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0篇辽西古玉研究综述4

（续）曲面牌饰出自 1 座墓内，仅 1 件，器体呈四边形，曲面，正面琢磨出六道瓦沟纹，四角各有一个圆形钻孔。

勾云形器共 2 件，完整的 1 件。器体左、右两侧各外伸一对相背的勾角，每对勾角间各有一对柱状小凸。主体部分上侧边缘呈外凸弧形，两端各外伸一个不明显的小凸；下侧边缘略直，两端及中部各外伸三个小凸，中部均作倒 V 字形缺刻。中心部位有一勾云状镂空和一圆形钻孔，四周琢磨有相应的浅凹槽纹路。靠近上侧边缘中部有一个圆形小孔。分别出自两座墓内。

图1

图2

玉箍形器出自 l 座墓内，仅 1 件，器体呈长筒状，无底，一端平口，另一端斜长口，内壁有琢磨加工痕迹。

钩形器出自一座墓内，仅 l 件，柄、身分界处起两道凸棱，柄部略窄，呈长方形，靠近顶端渐薄，并有一圆形钻孔；身部作弯钩状，两侧边缘磨薄，中部琢磨出相应走向的浅凹槽纹路。

鸟形器出自一座墓内，仅 l 件，器体扁薄，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头部较短，双翼展开，尾部较宽，鸟体各部位均用简练的短凹槽加以表现，靠近头部有一个圆形钻孔。

鱼形器出自 1 座墓内，仅 1 件，器体扁薄，略呈长方形，头部一端用凹弧表现出鱼嘴，其下刻划出两道平行的浅凹槽表现出腮部，尾端亦用凹弧表现，两侧向外略翘，腮部正中有一钻孔。

龟形器仅出自 l 座墓内，仅 1 件，器体扁薄，头部近方形，正中有一钻孔，前腿外伸呈弯钩状，后腿呈圆尖状，腹两侧较直，尾端折收呈尖状，龟背刻有稀疏的线纹。

大甸子玉器多为小型制品，其造型题材分为装饰类、仿工具类、动物类、特殊题材类 4 种，与红山文化玉器造型题材的分类基本吻合，但大甸子玉器以前两类为主，后两类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偏少。

在雕琢工艺方面，大甸子玉器多数表面光素，只有少数器体表面雕琢有阴线纹、短凹道纹、瓦沟纹、S 形和 C 形卷曲等纹样。相比而言，红山文化玉器纹样简练、精确，讲究对称原则，具有较强的目的性。特别在表达动物形体各部位器官方面，往往具有传神之功效，而大甸子玉器纹样装饰性功能较强，在表达动物形象的准确性和传神功效方面略差。大甸子M453 内出土的玉环集主纹、地纹、边纹于一体，尽管纹样繁缛，但层次分明，精美别致，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未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雕琢工艺的最佳体现。

大甸子玉器上的钻孔多采用单面直钻或两面对钻而成，未见红山文化玉器中自两侧斜钻而成的洞孔。大甸子M371 内出土的玉圆柱形器的钻孔是由顶端和侧面通钻而成，形成一道弯曲的长孔，在红山文化玉器钻孔中未见。

大甸子玉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比较明确，加之整个墓地的人骨鉴定工作较细，从而为准确判定各类玉器的使用功能提供了科学依据。

玉珠的出土位置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出自墓主人胸腰之际，均为单件品；另一类出自墓主人颈部周围，与白石珠、松石珠、玛瑙珠等间杂串缀，组成项链，玉珠的数量为 1－10 件不等。由此可见，玉珠的使用功能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单件玉珠作为随身佩戴的装饰品，男、女均可使用；另一种是一件或多件玉珠与其它质料的珠子相间串级成项链，仅限于女性使用。

完整的玉玦均出自墓主人耳部。残断的玉玦一类出自墓主人耳部，另一类出在墓主人胸前或腰部位置。玉玦作为耳饰使用，有单耳佩戴，也有双耳佩戴的。还有的是单耳佩戴一件残断品，仅限于男性。单件残断玉玦作为装饰品佩带在墓主人脚前或腰部，仅限于女性使用。

玉斧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比较明确，均出自墓主人胸前或脚腰之际。斧身与葬具及躯体方向相垂直，刃端朝西南或东北。从斧身表面痕迹及钻孔位置观察，玉斧原来应安装有木柄，敛葬时斧柄顺放，并与躯体捆绑在一起。玉钺的安柄方式及出土位置与玉斧相近。随葬玉质斧、钺的墓主年龄均为 20 岁以上的成年男性，最大者 55 岁，有木构葬具的大型墓所占比例较大，整个墓地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墓（ M ７２６ ）内随葬有玉斧。由此可见，玉质斧、钺是一种礼器，仅限于极少数身份、地位较高的成年男性使用。

玉璧均出自墓主人胸腰之际的位置，不是一般性装饰品，应是具有特殊功用的礼器，限于少数成年人使用。

玉环多出自墓主人手臂周围，有的骨骼保存较好，出土时玉环还套在臂骨上，显然是臂饰，多限于女性使用；还有的玉环出自墓主人脚、腰之间位置，环体内径多在 2 . 2 厘米左右，不可能直接套在手臂上，其出土位置表明应是佩带在前身的装饰品。

弧形玉器均出自葬具内，应是墓主人随身佩带的一种缀饰，成年男女或儿童均可使用。

直条形、弯条形、圆柱形玉器的出土位置均可分成两类：一类出自葬具内（无葬具的亦出自墓主人骨骼近旁），有的则明确出在墓主人脚前；另一类出自墓葬的壁龛内，与陶器、漆器等其它随葬品放置在一起。这三类玉器的使用功能也明显分成两种：一种是墓主人随身佩带的坠饰，多限于成年人或女童使用；另一种可能具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墓主人生前等级、地位、身份等的特殊功能，仅限于成年男性使用。

矩形器出自葬具内，应为墓主人随身佩带之物，仅限于成年女性使用。

楔形器出自墓穴的壁龛内，周围摆放有漆器和其它玉石器，报告中推断可能是与某物组装在一起的附件。

璇玑形器和钩形器均出自葬具内，应是墓主人随身佩带的饰物，仅限于女性使用。

曲面牌饰出自墓主人左侧肱骨外侧，应是缚于墓主人上臂的一种饰物，仅限于个别成年男性使用。

勾云形器均出自墓主人胸部位置，可能是佩带在墓主人胸部的一种饰物，限于个别成年女性和男性儿童使用。

箍形器横放在墓主人后腰部位，与脊椎相垂直，此器长口边缘有使用磨损痕迹，推断应是某种礼仪或宗教用具，作为随葬品仅限于个别成年女性使用。

鸟形器、鱼形器、龟形器均出自葬其内，应是墓主人随身佩带的饰物，限于个别成年男性或女性使用。

在探讨以大甸子玉器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社会属性时，应重点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当时的社会中哪些人死后随葬玉器，即玉器的使用对象问题。整个大甸子墓地共有 49 座墓葬，随葬玉器的大型墓有 22 座，其中有木构葬具的 20 座，无葬具痕迹的 2 座；中型墓有 24 座，其中有木构葬具的 10 座，有生土二层台的 1 座，无葬具痕迹的 13 座；小型墓有 2 座，均无葬具痕迹；残墓 1 座。前文已谈到，大甸子随葬玉器墓约占墓葬总数的 6 % ，可见随葬玉器仅限于少数死者，在整个墓地中并不具有普遍愈义。另外，玉器主要随葬在大、中型墓内，小型墓内很少。

第二，随葬玉器与墓主人性别、年龄的关系。在 49 座随葬玉器墓中，鉴定出性别的有 38 座，其中，男性 21 座，女性 17 座。鉴定出年龄的有 43 座，其中， 14 岁以下的有 6 座； 14 岁至２０岁的有 4 座； 20 岁至３０岁的有 19 座；３０岁至 40 岁的有 5 座； 40 岁至５０的有 7 座； 50 岁至 55 岁的有 2 座。从年龄阶段看，随葬玉器墓绝大多数为成年人的，其中又以青、壮年的为主。

第三，玉器的不同种类及使用方式与墓主人性别的关系。在大甸子玉器中，有些玉器仅限于男性或女性使用，两性不能通用。仅限于男性使用的玉器有斧、钺、曲面牌饰、楔形器、鱼形器和龟形器；仅限于女性使用的玉器有环、矩形器、钩形器、璇玑形器、箍形器。有些玉器男女两性均可使用，但使用方式明显不同。属于此类的玉器有玦、珠、直条形、弯条形、圆柱形器。男性墓中所见完整的或残断的 玉玦均位于墓主人耳部；女性墓中仅见残断的玉玦，均位于墓主人胸部位置。男性墓中所见玉珠均为出自葬具内的单件品；女性墓中除单件玉珠外，还有多件玉珠与其它质料的珠子相互串缀成的项链，均出自墓主人颈部。男性墓中所见直条形、弯条形、圆柱形玉器均出自墓穴的壁龛内；女性墓中所见这三种器类皆位于墓主人胸部位置。还有一些玉器男女两性均可通用，摆放位置基本一致，证明其使用方式大体相近。属于此类的玉器有璧、弧形器、勾云形器。

第四，随葬玉器与墓葬级差的关系。在大甸子墓地中，以随葬单一种类玉器为主，共有 38 例；随葬二、三种器类的分别有 6 例和 4 例；最多的随葬四种器类，仅 1 例，分别为玉环、玦、珠、璧。在对 49 座随葬玉器墓进行全面分析后发现，各座墓内随葬玉器种类、数量的多寡与该座墓等级、规格的高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也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形成的玉礼制系统在以大甸子玉器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中已经消失。多数玉器以装饰性功能为主，仅少数器类保持了礼器的功能。

辽西地区所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东北部为广阔的东北平原，南过燕山山地与中原腹地相接，属典型的文化交汇地区。如果按文化系统划分，辽西地区史前文化无疑应划归东北文化系统，但该地区所受中原史前文化影响程度之深明显超过东北其它地区。红山文化中、晚期，农业经济迅猛发展，取代了以往狩猎—采集经济的主导地位，应该是受中原仰韶文化发达的农业经济影响的结果。大甸子少数墓葬中出土的成组的陶质鬶、爵，与中原二里头文化铜质同类器相仿，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接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实证。

就玉器而言，自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较好地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更改了人们对辽西地区史前玉器的原有认识，同时也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真玉器。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甲进入鼎盛阶段，玉器的社会尺性得到最大程皮的发挥，玉礼制系统真正形成，这也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礼制形态。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代表，辽西地区开始进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面貌也较以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延续了几千年的筒形罐系统的陶器彻底消失，以鬲为主的三足系统的陶器成为主流，彩绘陶盛行，青铜制品出现。

但从大甸子墓地出土的玉器看，夏家店下层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亲缘关系，玉礼制系统虽然消失，但个别器类仍作为礼器使用，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占据突出位置。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玉器的雕琢工艺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红山文化的雕琢水平，其中一些作品成为辽西地区史前玉器雕琢与使用进入新阶段的代表之作。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辽西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与谱系关系已基本建立起来，为辽西古玉的深人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今后的田野发掘与研究工作中，尚须不断加强玉器及相关资料的积累，注重分析玉器的社会属性，同时，以兴隆洼文化玉器为基点在辽西地区重点寻找年代更早的真玉器。（作者：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