡形象，与安徽凌家滩戴冠玉人属一种形象，都是做祈祷。从敖汉陶人端坐的造型和做法的形象上分析，他肯定是巫覡的形象，我们从后来的道教、佛教法师造型看，一般讲法和做法事时，皆是双手紧握，成盘坐状。这一点和西方的宗教以及艺术作品不同，我们看到的西方宗教及雕塑艺术作品很少有这种造型，他们很多是艺术夸张的手段形成的。这也恰恰证实中西方历史文化积淀不同，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也不同。另外，此陶人耳垂钻有小孔，是否生前 佩戴玉器，以玉事神。
（三）此陶人是祖先的形象。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没有宗教，有的是天神崇拜。在天神崇拜祭祀礼仪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礼仪制度，即礼制。这个制度的核心有三点：一是祭祀天地，二是祭祀祖先，三是尊崇王权。在没有走进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制度前，祭祀天地和祭祀祖先在古国或酋帮成为民众的头等大事，在红山文化区则形成了“崇龙尚玉、敬天法祖”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求得他与上天的沟通，求得部落的生息繁衍、收获多多、繁荣强大，简单讲就是获得先人的荫庇，这在今天和我们祭祖也有一贯性，都是求得祖先的保佑。其陶人既是祖先，但已走出简单的“家为巫史”阶段。从发掘材料看，供奉陶人的房址面积不是 很大（12平方米），但可以进行小规模的酋帮、部族供奉和祭祀，联想到牛河梁女神庙，其面积也是很小的，则更加说明了祭祀活动的神秘性。5300年前，工艺大师制作了这尊栩栩如生的陶塑雕像，说明此人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绝对的领导权力，此人生前应是王、巫、先祖三位一体的人物。
（四）社会形态的新证明——男性主导社会。敖汉陶人的出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认为：中国古代有很多男性的形象，这个是社会进步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50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文化，应该是男性统治的。这对我们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有很大的启迪。以往研究认为，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都是母系氏族社会，社会以妇女为主，这尊陶人的发现恰恰说明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已确立，社会已跨入文明的门槛，苏秉琦先生对红山文化曾有过这样的评价：红山文化所在的西辽河地区是中华文明升起的地方，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当然，仅凭一个男性陶人塑像来说明社会性质很难有说服力，联想到本地区一脉相承的土著文化传统，则能佐证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根据。有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早在8000 年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在 M118 墓葬中，墓主人为一成年男性，所随葬器物较多，最主要的是有雌雄整猪两只，带有鲜明的祭祀意义。还有陶器、 石器、骨器、玉器和蚌器 5类器物，特别是蚌饰物，杨伯达先生认为可能是巫覡做法时的神具，也就是说，M118男性墓主的身份非凡，可能是氏族有权势的祖神兼巫覡和酋长一类的人物。除此人物外，在兴隆沟遗址中，M24 墓葬还出土过一 37—40岁男性人物，由于房址保存 较差，随葬品虽少，但他的牙齿曾打过洞，进行过人工治疗，这也数个例。更具代表性的是在兴隆沟居室葬中，还发现了一男女合葬墓。据发掘报告称，M23 位于 F36内，墓穴紧靠房址的东北侧穴壁中段内侧，是一座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这是中国东北地区年代最早的一例成人男女合葬墓，在兴隆洼文化中系首次发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专家分析，此葬式应属该女性为男性殉葬。这就有着非凡的意义，如果兴隆洼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发达的文化，按以往的社会历史文化观点，应是母系氏族社会，那就不能出现女性为男性殉葬的案例，所以，在西辽河地区兴隆洼文化时期，已是男性为统治的社会了。另外，在整个兴隆洼居室葬统计中，男性为主已是不争的事实，居室葬所葬之人物，都是在整个氏族社会中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发展到红山文化时期，特别是牛河梁积石冢，也是以男性为主。
关于红山文化积石冢的性质，严文明先生指出：“牛河梁是一处红山文化的宗教圣地和贵族坟山。这些贵族应该是已具有崇高社会地位，掌握相当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人物，离真正的国王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在牛河梁发现的 13处积石冢中，高规格墓葬主人都为成年男性，以此来推断当时的社会已经跨入父系社会的门槛，从随葬品的多寡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阶级社会即将到来。有关红山文化积石冢的问题这里就不深入探讨了，敖汉男性陶人的发现，再次证明了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因此，敖汉陶人也是中华民族的“祖神”。他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5000 年以前我们先祖的形象。由此看来，这尊陶人像绝不是普通的艺术品，而应具有很重要的宗教祭祀崇拜方面的意义，为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原始宗教崇拜信 仰体系，特别是红山文化在中华文化 5000年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提供了最直接的、重要的 考古实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研究员总结了陶人发现的 4点意义，其中第三点就指出：对红山文化乃至辽河流域文明的演进过程，包括当时的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敖汉红山文化陶人，绝不是普通的艺术雕塑品，他是一个鲜活的红山人祖神形象，这尊陶人是红山先民艺术家截取这位祖神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典型做法画面，精心雕塑而成，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我们今人所震撼。这位祖神是具王、巫、祖先三位一体的人物，他的发现，对研究中国美术雕塑史，特别是对研究红山文化社会性质、研究古代中华文明的进程都有着重大意义，也为论证中华文明5000 年提供了新的资料。(作者：张国强 刘晓琳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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