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玉器的制作绵延发展了几千年，历代的琢玉特点受各种社会因素及制作工具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展示和反映出各种不同的风貌。
新石器时代，由于尚未进入青铜时代，在没有普遍使用金属工具之前，人们的生产技术和手段仍被限制在一个较为低下的层次，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这种客观条件也造成了原始制玉的特殊之处。
总的来说是器形较简，不甚规整，做工朴拙。有些玉器如玉種，虽花纹繁复细密，但仔细观察，可发现其线条仍显粗糙，连接断续，刀痕明显。不少器物的孔洞由于多采用两面对钻的手法，技术却又不很熟练，故相接错位处常留下对接痕迹（既所谓的“台阶痕”），这在玉 上表现最为明显。而在玉斧、玉钺等上则表现为两面均呈内小外大的喇叭孔，形成双喇叭孔，单面钻则为单喇叭孔（喇叭孔是由于钻具不断旋转磨损所致）。有的穿孔尚有钻具造成的螺旋痕。此外，在切割开料时，也经常会遗留下锯切的痕迹，如弧线痕，在玉璧上反映较多。透雕器物镂空处往往凹凸起伏不平。但这时的抛光技术已经是相当高超了，在近些年出土的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仍然带有很强的玻璃光泽，光可鉴人。
玉兽面纹嵌饰，高 3.2cm，宽4.8cm，厚0.7cm。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
此器为传世古玉，表面纹饰较模糊，有较大面积的赭色斑。器近似梯形，凸面，顶端上凸，中线两侧向后折，上下折角的角度不同。嵌饰正面为浅浮雕兽面纹，重点表现兽的环形双眼及阔嘴。兽面两侧饰前肢，短小，带爪足。兽面及兽肢上饰细密的阴线回纹。饰件背面有4组通孔，每组孔由两个斜孔对接而成，孔中可穿绳。
据分析，作品原系嵌于柱形器的角部，３件或４件为一组，这样的柱形器可能是玉琮之类的器物。
夏、商、西周由于已经应用青铜材料制成各种工具来琢制玉器，相应地也带来了一次玉器工艺技巧上的大变化和大提高。这时期的玉器，琢工趋于委婉细致，线条较以前流畅。钻孔多采用单面钻，在多孔玉刀、玉斧、玉戚、玉圭和玉璋上常见。镂空雕的技术已较为娴熟，镂空处光洁圆润。同时，在阳纹线条的使用上更有着突出的成就，所谓阳纹，是在剔除花纹 以外的地子上，呈现浮雕效果的图案，比起单纯在器面上阴刻花纹来，难度要大许多。
夏代玉器从二里头文化遗物上窥察，其器形较为完整，厚重宽大，朴素少纹，爱在刀、戚、璋等的两侧琢出扉棱。商前期沿袭了这一风格，后期则独立成自己的个性。
商代玉器品种繁多，艺术表现杰出。器物上的刻纹多采用阴勾双线的手法，极具代表性。无论何种图案往往以此表现，其线条稍嫌拘谨，尚欠流利。此时期的玉器出现了“巧色”玉器。
玉虎形刻刀，商，高5.8cm，宽3.8cm，厚0.4cm。
器为白玉质，但已沁为黄褐色。扁薄片状的造型将一只扭头卷尾的玉虎打造得栩栩如生。虎张口，用连续钻孔的工艺制成口中的利齿。椭圆形眼，蘑菇状角。胸前凸起一环形小穿，可供系挂。尾一侧琢出一小尖刀，刀刃部两面磨薄，使之兼具一定的实用功能。这件玉刻刀虽然外形似虎，但由于头上有蘑菇状角，所以也有人认为是龙与虎的结合体。
商代小型玉质刻刀多见，均是在尾部雕琢出刀刃，而刀柄则是各类动物的造型，有兽形、龙形、鱼形、蝉形、虎形等，大多有穿孔可系挂，使之成为可佩可用、美观实用的玉饰品。
西周初期的玉器多来自商代的玉匠所制，故其做工多与商代接近。中晚期才慢慢形成自有的风格。其代表性的是在商代阴勾双线的基础上，对其中的一条线进行斜磨，使之成为斜切线，并在所有纹饰上都加以反映出来，勾成显著特色，且线条的婉转流畅较商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玉龙凤纹柄形器，西周，长17.1cm，宽3.7cm，厚0.7cm。
器青玉质地，绿色，半透明，局部有少量的土沁斑，器体为长片状。两面雕刻，纹饰相同。上部由两凤纹对称构图，尾下垂，回卷成勾状，在相对的两喙及身尾之间镂空大小两个桃型孔，一上一下，可穿系。中部是一昂首挺立的高冠长尾凤，圆眼，尖勾喙，单足利爪踏在下部一夔龙头顶之上，夔龙身曲屈，臣字眼，眼角线拉长且有勾，下端出一短榫，作扦插用。
玉制柄型器始见于二里头文化，商到西周继续沿用，惟西周的纹饰最为精美，雕工手法多样，刀法有力，线条圆润，纹饰清晰。其下端一般都有宽榫，可作器之柄或安接它器，确切用途尚需进一步考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