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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2篇红山文化与商族起源研究8

(续)

   四、卜骨

   甲骨文的发现不仅仅证明了在商代有文字的出现,同时这些甲骨上面所砌刻出来的文字,它的内容包括占卜吉凶、祭祀、狩猎、还有占卜天气、出行、生育、疾病等,这些内容反映出占卜在商人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它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而这样的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它的发源地又在哪里,成为揭示商族起源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甲骨文应该是由各遗址发掘出来的卜骨发展而来的,那么下面请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先商文化出土的卜骨来加以比较。

   (一)质料

   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在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发现卜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遗址:赤峰药王庙、赤峰夏家店、喀喇沁旗大山前、北票康家屯、北票丰下、建平水泉、宁城小榆树林子、朝阳罗锅地、宁城南山根、大甸子、蜘蛛山。从发掘出的卜骨来看,主要为动物的肩胛骨,少量肋骨和肢骨。猪的肩胛骨比较多,其次为羊、牛,没有发现龟甲。

   二里头文化的卜骨主要为动物的肩胛骨,龟甲只有零星几片。研究发现,其中以牛、羊的肩胛骨最多,其次是猪肩胛骨,鹿肩胛骨较少。

   在二里冈遗址商代文化层中,卜骨普遍存在。二里冈时期的卜骨在数量上较之前的先商时期明显增多,不再是只在几处遗址发现几块卜骨。早在1952年便发掘出卜骨375块,龟甲只有11片。卜骨以牛的肩胛骨最多,少量猪、鹿、羊、狗的肩胛骨,并且发现有牛的头盖骨。

   (二)制作方法

   1960年,在刘观民的主持下,对距赤峰市约17公里的药王庙遗址和另外一处距赤峰市15公里的夏家店遗址进行发掘。在药王庙遗址中发现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卜骨一块,它的编号是F2:10,经鉴定为猪的肩胛骨制成,制作方法是,在卜骨的一面有钻凿形成的坑洞,并且在此基础上又经过灼烧。而另一面兆痕明显,并且有圆而且深的钻孔。

   在赤峰夏家店遗址中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卜骨一件(标本H2:1),用肩胛骨制成,卜骨的一面钻凿后又灼烧,另外一面兆痕明显。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永丰乡的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经过发掘共发现有七个地点。1996年对第一地点进行深入发掘时,发现了数块卜骨,均属夏家店下层文化。卜骨都经过了钻凿,但只有一些有灼烧痕迹。

   北票康家屯遗址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大板镇康家屯村小波太沟北约0.5公里的大凌河与牤牛河交汇处。在该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堆积中发现有卜骨。数量简报未提及。标本T1513④:28,铲形,上部有绑痕,有钻无灼,钻穴分布在卜骨的一端,成两排排列,长约9.3,厚约0.9CM。

   北票丰下遗址发掘出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骨片7块,骨头的边缘被打磨,有的形制类似骨柶,在顶端穿孔,钻孔密集而整齐,成排或成组钻凿,但没有灼烧痕迹。

   1977年、1978年开始对建平水泉遗址进行发掘。该遗址堆积和包含物可以分成上、中、下三层文化,下层堆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在此发现一定数量的卜骨。经分析,这些卜骨是用牛、羊、猪等动物的肩胛骨或肢骨制成,采取先钻凿后灼烧的方法,钻窝很小,直径在0.4至0.9厘米之间。

   在宁城小榆树林子遗址,发现两件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卜骨,均残,有钻有灼标本H3:33,钻孔平面呈圆形,在骨板上分布密集,甚至互有钻破。T1:27,经过火烧。

   朝阳罗锅地遗址发现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件卜骨:H36:1,卜骨残缺,残存部分呈弧形,外形看类似动物的肩胛骨,正面经过磨制,比较光滑,钻孔位于卜骨上半部,孔径0.3厘米。背面钻痕分布密集,大约有50个左右钻痕,凿钻似蜂窝状,但都没有穿透,只是表面打孔,没有发现灼烧痕迹。残长7厘米,宽4.2厘米,厚0.8厘米。

   宁城南山根遗址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卜骨有七件。这七件卜骨可分为两种,一种只有一件为编号H17:9,采用动物的肩胛骨,其上钻有密集的钻痕,然后灼烧钻痕。另外六块为一种类型,报告中只对其中一块Tl②:4l进行了描述,残,将骨片加工成长条形,骨片上可辨认出钻穴6处,在一面先钻孔然后进行灼烧。

   宁城南山根M101石椁墓,发现卜骨一片,书夏家店下层文化,有钻无灼,钻穴大小不一,分布密集,互有钻破,残长6厘米。

   蜘蛛山遗址目前为止发现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卜骨四件。一件为动物的肋骨制成,一件不明,另外两件为猪、羊的肩胛骨,四件均有钻有灼。

   大甸子遗址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四块卜骨。卜骨的来源为动物的肩胛骨。边缘和骨脊发现打磨痕迹,四块卜骨都是先钻后灼,并且钻孔位置一致,都在有肩胛冈的一面,同时分布密集,有的还出现了两面钻穿的现象。其中较大的一块发现钻凿痕迹19处,而且每个钻洞里都有灼烧的痕迹。

   二里头文化的卜骨根据骨料的选用和整治方法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多选用羊、猪的肩胛骨。往往不加整治而直接施灼,这一类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比较多见,如洛达庙二期文化遗存:卜骨四片。残。皆为羊卜骨,仅在骨面上留有灼痕。洛达庙三期文化遗存:(无数字报道)皆残片。用牛、羊、猪的肩胛骨直接灼制而成。

   另外一类选用的材料多为牛肩胛骨,也有零星龟甲。卜骨整治后才进行灼烧。个别还施钻凿。该类型一般出现在二里头文化晚期,也就是四期,且数量很少。

   这一类型的卜骨与同一时期先商文化遗存南关外中、下层遗存、豫北先商漳河型晚期及其相似,如南关外遗址下层出土的卜骨9块,多是牛肩胛骨,一般略加整治,也有不经整治的,卜法多直接灼于骨面之上;中层发现卜骨60多块,分牛、猪、羊肩胛骨三种,其中以牛肩胛骨为多,大多数是略加整治,直接用火灼于骨面,只是少数牛肩胛骨是钻后再灼。

   二里冈文化的卜骨在整治方法上进一步发展。牛的肩胛骨一般都经过整治,方法为将骨臼整个切除,并把肩胛骨的脊骨削去。也有部分留有骨臼。龟甲会进行简单的加工,龟甲作为卜骨在二里冈文化中一般选用腹部。所以整治的方法是将其腹部的边缘部分用刀削修理圆滑。对于猪、羊、鹿和狗的肩胛骨一般不进行加工整治,保持最初的自然状态,整治过后便开始进行钻凿。在二里冈文化中的卜骨大多是使用钻法,而很少用凿。一般是先钻然后在钻孔内施灼,钻孔主要是圆形,但其中也可看出尖圆、平圆和钝圆之分。而当中以钝圆最为常见。钻孔分布比较密集,且排列没有规律可循。在龟甲上发现有用刀直接挖出孔然后再施灼,这种现象极少。牛的肩胛骨一般采取先钻后灼的方法,而不加整治加工的猪、鹿、羊和狗的施灼主要是在其肩胛骨较薄的地方进行。当然也有的牛肩胛骨上发现有两种加工方法共同使用的现象,但这都是极为个别的特例。

   三种文化的卜骨发掘资料,可以看出卜骨的材料多选用动物的肩胛骨,也有少数肋骨和极个别的龟甲。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占卜材料中没有发现使用龟甲。而在其他两个文化中发现也极少,龟甲的大量使用还是在商代中晚期。动物的肩胛骨多为猪、牛、羊,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猪的肩胛骨最多,而到了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牛、羊的肩胛骨开始增多。说明在饲养动物上,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饲养大型动物,但猪在新石器时期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忽视的,与以前的玉猪龙的出现相呼应。传统观点认为先商文化的起源在中原的龙山文化,但在龙山文化中卜骨的出土数量极少,而在与之相距甚远的北方却发现有一定数量的卜骨,有的学者就这一点指出:“夏家店下层和中原地区两种文化间的共同特点至少有一些是由北向南传播的,其中用卜骨进行占卜就是一例证。

迄今,不仅中国最早的卜骨发现于北方,而且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这一时期唯一在骨器经火灼炙前钻孔的文化,中原地区直到晚商在卜骨上钻孔才成为普遍。”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与二里头第三、四期文化和二里冈下层文化相比,要稍显粗糙和简陋,这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处的年代有关,该文化虽然不及后两者发达,但却与后两者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又因为时间上的承接关系,三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在地域上看,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先商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址之间的分布呈由北向南发展(如图12),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西辽河水系区和海河北系区,其中海河北系区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先商文化,在文化遗存上与先商文化遗存的相似之处也就更多,这说明文化传播的方向,也有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


 

   夏鼎先生说:“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商族起源的争议主要是由于文献资料太少,加之后世地名变迁造成的,而考古发掘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考古遗存的研究,有时可以得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从上述关于红山诸文化与商文化在考古遗存的对比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玉料选择上存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新疆和田玉与岫岩岫玉之间。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岫岩所产的岫玉到底是硬玉还是软玉。因为出土的商代玉器的玉料检测结果以软玉为主,而新疆和田玉为软玉已经得到验证和认可。但目前大家普遍认为岫玉为蛇纹石,忽略了还有一种叫做“老玉”的岫岩玉,它实为软玉的一种。虽然红山玉器所用玉料与商代玉料来源不同,红山玉器的玉料主要为岫岩玉,而商代玉料为新疆和田玉。但是这个现象并不能构成二者文化联系的否定性论据,随着民族迁徙,就地取材进行艺术创作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器形上的相似。红山文化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器形应为勾云形佩饰和玉龙。勾云形佩饰就外形看,在妇好墓出土的一件与红山文化中的勾云形佩饰几乎一模一样,此外通过这种器形延伸出的是勾云纹。这种纹饰无论在商代的玉器还是陶器以至青铜器上都有表现。事物的演变一般是由简到繁的过程,而普遍出现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的最初模样应该是红山文化中勾云形佩饰中的丙类器形。红山文化与商文化之间虽然年代相距久远,但红山玉龙却与商代玉龙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并且在新石器时期的出土物中,只有在红山文化中才发现这种玉龙。

   第三,玉器的制作工艺。商代的玉器制作应属集大成者,但其中纹饰的雕刻,钻孔技术,还有砣具的变革,与红山文化的琢玉技巧是分不开的。两者之间有着传承的关系。

   第四,红山文化陶器中比较典型的是平底筒形罐,出土数量之多,以至于有些学者提出了“东北平底筒形罐文化区”这样的概念。但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平底筒形罐已经不复存在,只能在筒形鬲中找到它的影子,此前一直没有的三足器,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却普遍存在,而该器形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中都能看到类似器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许多遗迹表明,该地区已经具备了国家的雏形,与此在时代上相呼应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商人最重视的占卜,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依旧可以找到这样的遗存。但在传统意义上认为应为先商文化起源的中原龙山文化中却很少见这一类遗存,它似乎也暗示了商人与北方存在文化上的联系。

   中原地区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传统史学对这一地区的文化给予高度的重视,但随着越来越多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尤其是以红山诸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体系的发现,使得许多问题需要从新来梳理和探讨,对于商代文明起源于中原这一说法,疑点越来越多。红山诸文化的考古遗存中有着与中原地区文化相似的东西,这些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北方文化体系的重要性,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有着地区间的相互传播,不能说某单一地区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

   红山诸文化的年代如从兴隆洼文化开始算起,早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从其与先商文化的相似处可以看出,北方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至少也应为其源头之一。苏秉琦先生曾提到:“从发展顺序看,中原并不是最早,不是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大体上辽河流域比海河水系早,海河水系又比黄河中游早。”

   当然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考古发现还十分有限,但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考古遗存也会越来越丰富,更有利于我们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判断,北方文化虽然地处偏远,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灿烂的文化,从目前发掘出的遗存可以看出,在当时,北方文化体系有着它辉煌灿烂的时代,这种文化不仅仅照耀北方这块土地,同时也给中原地区带来重要的影响,实为中华文明起源之一,商族的源头之一。(来自:豆丁网  作者:贾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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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五帝、夏商王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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