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房用具，除了笔、墨、纸、砚这“四宝”之外，还包括很多辅助文具，如笔洗、笔舐、砚滴、水丞、水盂、镇尺、臂搁等，即便是放置毛笔的器具，也有笔床、笔船、笔格、笔屏、笔卷、笔挂等，出现于明中晚期的笔筒比起这些文具，只能说是一个晚辈。那么，笔筒为什么在后世独领风骚，成为晚明以来文人案头不可缺少的用具呢？
唐代诗人岑参在《山房春事》中有“数枝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的句子。到了明中晚期，圆口直壁、造型新巧、简约实用的笔筒开始出现，经过能工巧匠的设计加工，材质多样、雕镌精致的笔筒取代了笔床，成为文人雅士的芸窗新宠，至今盛而不衰。笔筒初兴时，多用竹木之类的材料，取材方便，又为文人提供了亲自操刀发挥创造的空间。当时文人墨客写竹、画竹、刻竹及收藏竹刻作品之风兴盛，竹木笔筒备受青睐。正是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使笔筒更具书卷气和文化寓意。笔筒的走红，与制作笔筒中大师级的人物出现也有极大关系。明代中晚期的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人都是制作笔筒的大家。朱松邻刻竹善用深刀，纤巧玲珑，细致入微，所刻“松鹤笔筒”在当时即为世人称宝；朱松邻儿子朱小松更是擅长书法和绘画，并能博采众长；朱松邻的孙子朱三松继承了祖父雕刻的风格，且更为精湛娴熟。清代出现了吴之璠、周颢、邓渭等著名的文人竹刻家。大家的制作，精美绝伦，受到文人雅士的追捧，使笔筒更具魅力。皇家的推崇，为笔筒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清两代都有特别喜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为满足自己的爱好，自然可以倾国家之力，不论多么贵重的木材，都可以用来制作珍玩。用材之珍稀，工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一些紫檀、黄花梨、鸡翅木等材质的笔筒，全都是极品珍品。清代瓷器中，笔筒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种类。如康熙时期，文房以笔筒最为出色，笔筒生产量大，而且造型、纹饰相当美艳，艺术表现也呈多样性。在文玩清供中一枝独秀，笔筒还有其自身的因素。明清笔筒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玉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笔筒图案的主要题材为花鸟、人物、山水景致、田园风光、诗词歌赋一应俱全。笔筒常年置身案头，与文人朝夕相伴，既可观赏，又可把玩，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虚其心，坚其节，供我文房，与共朝夕。”笔筒有如此深邃的文化内涵，怎能不让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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