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次生变化定义为玉脱离原生矿藏之后，在自然风化（开采之前）、人为作用、进入埋藏环境等过程中所发生的改变。次生变化与玉的质地、人为作用、接触物、土壤环境等因素有关。现有研究主要使用观察分析和模拟实验的方法，着眼点常常在次生变化本身。考古学方法在古玉次生变化的研究中至关重要，通过功能分类、“微环境”的复原和文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古玉次生变化的机理，而且能够更好地认识其背后的人类行为。
“德”和“符”是玉的两大属性。人们常常以玉比德、以玉比君子，玉之“德”在华夏民族心中的崇高地位经久不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玉都能像人们赋予它的“德”那样永恒。由于自然风化、有意或无意的人为作用、地下埋藏等原因，玉的外观会发生某些改变，体现在颜色、光泽、透明度等物理特性方面，与之相伴的还有显微结构、矿物成分的变化。次生变化的原理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对古玉次生变化研究的现状与思路进行尝试性的梳理，以期对我们今后的探索有所裨益。
一、“次生变化”概念的界定
对于古玉脱离原生矿藏后所发生的改变，学者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风化作用”，有的称“沁”，有的称“次生变化”。这些称谓的内涵和指代范围有所不同。“风化”突出的是自然因素的作用；“沁”则突出埋藏环境，尤其是周边物质的影响。玉器经常出自于墓葬、祭祀坑等遗迹中，其埋藏环境是人和自然共同作用形成的。“次生变化”与原生质地相对应，是相对于原生质地所发生的改变。前两种称谓，主要指玉器进入埋藏环境之后产生的变化，不能包含所有的情形(如人为造成的改变)。本文采用“次生变化”的概念，并拓展其内涵，将玉脱离原生矿藏后产生的改变统称为“次生变化”。
玉料在脱离原生地质环境后，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出露地表后的风蚀或流水作用(人工开采的山料无此阶段)；人为加工、使用、流传；地下埋藏（传世品无此阶段）。实际情况更加复杂，如经过长期埋藏的古玉可能重新出土，被人们继续加工、使用等等。对应以上的三个阶段，古玉次生变化的情形大致有三类，即自然风化、有意无意的人类行为造成的改变以及埋藏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沁”)。古玉次生变化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后两者，即人类行为造成的改变和埋藏变化。在研究古玉次生变化时，还要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如斑驳不均和多色混杂的原生质地。齐家文化具有沉积构造的玉料和良渚文化具有斑杂构造的材质就容易与次生变化相混淆。
自然风化是玉料在脱离原生矿体后、人工开采前受到的自然侵蚀。自然风化通常见于籽料和山流水料。由于铁的氧化作用，常常在玉料表面形成一层红褐色的玉皮，自然风化通常会顺着玉表的裂痕深入内部。玉皮也成为了区分籽料和山料的依据之一。
玉的人为改变贯穿于加工、使用、流传等过程中。在加工玉器时切割、抛光等工序都可能影响到玉器抵抗侵蚀的能力。关于古玉加工环节造成的次生变化，有两种假说：一种是古代的制玉工匠会事先对玉料进行加热，从而使其质地变软易于加工；另一种是认为古人为了获得某种需要的颜色而对玉器进行加热。
在使用环节，亦有多种可能造成玉器的次生变化。玉器由于日常生活、礼仪活动所需，有时会有安装柄部、覆盖织物等情况。这在其使用过程中对玉器的影响甚微，但如果一同埋入地下，经历长时期作用之后会形成织物痕迹，造成次生变化。此外，古人在各类用火的仪式中，可能会无意地烧玉，使得玉器出现了次生变化。甲骨文中就有一些涉及烧玉的记载：
甲申卜，争贞：燎于王亥，其琡。
甲中卜，争贞：勿琡。 合14735正
丙戌卜，般贞：燎王亥圭。
贞：勿圭，燎十牛。 合11006正
其裸湡，玉其焚。 屯2232
收藏、流传中的“盘玉”等行为亦有可能造成古玉外观的改变。玉器由于其珍贵性而被人们长期收藏，世代传承，经过人们长期盘玩，玉器在质地、光泽上可能会发生改变，形成“包浆”。民国时的刘大同在其《古玉辨》中就提出了盘玉的几种方法。这是次生变化的另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次生变化也是人为加工造成的，即仿古造假，其中以伪造风化皮和伪造“沁”较为多见。造假的人为了模仿古玉的“沁”，手段千奇百怪。有的用加温冷却的方式使颜色渗入，如提油、梅玉、烧烤等；有的将玉放人动物体内，使水、油血混合渗入，如“羊玉”、“狗玉”；有的用酸、碱、盐类化学药品，如三氯化铁、碳酸氢钠、氰化钠等。虽然造假手段花样繁多，但是人为制造的“次生变化”均匀而生硬，而且多浮于表面，没有长期的埋藏形成者自然。
埋藏环境下的变化，即所谓的“沁”，主要是针对出土玉器而言。古玉在进入埋藏环境之后，经过长期与周边物质的接触，其质地发生了改变，从而形成“沁”。“沁”首先表现在表面颜色、光泽、透明度的感官变化上。常见白色、黄色、褐色、红色、黑色等不同颜色，形成多种多样的点状、细线状、条带状、斑块状变化，如所谓的“牛毛沁”“水银沁”等。同时，受“沁”玉器常常伴有硬度、光泽、透明度的改变。最严重的是通体受“沁”，完全看不出原始质地，甚至发生分解。“沁”还会在玉器表面留下微小的凹坑，或出现附着物。在受“沁”部分与未受“沁”部分之间，有时还能看到过渡带，色泽介于两者之间。这些变化可能与玉器材质、抛光程度、表面缝隙、接触物质均有关系。
由于上述这些复杂因素，使用“次生变化”一词来描述玉器在各种情况下发生的改变，无疑更加严谨。
二、古玉次生变化的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重视玉器的“料、工、形、纹”等特征，到清代之后，文献中才对玉的次生变化有所涉及，学者们称其为“沁”，并认为“沁”是在埋藏环境下发生的。藏家和学者发明了众多形象的称呼，来描述“沁”的颜色和形态，如“石灰沁”“朱砂沁”“血沁”“土沁”“钙化”“黑漆古”等。至于“沁”形成的原因，人们多限于推测。道光年间的陈性认为“沁”是由于地下的水银和松香、石灰等作用使然；民国时期的刘大同、吕美璟等则认为与地下的湿度、热量有关。李凤公在《玉纪正误》中批判了前人的主观臆断，他从矿物学出发，认为“玉面之硅酸溶解”造成了玉的次生变化。
早期学者们无论观点如何，都有一个普遍共识——古玉的次生变化是与周边物质的接触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现当代学者也常常将次生变化现象与接触物质的作用相联系，如认为“枣皮红”是由铁的氧化物沁入、“鹦哥绿”是由铜的沁入等。美国学者罗越注意到了一些器物表面的“雷纹”印痕、十字交叉的“钙化”条带等，认为这是由于在埋藏环境中，接触物与玉器发生了化学反应，包裹玉器的丝织品、绳索等可能造成了这些变化。
2O世纪中叶以后，学者们开始采用科学方法研究古玉的次生变化。依据方法手段的不同，现有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大类：观察分析和模拟实验。
(一)观察分析
主要包括硬度、比重等物理性质测试，显微结构观察和矿物成分分析，对埋藏玉器“微环境”分析，次生变化原因的推测，次生变化过程的复原等。
1．硬度、比重测试
汪遵国等对草鞋山及其他遗址所出良渚文化玉器做了物理测试，发现次生变化没有或轻微的玉器，硬度(大于５度)、比重都在透闪石玉范围内。而次生变化的古玉虽表面光亮、色彩匀称，但硬度(小于５度)、比重都有下降。闻广在对沣西次生变化玉钺的测试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
玉器出现次生变化后，往往伴随着结构的疏松和硬度的下降，因此在测定次生变化玉器时，不能直接依据其硬度和比重来判定矿物种类。在用比重法测试玉器之前，可先在四氯化碳等溶液中浸泡直至没有气泡冒出，排出玉内的空气，以免造成误差，从而影响结论的可靠性。
2．显微结构观察和矿物成分分析
2O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学者常常使用油浸法鉴定玉器的显微结构。根据郑建等对良渚文化玉器的分析，次生变化部分与未发生变化部分的矿物质成分相同，只是结构变得疏松，从而影响到了颜色、光泽、透明度等物理特性。闻广、钱宪和等学者使用Ｘ射线衍射、拉曼光谱等仪器，同样发现次生变化前后玉器的矿物成分没有发生改变。闻广进一步解释了玉器发白的原因，指出由于结构的松弛，次生变化的玉器颜色发白、透明度降低、硬度下降，类似于冰与雪的差异。
研究表明次生变化前后的古玉，其矿物成分通常不会发生改变，但显微结构已经遭到破坏，共同点是出现了晶间空隙，使玉质变得疏松，从而使光线发生折射和散射而呈现白色。然而出于对不同样品的观察，学者们对晶体间孔隙出现原因的解释并不太一致。闻广认为，古玉次生变化后纤维的粗细并没有变化。林泗滨认为次生变化后的透闪石或蛇纹石晶体会分解成颗粒细小的次生微晶体，从而使晶间空隙增多。钱宪和的观点是白化部分的矿物晶体形状和方向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由平整的叶片状到不平的波浪状或不定向的纤维状，从而形成了晶间空隙。钱宪和在用电子显微镜等仪器对次生变化玉器进行观察后还认为，次生变化的透闪石玉表面可能会伴生透闪石晶体的长大、阳起石的共生、晶体的高低起伏、形成腐蚀孔洞、器表局部皮壳状剥落等现象。他还对变黑、变红和变黄的次生变化进行了研究，认为都有可能与铁的出现有关。
3．“微环境”的分析
这里所说的“微环境”主要指玉器周边的接触物，如安装的木柄、玉和金属的镶嵌、捆绑的绳索、包裹的丝织物等；还有玉器的摆放位置，如玉器与人骨的位置关系、玉器与其它随葬品的相互叠压等。在同样的土壤环境下，局部的“微环境”差异能够造成同样材质玉器甚至同一件玉器的不同部分保存状况迥异。
蔡庆良根据弓鱼国墓地出土的玉器探讨了摆放位置、接触物对“沁”的影响，可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１)玉器与其它物质的叠压接触，接触不同物质的面，“沁”有所差异。如BRM1乙:179玉鹿出自墓主人胸腹之间，朝下一面接触墓土受沁明显，而向上一面的沁仅限于边缘。(２)玉器之间的相互叠压，其接触面和暴露在埋藏环境中的面会有不同。如BRM1乙:205和BRM1乙:206的一对玉鱼叠置出于墓主人头颈之间，两件玉鱼的相互接触面均保存较好，而向外一面都发生了色泽改变。(３)同一件玉器或源自同一玉料的成对器物，因埋藏环境的细微差异，沁可能会有所区别。如玉鱼BRM1乙:201位于墓主头部附近，断为数截之后，表面色泽区别明显。(４)玉器使用过程中的捆绑、装柄经长期埋藏后对玉器的影响。例如BRM1甲：62和63原是一件玉块，发生断裂后，修复者在断口边缘钻出三个小孔用来捆绑。经过长期的接触与埋藏，形成了三角形沁色，是当时捆绑痕迹的遗留。
王荣分析了玉器与铜器接触发生的变化，所选标本为一件先秦时期青铜器上镶嵌的透闪石玉，其表面分布着厚薄不均的蓝、绿色附着物，夹杂有褐色物质，而原始材质出露的地方则质地细腻，光泽、半透明度俱佳。经过对表面附着物的拉曼光谱、X射线衍射(XRD)和X射线荧光光谱(XRF)分析，蓝色部分的主要矿物为蓝铜矿，绿色部分的主要矿物为孔雀石和锌孔雀石，褐色部分为水白铅矿和赤铁矿。附着物的化学成分中，铜的含量最高，达到了83.88％,其次是铅6.79％、锌2.35％、铁1.78％、锡1.55％等。其中的铜、铅、锌、铁应该是与玉器接触的青铜器合金的主要成分，这些物质与土壤中的C03-2、0-2、水等反应，生成了以上的物质。土壤溶液中的铁、铝、硅、钾等离子与物质则起到了胶结剂的作用，将附着物粘结在玉器表面。这些附着物间接保护了玉器，使其免于受沁。
4．次生变化原因的推测
干福熹等分析了安阳文源绿岛和赛格广场出土的殷墟时期玉器，发现有的样品主要化学成分SiO2、MgO、CaO的含量变化很小，宏观组织比较紧密，材质较好；而有的样品MgO、CaO流失较大，宏观组织较疏松，材质较差。安阳地区的土壤呈碱性，为典型的北方土壤环境，遗址内大多数出土玉器的保存状况较好，研究者认为玉器的次生变化主要是材质较差造成的。
吴沫等人对广州横岭山遗址出土的部分玉器进行了扫描电镜测试，发现其中次生变化严重的透闪石玉管M328：4由大量不定向分布的10-30μm针状交织纤维晶体构成，晶体间存在大量孔洞。广州地区的土壤呈现较强的酸性，根据对横岭山山坡中部生土和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中墓室填土的化学分析，两处土壤的pH值分别为4.68和4.37。作者认为透闪石玉长期在酸性土壤的埋藏环境中受到腐蚀，造成了晶间孔隙的出现和结构的疏松，最终呈现了白色。
5．次生变化过程的复原
高洁通过器表的宏观观察，对庄桥坟遗址不同程度次生变化玉器的形态和侵蚀的发展进行了归纳，认为良渚文化玉器鸡骨白的形成，经历了由白色网脉出现、扩展到完全侵蚀的过程。
冯敏等人经过对凌家滩蛇纹石古玉的体视显微镜、红外光谱、扫描电镜分析，认为蛇纹石玉器的次生变化经历了风化淋滤和渗透胶结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玉中的方解石等矿物和Ｋ、Na、Ca、Mg等碱性离子被土壤溶液的淋滤过程带走，形成了疏松多孔的晶体结构。后一阶段土壤溶液中相对惰性的Al、Si、Fe等物质向疏松的玉质内渗透，在外表富集，饱和时可相互结合形成高岭土，形成了“外实内松”的结构，也使得玉的表面带有粘手感。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
(二)模拟实验
学者们的模拟实验主要为了验证两类假设，一类是假设玉器在加工或使用阶段可能经历过有意无意的加热行为，从而造成了次生变化；一类是假设玉器的次生变化是在其周边土壤溶液的作用下发生的，土壤溶液的酸碱度是影响次生变化的重要因素。
1．玉器的加热模拟实验——加热行为是否存在？
国内学者进行过数例热差分析实验。郑建采集了江苏镇江所产的现代绿色蛇纹石进行了焙烧，并与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所出的良渚文化蛇纹石玉管进行对比，发现经1000摄氏度焙烧的样品，由绿色叶片状、无纤维结构，变为白色的纤维集晶体，与良渚文化玉管类似。作者据此推断“火烧玉”的行为是可能的。
郑建还对寺墩M3：59玉璧进行加热试验，达到400—500摄氏度时，表面变为棕黑色；1000摄氏度时表面变为红褐色。闻广用反山M20：184透闪石残玉璧进行同样试验，加热到600摄氏度时表面变为棕黑色，900摄氏度以上时颜色变白，透明度降低，进而推测沣西出土的西周透闪石玉璧(M1：5)表面呈棕黑色，内部为浅色，应该经过约600～900摄氏度的加热处理；良渚文化“象牙白”刻花玉器,在成形之后刻划纹饰之前可能也经过900摄氏度以上的加热处理，以便于雕刻。
钱宪和也对透闪石玉进行过类似的加热试验，结果都呈现了变黑再变白的过程，只是发生变化的温度略有些差别。他发现火烧白与风化造成的鸡骨白不同，火烧白表面无光，而风化鸡骨白表面有玻璃光泽。谭立平等人还对台湾花莲地区所产的高铁透闪石玉进行了加热,发现700摄氏度时颜色由黄绿色变为黄色；750摄氏度时样品失去部分结构水；815-824摄氏度出现铁的氧化反应，由原先的二价铁变为三价铁;860度时变成黑色。他推测颜色改变是由于铁含量的变化和有机物的渗入。
玉的加热不仅表现在颜色、透明度上，其硬度，乃至矿物成分也会发生改变。据道格拉斯(J．G．Douglas)的实验，透闪石玉在800-900度之间有一个硬度略为增大的过程。而在加热到900摄氏度以上之后,会变得松脆而不透明，并因为结晶水的析出而变成透辉石。闻广认为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透辉石玉器可能即是透闪石玉经过约1000摄氏度火烧后表层脱水而形成的。
2．古玉次生变化与土壤环境——酸还是碱？
古玉的次生变化与其周边的接触物质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些学者从埋藏环境出发，推测次生变化可能是土壤溶液的酸碱度、温度、湿度等作用的结果，并开始采用不同酸碱度的溶液浸泡实验来探究古玉次生变化的成因。
国外有代表性的是盖恩斯(A．M．Gaines)等人的研究。研究者推测，在封闭的墓室内，墓主人尸体腐烂后形成的高pH值碱性氨溶液造成了玉器晶间纤维的选择性溶解，从而使玉器出现了局部白化。次生变化的发生与否则是由于纤维结构的差异造成的。这一过程在埋藏后几个月内尸体腐烂时迅速发生，次生变化的程度与埋藏时间的长短无关。还认为某些玉器表面的纺织物痕迹也是由于碱性溶液作用而形成的。通过透闪石玉在强碱性溶液中数周的浸泡实验，作者发现实验样品经浸泡后所呈现的外观、显微结构与古玉标本类似。此外，随机排列的纤维晶体比方向一致的晶体更易溶解，器表的裂缝和未磨光的部分由于晶体结构的破坏，次生变化的速度会更快。该项结论在较长时间里一直有影响力，然而，尚无证据表明强碱性溶液能够在墓葬的埋藏环境下形成。
王荣注意到了中国土壤的南酸北碱的特点和玉料的材质差异，选用了透闪石、蛇纹石、方解石三种矿物来进行不同酸碱度溶液环境下的浸泡实验，结果发现，玉料在pH值5.4的酸性溶液中变化较为明显，而在pH值8.6的碱性溶液中反映较不明显。次生变化出现之后不同材质玉料的主量元素均有流失，流失的多少取决于化学键被破坏的难易程度，流失量Ca2+>Mg2+>+Si4+。
不同材质的玉料，在酸性环境下主量元素的流失量大于碱性环境，无论在酸性或是碱性环境下，蛇纹石矿物相对于透闪石矿物更易发生变化，其Mg2+的流失量均高于透闪石矿物。方解石在酸性环境下，其Ca2+的流失量远大于透闪石和蛇纹石。经过对相关透闪石和蛇纹石样本的外观、显微结构、化学成分的分析，他也认同古玉的次生变化经历了风化淋滤和渗透胶结两个阶段。古玉次生变化不仅仅是化学元素流失的过程，而且还伴随着新元素的渗入。
三、问题与局限
经过近几十年来的研究，目前的学术界对于玉器的次生变化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部分时代、部分地区的样本开展了目的明确的分析，对次生变化机理有了初步认识；第二，关注玉器的出土环境和相关信息，多选用有明确考古出土背景的样本；第三，突破了早期对“沁”的理解，开始关注人为作用造成次生变化的可能性；第四，大量科学分析技术和精密仪器，例如扫描电镜(SEM)、X射线衍射光谱(XRD)、X射线荧光光谱(XRF)、拉曼光谱(RM)等的运用，尤其是质子激发Ｘ-射线荧光光谱(PIXE)等无损分析方法的应用，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手段。
然而，现阶段的古玉次生变化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这表现在：
1.不同领域学者“语境”的差异。玉器次生变化涉及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化学等众多领域，不同学者的知识背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均有一定差异。人文科学的学者关注的是“文化”的研究，长于对器物类型、功能、出土背景的把握和对器物所反映的人类行为和文化的探索，但对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掌握不足；自然科学学者关注“物”的分析，长于对玉器次生变化背后的矿物学、化学原理的把握，对规律的总结和精密仪器的使用等，然而在研究时也较少能够有意识地关注器物的功能、出土位置等考古学者重视的信息。正是这两种“语境”的差异使得不同领域的学者难以充分把握对方的需求，从而无法形成有效的互补。
2.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在次生变化古玉的研究中，考古发掘出土者占到了很大的比重。研究者也往往格外重视玉器的考古出土“身份”。但是由于研究中多借助地质学、化学等手段，关注点偏重于次生变化本身，相关的考古背景信息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考古学方法的缺失也是一大遗憾，考古学者常用的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能够为玉器提供时代和风格的参照。
依据类型学等考古研究方法，结合玉器出土位置、伴出器物，对玉器的使用方式、功能进行复原和归纳，与针对古玉次生变化本身的研究相互结合，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揭示玉器次生变化背后的人的行为。
在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研究者对出土玉器按形态进行了描述性分类，分为武器和工具形器类、环形器类、动物饰类、柄形饰类、其它类，并对这些器物进行了近红外光谱(PIMASP)分析。结果发现B2类质地(透闪石玉)的16件器物，器型有戈、矛、戚、璧、环、圭等，全部用来制造武器和工具形器类、环形器类。这些器物往往形制较大而薄、通体素面，且次生变化严重，无法看出原始材质，但墓内与之交错分布的其它器物却几乎未出现次生变化。研究者据此推断，这些器物系使用某一批特定的原料制作，专门用于礼仪活动中，人们可能为获得某种期望的颜色而对其进行加热，从而普遍出现了次生变化。由此可见，用考古学方法和次生变化分析相结合，能够更加充分地揭示次生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其背后的人类行为。
3.样本的局限性。首先，是样本所包含的信息量不同。依据包含信息的不同，现存古玉可以分为如下的几类：未经埋藏的传世品、脱离出土环境的收藏品、有出土信息的考古发掘品、连同周边土样一同采集的考古发掘品。不同情形下包含的信息量有所差异，能够采用的研究手段也有所不同。最理想的情况是将玉器与包裹物、周边土壤一同采集，通过分析可以揭示埋藏环境对玉器的影响，但类似的样品非常有限。其次，对于一般考古出土玉器，我们可以通过其出土位置、伴出物品等来分析其可能的埋藏环境，并获得相对准确的年代信息。而对于未知出土环境的藏品和传世品，我们只能根据玉器本身的分析来推断其次生变化出现的可能原因。古玉样本包含信息的不同对进一步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其次是研究使用的样本数量。受条件所限，研究所涉及的样本数量往往较少。单次研究的样本常常只有几件或十几件，其研究的代表性和说服力受到了明显制约。
4.工作开展的局限性。从时间角度来看，现有的古玉次生变化研究多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玉器样本上，其它时代者涉及较少。从空间角度来看研究多集中于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北方玉器的研究明显偏弱。
5.次生变化不同情形的区分。如前所述，质地不均、颜色不一的玉料，自然风化形成的玉皮都可能对次生变化的研究带来干扰。由于我国玉器使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性，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玉料来源、埋藏环境、次生变化机理不可能完全相同，以往的研究难以涵盖所有情形。不同来源的玉料其质地、显微结构、微量元素等都各有差别，如南方出土的透闪石古玉的晶型常呈纤柱状或叶片状，有的排列接近平行，而北方者多为毛毡状，呈现交织结构，玉料的差别对次生变化的影响不可忽视。我国的土壤也存在南酸北碱的特点，不同地区土壤环境的差异对次生变化亦有很大影响。现有的次生变化研究多针对南方的“鸡骨白”玉器，北方古玉更加复杂多变的黑、黄、红等次生变化形成，还缺乏有效的解释。
此外，当前最为困难的无疑是古玉加热行为的判别，以及人类行为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加热试验对探索玉器的加热行为很有启示，但是加热行为的确认，不仅要有颜色、光泽等外观的证据，还需要更多显微结构、矿物成分的对比。正是因为这些“铁证”的缺乏，现阶段还难以提供充分的证据来确定各类加热行为的存在。用现代玉料进行加热实验，由于玉料来源、设备的不同，其结果也应该谨慎对待。辨别古玉的加热行为，或许可通过仪器分析实现。有的学者提出光学相干层析成像技术(opticalcoherence tomography,OCT)，这种技术可以测定玉的折射系数,介电常数(dielectric constantvariation)的变化，从而反映其内部结构，还可用来分辨伪造的“沁”。目前这种技术在玉器研究中使用甚少。有的学者从常用的拉曼光谱分析中总结出一种判断方法，其原理是当玉器加热到超过840摄氏度时,会出现矿物晶体的变化，这种变化能够被拉曼光谱仪测得，依据光谱反映的氧化脱氢(oxidation—dehydrogenation)现象，可判别出透闪石玉是否被加热。
6.统一描述、研究标准的缺失。目前对玉器的颜色、光泽、透明度等物理特性描述较为笼统，例如对玉色的描述，我们通常称呼的“青玉”“青白玉”“白玉”“碧玉”等名称均系“相对而言”。同样是“白玉”，其白度又有多种不同情况，有的名称往往需要一定的经验才能够“意会”。这种情况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有欠严谨。
在进行玉器研究时，应该建立一套定性、定量的描述规范，如使用门氏色谱等通用标准来描述玉色。
对玉器次生变化的程度和形态，现阶段也没有规范的描述标准。对于次生变化程度，收藏界有“开窗”“满沁”等说法；对于次生变化形态，收藏界亦有“牛毛沁”“水银沁”等俗称。这些称呼固然形象，但不利于科学研究，一套相关的规范性术语亟待建立与完善。
四、小结
造成古玉次生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多种。第一类是玉料本身的质地，纤维越细小、结构越致密的玉料相对而言不易出现次生变化，例如透闪石一般而言比蛇纹石具有更好的抗侵蚀性。第二类是人类行为的影响，加工、使用环节造成的抛光、切割痕迹、裂痕乃至盘玉形成的包浆，以及有意无意的火烧，都可能影响到次生变化的出现。第三类是玉器的接触物质和“微环境”，如镶嵌、安柄、捆绑、包裹行为及摆放方式等，这种“微环境”实际上是人类行为和客观环境共同作用产生的。第四类是玉器埋藏的土壤环境，土壤溶液化学成分、酸碱度直接影响到古玉的保存状况。相对而言，温度、湿度、土壤压力等主要构成影响次生变化的条件，而不是直接造成变化的原因。
在古玉次生变化的形成机制中，环境等客观因素固然重要，但无论是原料的选择、加工，还是使用方式、埋藏习俗，处处都体现着人类行为。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古玉的次生变化本身，而且应该进一步揭示其背后的人类文化。在古玉次生变化研究之中，考古学要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将考古学方法与地质学、化学等手段相结合，还原和分析玉器埋藏的“微环境”，是解释古玉次生变化机理的关键。正如荆志淳等学者所言，需要“结合器物的形制、风格、质地、具体的考古问题，不能就玉料谈玉料，分割玉料、质地物性、来源和器物类型、社会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否则我们无法了解各类玉器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之性质。”恰如考古学研究一样，透物见人，或许才是古玉次生变化研究的真正要旨。
古玉次生变化在颜色、光泽、透明度等宏观形态上表现纷繁复杂，但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玉器，其次生变化却存在某些共同点，如“鸡骨白”“水银沁”“黑漆古”等现象均不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地点。古玉外观的任何宏观改变，其实质上都是由于其显微结构、矿物成分等微观变化造成的，在研究古玉次生变化时，或许可以通过对宏观形态的分类归纳和微观变化的规律总结，透析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来为我们的研究和民间收藏提供科学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