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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头怪，盛世收藏网资深用户，曾任“玺印”版块版主。2002年注册为盛世收藏网用户。
胡文明是活跃于明万历年间的铜器制作名手。关于胡文明的信息，除了署刻了名款（偶有加年款者）的各式铜器（胡文明款铜器即使剔除伪托，存世数量仍然很大，可见他工作之勤），就只有《云间杂志》中的一条笔记，全文如下：
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制彝、鼎、尊、卣之类，极精，价亦甚高，誓不传他姓。时礼帖称“胡炉”，后亦珍之。
《云间杂志》一书，现在可以在陆烜刊刻于清乾隆年间的《奇晋斋丛书》中看到，作者名已经佚失，只著录了时代和籍贯：“明华亭”。
奇晋斋丛书本《云间杂志》书影
胡文明是云间人，“云间”是松江府（今属上海）的别称，而华亭县正是府治所在。所以这则笔记，是作者记述当时当地之事，可信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胡文明铜器有着特色鲜明、前所未有的独创风格，简单来说，就是在宣德炉以来光素质实的风气下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錾刻锦纹作地，主纹鎏金，形成主地纹的强烈反差，以繁缛华丽的风格求得突破（也因此有人认为胡炉“俗”）。胡文明的经典炉式有两种：一为三足筒式炉，通常饰以花卉纹；一为仿古（圈足）簋式炉，通常饰以海兽纹。
关于胡炉的特征、分期、鉴别等问题，容我另文详述，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胡文明的传人。
我们知道胡文明有个儿子，名叫胡光宇，因为有落款为“云间胡文明男光宇制”的铜器存世。落款中的篆书“宇”字写法不太规范，所以也有人认作“含”，本文从众取“宇”说。
本人搜集到的胡光宇铜器（资料）有六：花卉纹筒式炉三，海兽纹簋式炉一，均为胡炉经典样式；云龙纹熏炉一，云龙纹笔筒一，这两例比较特殊，具体情况留到最后说。考虑到搜集这六例并没有花去本人太多的时间精力，这类铜器的数量还是比较大的。
《明清古玩真赏》页95，上海古籍2003
花卉纹筒式炉，高9.5口径11.5cm，重606g，西泠印社2010年12月14日，成交价235,200RMB
花卉纹筒式炉，高9口径10.6cm，北京保利2016年12月5日，成交价402,500 RMB
海兽纹簋式炉，通耳宽16cm，北京永乐2010年11月23日，成交价470,400RMB
笔筒底款
除最前面两例只有文字介绍外，其他四例都附有款图，但六例的文字内容都是一样的：“云间胡文明男光宇制”。这些铜器出于后人伪托的可能性极小（只要确实是老东西），因为：1、六器皆制作精良，放到胡文明作品里也都堪称上乘，一般人很难做到；2、从款图看，文字内容、风格、布局，以及写法细节如云字省第一笔（参考“云间胡文明制”真款，第一笔都是不省的）和“宇”字的写法，都高度一致；3、当然是没必要，有这本事直接仿胡文明款了。
根据落款，大家都认为这些铜器是胡文明之子胡光宇所作。但他为什么不学老子直接署“云间胡光宇制”，而非要弄出这么奇怪的款呢？我看到的最详细的说法来自马未都，他在《百家讲坛》之《马未都说收藏·名扬天下宣德炉》（2009年2月10日）里讲：
“后来他（按：胡文明）去世了以后呢，他儿子接着烧，我们都知道品牌意识很重要，你底下落张鸣岐就好卖，手炉大王嘛，你是品牌第一。那么这种熏炉呢，包括香炉，写胡文明也好卖，有名。到儿子这会儿，如果写儿子的名呢没人认，卖不出去。写老子的名呢又不怎么甘心，那怎么办呢？只好连老子带儿子一块往上写。”
虽然有着浓浓的信口开河的味道，却不得不承认马未都说得并非全无道理。如果胡光宇每作一器都要落上“胡文明之子”（至少我没听说有单署“胡光宇”的例子存在），在这个前提下，马未都这种推论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直觉上，还是不免会让人疑惑：至于嘛？胡文明已死，胡炉的新一代当家乃胡光宇也，这样的信息，当然是要靠口耳相传的，刻在器物底部又有几个人能看到？当我们搜寻到更多类似的例子时，问题就更大了。
明万历乔家造三彩“莲池会”观音像
通高52.6cm，大英博物馆藏
让我们看大英博物馆这尊明三彩观音像（据款“大明万历元年七月吉日造”，可知作于1573年），背款倒数第二行写着：“阳城县琉璃匠乔永先男乔常□”（“常”字单独看不易辨认，根据网上资料，寿圣寺琉璃塔有琉璃题记刻着“大明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阳城琉璃匠人乔永丰男乔常飞乔常远”，可知按乔氏家系此即“常”字；另根据界格及右侧最下还有笔划看，“常”下还有一字，惜为翻起的胎泥所掩）。
这样的情况，马未都又该如何解释？刻在造像的背后，真的有广告价值吗？写了老子的名更好卖？这种造像是订做的，写不写也已经卖出去了……
再说了，乔永先固然是琉璃名匠（然而“常”字辈的也未必弱），或许值得拿来打打广告，但那行刻款再往右数两行，“□匠郭得□男郭天□”又是怎么回事呢？虽然“匠”前面那个字我认不出来，但排在木匠后面且排在最后，想必不会是什么重要的工种，这也会影响销售或是值得打广告么？
若说明朝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工匠们的品牌意识比较强，那我们上推一千年左右，看看这块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的造像碑：
北齐佛造像石碑，高99cm
美国宾州大学考古学及古人类学博物馆藏
落款为“密县石匠李珣男李尚仁镌”，难道那时的人就已经有那么强的品牌意识，连石匠都把广告做到毫不显眼的背面去了？这显然说不通。
那为什么马未都看似合理的推论，会遭遇这么多相扞格的证据呢？因为他的前提就错了！“胡文明男光宇制”，根本不是胡文明的儿子胡光宇制的意思，而是“胡文明、男胡光宇制”的意思。所谓的胡光宇炉，不是胡光宇制做而非要打上老子牌子，而是老子儿子合作，或是老子带着儿子做的。
有一个古代称谓的知识一直被忽略了：“男”，用作男性自称时，对象必须是父母。比如，儿子给父母写信时，最后可以落“男某某”。而器物名款是落给别人看的，因此“胡文明男光宇”的署款人不能是胡光宇，得是父子合署；甚至，更妥当的读法也许是将署款人看成胡文明，后面的“男……”是“携男”的意思。
其实，此前写《从被盗的山西源神庙琉璃壁心说开去——明三彩造像》时，我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一尊明三彩道教像，落款为“阳城县在城待柖乔赟男乔彬”，我当时即判断此为父子合作。
明三彩道教像，高60.3cm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署名方式，我想是因为中国以儒教立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已经将君臣与父子并举，西汉董仲舒更是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三纲，父子名分被抬到与君臣名分相捋的高度，是古代意识形态中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容许父子并列的，当父子名字同时出现时，便需要在儿子前加个“男”字以严名分。
揣想起来，父名+男+子名的款，可能也说明了在制作时儿子尚小（也许未成年）、没完全出师以及还不能独立完成全部的工序（需要指出，带胡光宇名字的刻款刀法相对拘谨，没有后期胡文明款来得爽落，所以刻款这道工序，可能是胡文明打好底稿后，交给胡光宇照着——款式如此统一当缘于此——完成的）。年纪小这一点在《从被盗的山西源神庙琉璃壁心说开去——明三彩造像》所举明三彩中有所体现，单署“乔彬”的两件作于弘治十三年（1500）和弘治十六年（1503，按此件大都会藏佛陀涅槃与侍从群像，作者和年份依据的是官网说明，但大都会未给出名款和年款的图片），而合署“乔赟男乔彬”的作于成化十七年（1481），要早20年左右。
所以，“云间胡文明男光宇制”，不是胡光宇制，而是胡文明与胡光宇合制。一方面，古人“物勒工名”，其初衷是为了表示对作品负责，既然胡光宇参与了，自然应该把名字署上去。另一方面，胡文明当然很有品牌意识，那么早就开始给自己培养的继承人铺路；推出那么多合作合署的作品，也是为了给还未出道的胡光宇打名声——我儿子胡光宇也会做炉了。对于这些合署的铜器，胡文明的上心程度，恐怕甚至要超过单署自己名字的作品吧。有胡光宇名字的个个是精品，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那么，胡光宇学了父亲的手艺，跟着父亲做了那么多一起署名的铜器，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做出单署自己名字的作品呢？答案只能是：
胡光宇死了。
胡光宇款花卉纹筒式炉（之三）细部
或许有人说，胡光宇也不是非死不可，说不定他从来就不喜欢做炉，等父亲一死就放弃了这门手艺，追求自己的理想去了。放到现在倒是有可能，但在那个时代，不可能。
胡家是匠人之家（虽然没有人提过，但有证据表明胡文明的制铜技艺得自“家传”，我会在“另文”中加以论述），胡文明是社会地位极低的工匠（虽然他也许靠卖炉子赚了不少钱，所以并不穷）。就算胡家是并未列入“匠籍”的“民匠”，胡文明也不大可能放着这么好的技艺不让儿子继承，而培养胡光宇去读书考官（那样的话，胡光宇还哪来时间学做炉呢）。现成的银饭碗丢了不要，胡光宇是很难找到其他出路的。
当然，还有些稀奇的可能性，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比如，人间蒸发（岛民所谓“神隐”）了，重度残疾成废人了，……但这些情况的效果（下面会说）跟死了差不多，所以就不另作假设了。
不知道大家在读到前面的《云间杂志》时，有没有发现一个违和之处，就是“誓不传他姓”。胡文明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作这样的表态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人来拜师学制铜技艺，胡文明严词拒绝，并给出了原则性的说辞——不传他姓，以及有意让这种名声传播。
然而，有这个必要么？你胡文明是有儿子的，儿子是学了你手艺的，父业子承、秘技家传是天经地义的事，甚至都不一定有不知趣的人来求艺，而就算有那种不识相的二货，也是轻轻松松一句“小犬得之”就可以打发的，有必要搞得那么严重么？
有必要！因为胡光宇死在了胡文明前头。
一旦我们发现胡光宇早死，那种“违和”的感觉也就消散了。胡光宇死时大概还未成年，也就是夭折，对胡文明的打击可想而知。早早地让儿子参与制作，还有那么多铜器合署了儿子的名字，他是多么想让自己独创的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胡一世，胡二世，胡三世，……以至万世。这不仅是为家族作考虑，也包含了人性中对“不朽”的渴望。
然而胡光宇竟死了。天丧予！天丧予！如果胡文明读过《论语》，大概也会发出这样的悲鸣。丧子之痛，加上巨大期盼的意外落空，可能让胡文明心灰意冷了吧：这是老天的意思么？那就让这手艺随我入土好了。所以，对于突然发现胡炉没了继承人，而生出觊觎之心的求艺者，胡文明的回复是斩钉截铁的：
“不传！”
水松石山房旧藏“云间胡文明制”款筒式炉细部
前面说过，“胡文明男光宇”款的铜器，有两件是比较特殊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们特殊在哪。
云龙纹熏炉，直径37cm，北京保利2015年6月7日，成交价575,000RMB
云龙纹笔筒，高12.2cm，中国嘉德2016年11月13日，成交价126,500RMB
在于纹饰的处理。如果我们在纹饰中区分主纹和辅纹，那么以前的胡文明铜器辅纹都是锦地纹（从内容上说是锦纹，从功能上说是地纹，所谓“锦纹作地”是也），地纹只起到装饰和衬托的作用，与主纹之间没有其他的关系。而在上面两件中，繁密的地纹消失了（笔筒上有些空白地，但那是自然形成，不是有意安排的），辅纹中的云纹和海波纹不仅起到装饰与衬托的作用，它们与主纹之间还形成空间逻辑上的关系，比如掩映、穿插等，所以不能称之为地纹，应该叫伴纹（按：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辅纹单独拎出来，是因为这样的云纹和海波纹是程式化的，可以套用的，而不是自然的表现）。此其一。
其二，胡文明的典型风格中，锦地纹都是平雕的，以此加大与浮雕主纹的反差，正符合了“胡炉美学“的原则。而在最后这两器，作为辅纹的伴纹则是浮雕。
也就是说，胡文明父子合作的这两件铜器，是从内在思路到外在表现都与异于过往的新尝试。和儿子一起做炉，想必是最让胡文明开心的事，所以生出了“试试新鲜玩意”的兴致。“新式”铜器出现在父子合署的作品中，应该也有这种心理上的因素在吧。
不过，与典型的胡炉不同，这种“新式”并非胡氏之创新，而是从别处学来的，顶多加上了鎏金而已。由于缺少纪年标准器，以浮雕云纹、海波纹为饰的铜器究竟始于何时，目前还很难有结论。一般认为明后期已经开始出现，至清代续作不断，在一段时间内相当流行，做得很精美的例子也不少见：
明“仁寿宫”铭龙凤海兽纹薰炉，高15cm，上海大众2013年7月4日，估价180,000RMB
明末海兽纹狮耳盖炉，高21cm，苏富比巴黎2016年12月15日，成交价37,500欧元
清“宣德”款海兽纹罐，高13.5cm，北京东正2012年5月11日，估价150,000-180,000RMB
清乾隆“宣德年制”款双龙耳海兽纹熏炉，高24cm，北京翰海2014年5月10日，成交价345,000RMB
至于铜器中浮雕伴纹的渊源，我的感觉（也就是猜测）：浮雕云纹先是运用在石雕上，然后影响到木雕、雕漆以及铜器；因为很适合做成镂空的形式，所以经常用在熏炉的炉盖上。海波纹比较简单，连主纹在内明显受到了发端于明永宣官窑瓷器的海兽纹影响，而定型为浮雕的形式，可能就是始于铜器。
东京茧山龙泉堂旧藏明宣德青花矾红彩海兽图高足杯，9.9cm，苏富比香港2013年10月8日，成交价 79,640,000 港元
具体到胡文明“新式”铜器的影响来源，有一个人值得注意一下（网上也有文章提到了）：卢惟良。卢惟良存世作品很少，文献记载更付阙如（再次感慨古代匠人地位之低），有人认为他是晚明吴兴（今湖州）人，并怀疑他与另一位晚明铜器名手——吴兴卢次洲有关联。卢惟良的作品制作也非常精美，展现出高超的技艺：
“卢惟良”款局部鎏金铜海兽纹长方盖盒，13.8cm，苏富比香港2016年4月6日，成交价1,162,500港元
“卢惟良”款局部鎏金海兽纹盖罐，直径11.4cm，万昌斯2016年11月29日，成交价60,000港元
两件铜器均饰有浮雕海波纹，也都能看出胡文明的影子（比如局部鎏金）。尤其第二件，盖（当然前提这盖得是原配，不过从图上看不出罐和盖有什么违和之处）上的纹饰以平雕钱纹（锦纹的一种）作地，浮雕主纹鎏金，再加上界格内鎏金的印章式底款，一派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胡炉风。
而当我把卢惟良的罐盖，和胡氏父子的熏炉盖，调整一下角度摆在一起时，其结果出乎我的意料：两者的主纹（图案为五神兽，头部分别为龙、凤、狮、虎、象）竟然一模一样！
如此之高的相似度（包括细部的位置、形状、空间关系等都高度吻合），恐怕不是分别用了同一个图样能解释的，应该会有更直接的影响关系。顺便提一下，卢惟良款的还有一个八宝纹筒式炉，做工也不错，除了没有鎏金，形制也是胡炉的形制，也曾被人用来说明卢与胡的相似，可惜细看一下刻款，不说别的，反正不会是出自卢惟良之手：
“卢惟良”款八宝纹筒式炉，高8.5cm，北京古天一2015年6月6日，成交价46,000RMB
假设卢惟良的确受过胡文明的影响，那这种影响有没有可能是相互的呢？吴兴、云间相距不算太远，他们是否曾相过从，有过当面的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模仿？胡氏父子的浮雕伴纹，会不会是在卢惟良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只能供我们遐想，恐怕是不会有答案的。
胡光宇死后，胡文明似乎没有继续进行这种新鲜尝试。胡文明款的铜器中，虽然也有极少数浮雕伴纹的例子，但就我目前所见，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都是后人伪托。后人伪托的作品中会有此类，本来就不足为奇，毕竟那是胡文明身后曾经流行的样式。
也是，痛失了继承人的胡文明，哪还会有心思去玩这些呢？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根本连做炉的心思都没有。甚至，还有一种可能性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胡文明没独自再做“新式”炉：由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胡光宇死后没过很久——
胡文明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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