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先生
今年，是苏秉琦先生逝世20周年。苏秉琦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日久，但是他的思想和学术光芒一直照耀着我们，他为中国考古学做的贡献一直引领着后人在他所铺就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全景式的记录了苏秉琦先生的一生，更将苏秉琦先生的重要学术成就和治学思想做了梳理和概况。因缘际会，考古汇也有幸采访到了苏秉琦先生的长子、《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的作者——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研究员苏恺之先生，请他谈谈他的写作经历，以及苏秉琦先生学术之外的那一面。那一面是普通的，也是不普通的。普通的是，他和大众一样经历着小我的人生，不普通的是，他的品行、观念、感情等等却润物细无声地激发和传播着中国一门学科的发展。如果说，中国的考古学科一百年后的成熟是必然的话，那么包括苏秉琦先生在内的一代代一个个考古学家的诞生则是一种偶然。那么就让我们去了解他的这一份“偶然”。让我们再一次去纪念他。
（说明：本文来自本刊对苏恺之先生的访谈，回答部分的名称均简称为“苏”）
如何记录一个真实的苏秉琦
考古汇：
苏老师您好，您是怎么想到要写一部回忆父亲的传记呢？
苏：
提起家父，我有很多话要说。我父亲1997年离世时，我即将退休，自此开始慢慢地整理父亲的书房，12年后的2009年，我有幸参加牛河梁那里举办的纪念苏秉琦诞辰100年、暨牛河梁大遗址开工典礼的会议，很让我感动的是，还有那么多人在怀念、纪念这位老人。但另一方面，在我和许多与会者谈话中，感到许多往事不久就会慢慢散去，一些零散的书面资料也会飘落，不少年轻人对几十年前的历史知道的太少（不熟知李济、梁思永、徐旭生等人，对三年挨饿、十年文革等大事件知之偏少），于是我萌生了写几篇文章的设想，接而随即想到，倒不如出本小书集中问世。于是我虽写出了约25万字的书稿，但至今仍觉意犹未尽，没有把话说够、把话点透，我心中仍然还不能用一句话、或是近百个字的一段话，来概括我对他的认知。
考古汇：
苏秉琦先生作为中国考古学家，其学术人生正如您所说，很难用三言两语去概括，他的人格特征也非常丰富和饱满。对这一部洋洋书稿，您最开始是如何设定写作思路的呢？
苏：
学理工的我竟然突发奇想，要写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确属“激情动笔” 。写作延续了六年，但写作激情并没有衰减。期间有许多友人断续地向我提出写作的建议，形成几个身份或者是关键点，比如“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走向成熟的见证人、执行人与推动者”、“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仁者”、“中国考古学界优秀的思想者”等等。我的写作，就是在没有明确的终结性答案的困惑中摸索前行的，但心中有一点却是很明确的、而且在写作的后期越发感受强烈：他首先是位炽热的爱国者，其次是位忠于中国考古事业的献身者，再其次是一位好人——几乎没和人红过脸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
考古汇：
写作的过程顺利吗？
苏：
我先试探性地写了几个片段作为自用的素材，本想由此摸索出写作提纲，但在列出了几种类型的提纲草本后，却越发觉得不顺手，思路仍然不清晰：究竟是以理性逻辑做指导，还是依从感性脉络书写？故事的空间与时间如何穿插？如何将许多人物与篇章主题协调？是按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来写？
苏秉琦先生（左）和张政烺先生（右）
后来我索性抛弃了原来设定好的提纲——这几乎违背了写作的基本规律——把回忆情节作为素材按照时间顺序列出来。就在写出了一大半的时候，我正巧到长春出差，就顺带拿给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的赵宾福老师提提意见，他一夜看完，次日对我说：“对苏秉琦先生的介绍和评论，那是专业人的事，后人的事，你就把你这个当儿子的所见所听的事实（史料）献给读者就可以了。”在他的鼓励下，我终于安下心来，日夜兼程的把这“原生态”式的回忆录交卷了。按照时间顺序写，内容反而自然地表达了出来。即便书稿写完，我内心的思考依然没有停止。
考古汇：
您觉得苏秉琦之所以成为苏秉琦是时代的必然吗？
苏：
我非常感谢三联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赞叹他们的眼力和功底，给此书加上了一个重要的副标题“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这时代二字很有份量。苏秉琦之所以是苏秉琦，之所以不能复制，全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苏秉琦是20世纪这个动荡时代，也是关系我们祖国命运的重要时代的产物。
苏秉琦先生青年时期（1934年秋，苏秉琦先生刚参加工作不久即前往宝鸡，摄于陈宝祠祠堂，此祠堂现已不存）
正是在大洪流的时代背景及其推动之下，才有了他的经历，造就了他的表现和成果，促成他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在那抗日烽火中，在那全民族的生死大课堂里，锤炼了这个热血青年。从心底里懂得了祖国统一独立，民族不再受凌辱，是何等地来之不易，必须要珍惜，爱国爱民之心变得根深蒂固。时代洪流的力量，让他把自己、小家和大家、国家和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考古汇：
苏秉琦之所以成为苏秉琦，其实还是来自他的一种精神内核。
苏：
你说的极是，这精神内核的形成，和他的主观客观条件很有关系。他很幸运，首先是得到了许多老师和友人的帮助，他一直念念不忘，但他也告诫子女，必须以自己的奋斗为基础。最近我偶尔地，看到了一位年轻人写的文章，认为苏秉琦没有更高些的学历，虽然勤奋却也必然是个“庸碌”的人。我绝不唱高调赞颂苏秉琦，他的确就是个普通平凡的人，但我又很深切的知道，他可是奋斗了终生、不甘做庸碌之人的。石兴邦老先生对我说：苏先生知道自己只是个普通学历，也就越发地懂得，必须努力加努力。我可以列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在80年代末，指着外国友人送来的一件水晶雕刻的礼物“一帆风顺”对我说：“一帆风顺？那只是一个愿望或者祝福语吧——就像“长命百岁”可谓之天方夜谭，你信吗？反正我不信，我也从不想，几乎不用这个词。在苦难动荡的岁月里，我的家人、学校，常告诫我的是，人生就是逆水行舟。自我幼时就被告诫，此生必须在大风恶水里绝不停息地奋力搏击，才不至沉没，拼搏着才能挣得自主地呼吸，呼吸着就是为了再拼搏前进，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成都考古会期间。左起：张昌倬、童明康、苏秉琦、夏鼐、王军、李季（1984年3月）
于是，拼搏一直是他精神境界里饱含的主题词，他在家里多次的谈话里都透露着它。拼搏不单单是对自己的要求和实践，对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也是这样思索着。这种爱国爱民族的情义，还可以从他多次的谈话中体会出：1983年我出差到河南省鹤壁市，顺路参观了岳飞祠堂，回来后和他提起，他说“精忠报国”四个字之所以厉害，关键是里面的两个字——“精”，纯净无杂念，也是尽忠报国的“尽”字，即无保留拿出最大的勇气和力量；报，不求回报、不计客观环境条件的主动的献出身心。我想，正因为他坚韧的奋斗精神和懂得感恩，还有眼睛朝下、同情弱者的态度，才使得他有着特有的人格魅力。这就是苏秉琦。
我还能联想起，他对于我们民族精神培养有着较深的思考。听他讲过：“傅吾康老弟曾对我说，他发现中国人偏爱甜食。我当时听了没太理会，本来嘛，环境的差异必定带来饮食的偏爱，但我后来特别注意到各国民族的性格差异：俄国人有酷寒中生长出的豪迈气魄，却少有我们江南风花雪夜的小曲调；善于苦斗的德国人、日本人虽然也喜欢看喜剧，但更热衷于悲剧，他们愿意在悲剧里吸取积极的因素“转悲为力”，冷静的思考深层次的问题，而我们很爱看喜剧，却忘记了我们的人生意义不是坐享其成，沉醉于美梦，那是麻醉剂，磨灭我们民族的锐气斗志。人生本积极，就是要不断地和丑恶势力和坏习惯搏斗。我们民族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有体质上的怯弱需要全民族重视、警觉起来，予以纠正克服 ，只此才能屹立于世界——德国人培养孩子，严厉教导男孩子，确有其可取之处——。
考古汇：
欧洲史学家卡莱尔说过一句名言“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聊人生。”在苏秉琦先生生活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很容易被形势裹挟的，那么苏先生是如何面对人生的低谷的呢？
苏：
父亲在文革期间说过一句宽慰我们子女、也是宽慰他自己的话：“只要思想还能自由地放飞，就没有大不了的困难。”其实在解放后的17年里，父亲虽经历大大小小政治运动，却不消沉，他默守着自己对自己的认可。所以在文革风浪里，能耐受了空前苦难而没有泄气、自弃，且还能继续地、自觉地积蓄力量，进而能在1976年后较快地恢复元气，将他的学术生涯攀登到了顶点。
考古汇：
苏秉琦先生能在那个时代熔炉里不断的锤炼和提炼自己，令人敬佩，是否可以将这些经历和感受与苏先生曾说过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呢？
苏：
他在闲谈中常流露过这样的话：他深感自己的幸福。因为他看到了抗日的胜利，心头一大块石头落了地，真有说不出来的欢喜；他又有幸迎来了全大陆统一解放的一天；粉碎四人帮后，年近七十的他和我母亲竟然到香山爬上了鬼见愁的顶峰，事后对我们子女说，他长舒了一口气，这辈子很值了。现在我回想起来，他的确幸福，出生于世纪之初的1908年（梁启超疾呼重修中国古代史那年），去世于世纪之末的1997年，几乎占据了这个世纪，成为了中国考古学诞生、成长、壮大的见证人、践行人之一。
在1997年7月，六百余人自发地前来向他做最后的告别。之后有位电视台的摄影师似是提前知道了一些信息，很感慨的对我说，“这是一位没有权也没有钱的老者，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自发前来，这样的感人场面确实少有。这位老者（活得）值了。”
（未完待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