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东拐棒沟玉龙工艺学考察
从考古学角度对玉器工艺技术研究，应包括对人类身体各种动作的分析，从物质文化提升到人类思想行为系统性的认识。人的身体是实践技术最重要的道具。在这样的工艺概念下，玉器制作连锁动作分析，从原料获得、制作、使用以至入土后变化过程和原因等，都视为对玉器工艺结构相关有机组成的环节。我们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工艺学分析，也是从上述概念出发的，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如下：
2.从红山文化中不同遗址出土玉器相互对比分析。其中尤以辽宁省牛河梁遗址出土大量有科学发掘玉器，作为同时代对比的分析根据。
3.从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玉器工艺对比分析，作为认识C形玉龙制作技术特征的基础。
（一）原料
目前东拐棒沟C形玉龙玉料来源，尚未进行任何科学鉴定，暂时只能以玉石的颜色包括基本色和特征色、光泽和透明度的表面特征去分析。东拐棒沟C形玉龙在强烈背光下，有微透明的现象，整体表现为黄绿色到黄白的色调，是已知岫岩软玉中显著的特征色或本色。我们初步判断是由岫岩一带所产软玉制成，也和大多数现今所知红山文化玉器的玉料，是比较相近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认为，黄绿色是岫岩软玉的特征色，从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玉器开始，就已开创了黄绿色真玉文化传统的先河。黄绿色玉器是中国以至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很受推崇的颜色。如果从对玉颜色的选择来看，理所当然东拐棒沟要比赛沁塔拉的C形玉龙的玉色，更具备中国新石器文化玉器传统的玉符上代表性意义。
（二）河砾（籽玉）玉料鉴别
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玉料的来源，最初研究者贾鸿恩认为：“其质料经过特殊的选择和处理，利用玉石天然赭黄色石皮，使其吻部及尾端呈赭黄色”。这里所谓“玉石天然赭黄色石皮”，或者可以理解为砾石玉料的解释。但毕竟东拐棒C形玉龙表面，并没有留下河砾玉料石皮的证据。对红山文化玉器特别是一些大型重器，曾使用较多河砾玉料事实的认识，也是由2008年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玉器工艺技术研究工作中，才得到首次确认。其中尤以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大墓内出土的玉人，最具有代表性。据观察，该玉人头顶上仍保留了较完整原河砾玉料的表皮，也即是俗称籽玉外皮。玉人的背后足跟，同样是覆盖了褐红色斑痕，从而可以大致推测河砾玉料原来体积的大小。
图2
图3
近年据北京大学王时麒教授等对岫岩软玉矿体产状考察，特别是对细玉沟一带玉矿出产的分析，河床中的软玉普遍特点都是表面有一层颜色的表皮，厚约几毫米到几厘米，但一般更多是1-3毫米左右。河砾玉石表皮颜色，可分为褐红色、土黄色、黄褐色和褐黑色四种。而尤以褐红色的皮壳玉砾玉质量最好，多为质地很细腻的黄白色玉或黄绿色软玉。褐红色皮壳往往具有油脂光泽。王时麒教授等对玉皮的矿物成分、化学组成、物理性质等均有进一步分析。就以目前所知岫岩细玉沟软玉河砾皮壳分析可知，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就有不少可辨别为河砾玉料所制成。如牛河梁河砾玉人头部表皮厚仅数毫米，表皮呈现油脂光泽，就是玉人细腻玉质最好的辩证。同样最初在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玉猪龙的背后，也是留有鲜明石皮内褐红色皮斑。从以上岫岩细玉沟河砾玉料的认识，再配合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使我们认识到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着使用河砾玉料的事实。东拐棒沟C形玉龙尾部，虽然不见到河砾最外的表皮，但从保留较大面积的褐色玉斑可以判断，这个位置与原河砾玉料石皮是相当贴近。再联系到玉龙背部、吻部和尾部残留红褐色石皮斑考虑，东拐棒沟C形玉龙原料无疑为一个未经分割过河砾的原料。唯有这种具有褐红石皮的河砾玉料，正是内里玉质细腻黄绿色软玉最醒目的标志。
（三）相玉与量料取材
近年通过对红山文化玉器整体考察后，我们确认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可以分为两大类：
2.分割砾石成片状毛坯，再加工成玉器。
其中第一类即指利用原砾石软玉，由一个砾石制作一件玉器，以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大墓内出土玉人和东拐棒沟遗址出土的C形玉龙均为代表。
如何从原砾石玉料设计成一件玉器，第一步工作是相玉或称审玉，即就玉料形制思考设计拟制作的玉器。
相玉是玉器制作成败关键所在。因为玉料的本身在无法增大的前题限制下，由一个体砾石制作成一件玉器，完全只能根据玉料来确定玉器的造型。相玉是对一件玉原料特别是尚在河砾石皮所包藏的玉料，作出形态、颜色、质量与肌理变化等周详审察，是视觉与触觉并重的第一工序。其主要原则是尽量对玉料的利用，即量料取材，因材施艺。而玉器制作是能去料，不能填料，一经加工，就不能恢复原状。所以动手以前的构思，必须十分谨慎。首先，我们参考从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大墓内出土玉人相玉的工艺。据分析玉工对此玉人也是尽可能保持玉料体积，制作成最大的成品，通过对玉皮下玉质审察，把玉料最好一面用作为玉人脸部的正面，而玉人上身特别是头胸部分，也是原来玉料最宽阔和最精美的位置，充分显示玉人脸部的神情是整件制品的核心所在。而玉人的脚底、背纹、褐斑以至头上，残留较多原河砾石皮的皮斑，清楚说明玉工对玉料的珍惜与对大型玉器的崇尚。从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四号大墓玉人相玉之精审，再转到东拐棒沟C形玉龙考虑，立即可发现两者相玉构思，有异曲同工之精妙。玉龙头部同样是玉质最精美位置，也是精心审玉的表现，而龙尾的褐红皮斑，又是对玉料珍惜、执着如实的反映。玉龙的吻部浅红斑和龙尾鲜艳褐红色部分，都是避重就轻，因势取材的构思。玉人在玉龙的相玉过程中，是要决定龙的全身在玉料中的位置，从玉龙本身可推测龙头部位应是整件玉器的重心表达所在。所以玉人相玉的阶段，当然是要决定以最好玉色与玉质部位，定位作为龙头。推测定位的考察，是由去皮露肉的工序中逐步决定的。从上述牛河梁玉人与东拐棒沟C形玉龙所显示，玉工对玉料的表皮并未盲目全面清除，而是量材退皮，都为了节材保重，并非是后世俏色玉的用意。玉料表皮退却的方法，从牛河梁玉人看来，主要是以砺石逐步加砂加水研磨方法。东拐棒沟C形玉龙方面，估计除了砺石研磨方法外，还运用了相当多的琢击技术，敲打玉料表面留下了痕迹。从正面观察，可以看到C形玉龙吻部左侧、右眼、鬣毛的顶部和尾侧，均有不少很明显点状敲打痕迹。当然，大部分敲打的痕迹，都被后来砺石表面抛光阶段所擦掉。东拐棒沟C形玉龙反映了红山文化玉器中玉工相玉，采用了敲打与研磨两种技术。
勾勒设形和C芯剥取
C形玉龙在除皮工序完成后，估计玉料本身大部分表皮已被退却，如果是敲打过的部位，也可能需要初步研磨平滑。玉料形状，近似扁平方形或长方形。此时，应该就是大从意念中C形玉龙由虚到实，从勾勒设形到C芯剥取的阶段。所谓勾勒，就是玉工把心目中C形玉龙在玉坯上定位和勾画出轮廓。现今玉工多以毛笔将作品大体位置确定。当然如果玉工成竹在胸的话，也可直接下刀。从红山文化中精美彩陶存在的事实考察，我们不能排除玉工在玉龙设计阶段，以毛笔打稿的可能性，尽管这一推断在目前考古学资料是无法论证的。
玉龙C芯剥取方式，由于目前没有发现玉龙制作作坊遗迹，只能综合红山文化各种玉器制作工艺加以推测。从玉龙侧面观察，玉龙高16.8厘米、宽13厘米，是一竖直长方形。内芯高11厘米、宽10.5厘米，也就是为C形造型要把约一半以上玉料被剥取，这在玉坯加工上，是一项比较大规模加工的工序。按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玉器工艺，可以考虑取芯的方法有两种：其一是管钻；其二是以砂绳切割。
以管钻取芯是红山文化玉器很发达的技术。红山文化玉器中存在大量玉手镯、三孔器和一些管钻芯。郭大顺先生在1981年正式发掘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墓中，就发现过一件玉瑗，直径大到12.1厘米，孔径也有8.9厘米，是单向管钻而成。再者，红山文化玉猪龙中心一般为对向管钻取芯，过去在遗址也有一些管钻芯的实物出土。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红山文化中以管钻取出约10厘米芯技术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笔者暂不考虑C形玉龙中心位置，是以管钻技术剥取。其中理由是管钻孔一般接近正圆形，而C形玉龙中孔呈不规则椭圆形。
另一种可以考虑的技术是砂绳切割工艺。从近年我们已知研究成果显示，距今7000-8000年前，这种以绳子结合解玉砂以磨擦切割软玉技术，广泛分布于东北亚洲自日本本州、俄罗斯沿海以至我国东北、黄河以至长江流域。到5000-6000年阶段，砂绳切割玉料更是在淮河、长江流域大行其道，差不多大部分玉器表面，都留有或多或少砂绳切割的痕迹。良渚文化反山遗址一些大型玉环中，甚至有砂绳切割取出中孔玉芯的例子。
由于红山文化玉器一般都把制作过程加工痕迹基本上研磨干净，一般不容易发现砂绳切割的例证。因此，我们尤其注意其中一些弯曲形制的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例如，牛河梁遗址第三地点九号墓出土的呈弯曲半圆弧状的玉臂饰，也是目前同类器物唯一科学发掘出土品。此器最宽8.1厘米、厚0.5厘米。可惜制作技术一直未有学者讨论过。2008年夏，我们蒙辽宁省博物馆周晓晶女士的好意，看到省博物馆馆藏另一件征集玉臂饰，宽10.4厘米、厚0.3-0.4厘米。在该件玉臂饰背后，保留极为清晰砂绳切割痕迹。2010年5月，笔者邓聪在哈佛大学赛克勒艺术博物馆内，又看到一件造型相近的红山文化玉臂饰，背面仍可鉴辨出砂绳切割痕迹。据此，可知红山文化的玉工，无疑已具备以砂绳切割薄于1厘米厚度圆弧状玉料的技术。再联系到如红山文化玉器中很受注目玉箍形器中空的取芯技术，有单向和对向砂绳切割等的差异。从上述臂饰与箍形器砂绳切割工艺精湛显示，我们推测C形玉龙中孔的椭圆形芯，很可能是以砂绳切割的，其中C形尤龙头下颌的起伏和尾部翘起弯曲特殊的风格，均显示了砂绳可以随形的灵活切割方式的可能性。当然，这是我们现今以所知作合理推测或者是假设，有待今后考古资料增加再进一步地验证。
龙首尾造型与磨光
C形玉龙的玉坯在剥取中芯后，大体C形格局已定型。此后是龙头上雕塑与龙身以方易圆等进一步研磨加工。龙头方面，我们可以区分为鬣、双眼、吻和下颌几个部分讨论。玉工也肯定先区划出鬣、眼、吻、下颔四部份位置比例才进行进一步加工。
首先鬣方面，东拐棒沟玉龙长鬣显然比赛沁塔拉玉龙勾型长鬣为短小，推测其主要原因应是玉料规格所限。东拐棒沟玉龙长鬣靠后方位置，可见一些敲打琢痕，这里很可能已是相当接近石皮的位置。因此，这条玉龙玉料形态，限制更长勾形长鬣的制作。此件玉龙长鬣周沿为刃状，鬣内侧存在明显打洼，从内凹部分的洼痕可见，是以条状砺石前后方向运动研磨加工而成。这种打洼技术从兴隆洼文化中匕型器的内向弯曲侧面中已很常见。在红山文化玉器群中，如勾云形玉器也是经常采用的一种独特的加工方法。一对龙眼的双目部分呈梭形明显外凸。眼的周沿有沟状平台边缘，使双目范围更鲜明凸出，两眼之间保存有大量前后运动方向的砺石研磨痕迹，眼与面颊间有细微起伏的塑形，使眼与面颊更传神逼真，这和牛河梁玉人眼与脸部加工技术是基本一致的。玉龙吻部呈内弯弧状，吻前鼻、嘴裂均以刻划切割痕表示。下颌的网状格纹经我们以硅胶复制痕迹，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各线状切割先后关系，初步复原了网状痕加工的工序，由内部三角状网格形成后，最后刻划外围的圈线。
龙身和尾部应该是经历过由以方易圆的研磨过程。龙身中部系孔，是最后完成的。从正面看玉龙右侧面的尾端，有明显两处下陷凹坑，在放大镜下可见是由琢打而成，应是玉坯表皮加工时所留下痕迹，这两处凹坑都可见明显条状砺石研磨加工痕迹。同样的加工技术，我们从兴隆洼遗址130号居室墓出土的一件玦饰上有所发现。很明显此件C形玉龙加工技术是来源于兴隆洼文化。
以上仅是对东拐棒沟C形玉龙玉工艺做出的初步考察，我们希望于将来就C形龙玉工艺能有专刊做更详细分析讨论。
余论
郭大顺先生谈红山文化玉器，从唯玉为葬说到唯玉为礼，是以玉自然特性达到人与神之间沟通纯真而神圣的思想观念，可谓鞭辟入里的高论。如何从玉工艺评价东拐棒沟C形玉龙精神文化一面，尚有待今后努力开展更深入的研究。然而，应该澄清的是自1988年贾鸿恩先生最初介绍东拐棒沟C形玉龙，指出其雕刻风格、工艺水平，都较赛沁塔拉同类器物的“粗劣、简单”。此后，不少论者均谓此玉龙的工艺粗劣，这看来未必是公允之论。从玉色来说，岫岩软玉是以黄绿色玉为本色，这是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所开创对软玉颜色的选择。东拐棒沟与赛沁塔拉出土的两件C形玉龙在玉色上比较，其优劣自有定论。另一方面，赛沁塔拉C形玉龙形较硕大，雄伟规整，也是事实。然而，玉器在当时作为神物，最重要的功能是作为精神文化的代表，工艺上规划性的强弱，亦非决定性的因素。王国维论词的高下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玉器也同样，玉器的境界就是一种意境，只有天才艺术家才能发挥其中奥妙。东拐棒沟C形玉龙特别是龙头部份的制作，意境高远，真让人有天马行空、才气横溢的感觉。黄玉龙整体的制作，有着优游宽衍，浑然自成，毫无做作的感觉。古老红山文化的先民，以最简单的加工工具，石锤敲打，砺石加砂加水研磨等，结合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纯熟工艺，以其锲而不舍精神，开创出真玉与龙的结合，成就了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玉龙最高的神韵。此黄玉龙最精妙之处，从C型带弹性弯曲的体态，以至昂首扬鬣，配合一对如炬梭目，极具流线造型，均思含飞动，又有势压雷霆之状，使数千年以下之观者，仍为之震惊，为之辟易！
东拐棒沟C形龙的工艺神韵，使人联想杜甫论诗的警语：“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充分显示出中国玉文化科学早熟与天才型的想象力和创造力。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以玉所制作各种的动物，如鸟、龟、蚕和玉龙等，比亚欧大陆青铜时代青铜动物造型，早上二、三千年，这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遗产，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作者：香港中文大学邓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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