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御製粉彩無量壽佛坐像
清檔
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清檔》，即《清檔》記載，清代宮廷佛教瓷胎佛像係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唐英，受乾隆皇帝御旨而創燒的皇家供養造像。其燒製一波三折，最終在唐英助手老格的努力下，而成爲乾隆時期宮廷瓷塑的巔峰。
早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十四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觀音木樣一尊、隨善財、龍女二尊。傳旨：交唐英照樣燒造填白觀音一尊、，善財、龍女二尊，如勉力燒造，窯變更好，原樣不可壞了，送到京時裝嚴安供。欽此。”（1）次年，乾隆帝又命唐英再加燒觀音及善財、龍女一套供養。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著江西照現燒造的觀世音菩薩、善財、龍女再燒造一分，得時在靜宜園供。欽此。” （2）但因唐英未能完成燒造任務，奉回觀音。乾隆於二十日後追責唐英：江西於“五月初一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張玉傳旨：問燒造的觀音如何還不得。欽此。於本日將燒造過十一尊未成之處交太監張玉，口奏。奉旨：想是唐英不至誠，著他至至誠誠燒造。欽此。” （3）六月，唐英入覲北上進京。六月二十三日，唐英面覲乾隆皇帝。“面奉諭旨：著燒造青花五彩觀音菩薩一尊，隨善財、龍女。”（4）七月，唐英終將觀音等燒成進獻。乾隆“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司庫白世秀將江西燒造得觀音一尊隨善財、龍女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5）但是乾隆帝卻覺得瓷觀音手與髮髻皆為分開燒制，不甚滿意，於當日“七月十二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張玉傳旨：著唐英磁白衣觀音手與髮髻不要活的，要一死的，燒的來燒不來？欽此。于本日，司庫白世秀問得唐英，據伊說若手與髮髻不要活的，無出火氣地方，燒不來。隨進內交太監胡世傑，口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6）乾隆皇帝無奈，只得先接收觀音以供奉養。
其後據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呈慈甯宮後殿佛堂石堂印奏片》記載，當時慈甯宮後殿即供有瓷胎自在觀世音菩薩、瓷胎站像觀世音菩薩、瓷胎如意觀世音菩薩各一尊。（7）則當是前述《清檔》記載乾隆十三年（1748年）所燒造瓷胎觀音之延續。而在此之前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英亦曾進貢“瓷佛三尊”。（8）而御窯廠亦按照乾隆皇帝要求，改進燒造工藝，將“出火氣地方”改成佛像底部，遂能燒造大尺寸佛像入供北京宮廷奉養。如是次香港佳士得秋拍拍品編號2923，清乾隆御製粉彩無量壽佛坐像，即是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六月十八日，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伊齡阿進奏摺於乾隆帝：“……萬壽大慶，奴才分應恭造瓷佛以申祝嘏之誠，伏查瓷胎法身二尺以上者從來難得，奴才愚意務期加工妥辦，以觀厥成，奉同協造等，敬謹成造‘乾隆庚寅年’年款大號無量壽佛九尊又佛八十一事，俱應期而成，在廠工匠人等咸稱佛光顯應，實為萬壽無疆之瑞，無不歡欣鼓舞……”（9）次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伊齡阿又為乾隆生母皇太后萬壽節，進貢無量壽佛一千尊，為乾隆帝供奉於清漪園大報恩延壽寺內。現今，這一千尊高為16.1公分的金彩青花款“大清乾隆辛卯年造”無量壽佛，則陳設於北京故宮慈甯宮花園佛堂內對外展出（圖1）。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月二十四日，九將關監督全德又進貢無量壽佛九尊，被安放於故宮佛堂供奉。（10）
圖1，《慈甯宮花園》，故宮出版社，北京2015年，圖15
清代景德鎮御窯廠有瓷尺之燒造制度。清代同治五年（1866年），清廷為燒造同治大婚用瓷，於舊址上重新恢復因咸豐五年（1855年）受太平天國戰亂所破壞的景德鎮御窯廠。（11）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宮造辦處命御窯廠燒造二尺六寸魚缸及仙鶴、梅鹿，因其尺寸超過窯爐窯門瓷尺寬度，而使江西巡撫劉坤一向多年不諳瓷器燒造的清宮稟明瓷尺制度：“又查景德鎮廠署御窯，乾隆年間即已塌毀，數十年來，均附於民窯搭燒，而民窯均不甚大。窯門按瓷尺僅寬二尺四寸，瓷尺只合營造尺八折。匣體過此尺寸即不能進窯。此燒瓷器大概情形也。”（12）（圖2：同治十三年內務府抄錄：江西巡撫劉坤一請寬限來年燒造大雅齋瓷器奏片）在清代，各種度制皆根據營造尺為標準收放，如裁衣尺合營造尺一尺一寸一分一厘之例，即是。清代營造尺實測為32公分，則瓷尺一尺約為25.6公分。（13）則前所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伊齡阿進奏摺之“瓷胎法身二尺以上者”，合二瓷尺即約為51.2公分，與香港佳士得拍品清乾隆御製粉彩無量壽佛坐像之51公分高度相合，概為伊齡阿所供之品例。
圖2，《官樣御瓷——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制瓷官樣與御窯瓷器》，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7年，頁44，圖11
萬壽節
乾隆帝篤信佛教，“每逢其整壽萬壽節如乾隆十五年（1750年），40壽；二十五年（1760年），50壽；三十五年（1770年），60壽；四十五年（1780年），70壽；五十五年（1790年），80壽等，均伴隨著大規模的寺廟修整和佛教文化建設”（14）。而恰巧其生母崇甯皇太后的整壽萬壽節亦在乾隆帝整壽萬壽節之次年，據《清史稿》記載，“乾隆十六年，六十壽；二十六年，七十壽；三十六年，八十壽，慶典以次加隆。先期，日進壽禮九九。先上以親制詩文、書畫，次則如意、佛像……”（15），則乾隆十五-十六年（1750-1751年）、二十五-二十六年（1760-1761年）、三十五-三十六年（1770-1771）這三季萬壽節，皆為帝、皇太后前後兩年連續之慶祝，尤諮重要，而其中進獻則以無量壽佛最為至要。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十六日，乾隆帝為崇慶皇太后進獻壽禮首日，即進“人天勝果無量壽佛”九尊、“福田廣濟無量壽佛”九尊、“性徹真如無量壽佛”九尊、“得大歡喜無量壽佛”九尊、“智炬長明無量壽佛”九尊、“玉毫現瑞無量壽佛”九尊、“慧珠妙朗無量壽佛”九尊、“聲聞寶覺無量壽佛”九尊，“華海總持無量壽佛”九尊，次日亦獻各種名目之擦擦無量壽佛九千尊以上。（16）於此時代背景下，則可理解景德鎮御窯廠為九江關監督伊齡阿於之後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六月十八日進“大無量壽佛九尊”及“無量壽佛八十一尊” 之焼造，以及乾隆四十年（1775年）九將關監督全德又進貢無量壽佛九尊入獻北京清宮佛堂之目的所在。
清宮佛堂以中正殿為核心，每逢皇帝及皇太后萬壽節，即以喇嘛三十六人於中正殿唪無量壽佛經十日，與殿內明間龕內所供白救度母和無量壽佛相結合，為皇帝及皇太后祈壽。此外，中正殿念經處還設有畫佛喇嘛畫佛像、塑銅佛蠟樣，與造辦處工匠及如意館畫師們共同協作完成。（17）而未明確指出的其他佛堂既可是單獨的殿宇，又可是殿中的暖閣或仙樓等。乾隆時期，宮中佛堂主要集中于後宮區域，以中正殿為核心，有慈甯宮花園區、大佛堂區、乾隆花園區、景福宮區、英華殿區以及棲身於眾多宮殿中的暖閣仙樓等。（18）佛堂中多供養銅胎佛像，而瓷胎佛像則因為燒制複雜，難度極大，或因乾隆皇帝下旨由景德鎮御窯廠訂燒，或由九江關監督兼管窯務的督陶官進貢萬壽節特用。
清乾隆御製粉彩無量壽佛坐像（局部）
老格
景德鎮御窯廠燒制瓷佛，由乾隆十二年督陶官唐英（1682——1756年） 起始，乾隆十三年（1748年）始成。其後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伊齡阿進獻兩尺高瓷胎無壽壽佛之前，期間任景德鎮御窯廠協造官者，為唐英的重要助手協造官老格。老格自乾隆六年（1741年）至三十四年（1769年），連續擔任二十八年的御窯廠協造官，為任期最長者。下一任協造官葆廣則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方上任，則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期間（1769——1773年），景德鎮御窯廠燒制則應仍在老格影響之下並延續至葆廣上任之初。（19）
御窯廠協造官，長期駐紮於景德鎮，負責御窯廠生產的具體製作和日常管理，協助督陶官完成御窯器物的生產任務。協造官位卑品低，相較于督陶官具有向上奏報事務的權利，協造官僅僅接受後者傳達的任務，而不能越級上報，但如果表現優異，就有可能在條件允許之下，被提拔為督陶官，如唐英即是由雍正時期的協造官被提升為乾隆時期的督陶官。當他被任命為督陶官之後，自然希望能有一個優秀稱職的助手協造官來專職管理窯務，老格即是他所選擇的最佳人選，不僅在唐英在任時褒獎於乾隆奏摺之中，稱讚“為人謹慎，活計諳練”、“為人誠實，辦事勤慎”、“辦事勤煥、約束有方”，更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唐英病故離任後繼續擔任協造官二十八年，輔佐督陶官七位，直到年老患疾不能勞作而退休離任。（20）
老格，內務府七品學庫，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三年（1733——1738年）在北京清宮內務府監造《乾隆版大藏經》。（21）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二十一日，經內務府總管海望引薦，“……今臣選得造辦處催總老格，人謹慎，活計諳練，……伊等雖未經燒造過磁器，但在造辦處行走多年，造辦事物尚屬熟習，若唐英在彼指受量一半年間，即能協辦燒造……”，以其造辦處催總身份，前赴景德鎮幫助協造御器。（22）十二月十一日，老格抵達景德鎮御窯廠就職。（23）次年，即乾隆七年（1742年）五月，唐英燒成瓷胎鶴、鹿。（24）同年十月，老格在唐英帶領下參與御制詩轎瓶的燒造工作，並得到乾隆“所辦甚好”的褒獎。（25）十一月二十九日，唐英奏請乾隆免其九江關務，“即前赴窯專司燒造，協同現在監造之催總老格敬謹辦理，或於瓷務稍有裨益。”然未得乾隆同意，“仍令汝管關務，窯上多住幾日亦可。” （26）。乾隆八年（1743年）春，按照唐英要求燒造“夾層玲瓏交泰瓶等九種新式瓷器”。同年九月，在唐英帶領下於御窯廠應造瓷器“逐漸件細加研究”，“謹遵核減各條內指駁之處，一概小心更加，務期較從前之花紋，釉水細微鮮豔，其做坯、滿窯亦敬謹查看，不致破損過多”。（27）
乾隆十年（1745年）二月二十五日，唐英於老格工作極為滿意，上奏乾隆，奏請老格留御窯廠負責協造：“……協造之員即有監造之責，必得經久熟練，方知泥土、物料之性，火候、釉水之宜，始于瓷器有益，而錢糧亦不致靡費。此協造之員，似難引筆帖式之例三年更換者也。今查協造之催總老格，於乾隆六年十二月到廠，初管瓷務，未諳燒造。奴才每歲于春秋二季，自九江關赴廠兩次，除查看釉水、顏色、出樣、定款之外，與彼細加講究。老格亦留心學習，頗能領會，迄今三年，漸就熟諳。故奴才雖不能常在窯廠，而近年瓷務亦得稍免歧誤。今老格已滿三年，若引從前筆帖式三年更換之例，再換生手，則火候、物性、工作，細事茫然無知，又須從頭學習，於瓷務難免貽誤。奴才伏念瓷器上供御用，理宜敬慎辦理。老格在廠三年，為人安靜，辦事謹飭。不但燒造錢糧經手無誤，而於造作事宜，亦漸致嫺熟，在窯廠實有裨益，況與止司置買錢糧之筆帖式不同。奴才為瓷務起見，仰懇聖恩，可否免其更調。仍留窯廠協造，容奴才再為逐一指點，則於現在之瓷器，不致以生手貽誤，而於日後之造作，亦可得一熟諳之員矣。……朱批：老格著再留三年，該衙門知道。”（28）曾有多年協造官經驗的唐英，在老格工作三年後，對於其深知“監造之責”的責任十分滿意，且“經久熟練”，資歷成熟，並熟知“泥土、物料之性，火候、釉水之宜”，可圓滿幫助唐英完成瓷器燒造任務，於“錢糧亦不致靡費”方面亦有節度，而為今後長期負責景德鎮禦窯廠的瓷器燒造打下了堅實的各方面基礎。
老格留任御窯廠協造官後，又經唐英、惠色、尤拔世、海福、舒善四位督陶官數次留任，其中於乾隆十六年（1751年），唐英調任粵海關監督後，接任九江關監督兼管窯務的惠色上奏乾隆皇帝：“嗣於乾隆十三年又經唐英在京，面奏請旨，將老格仍留窯廠，迄今又複三年。記其在廠辦事，前後已經十載。奴才兼管窯務以來，細加留心察看，凡製造御器，老格悉能敬謹辦理，於錢糧並無貽誤。即在廠工作不一、匠役眾多，亦皆駕馭有方，俾各愛戴懾服，實屬安靜勤謹之員，若令仍在窯廠，於瓷務洵為有益。但從前協造之員，例得三年更換，今老格以七品催總在廠辦事，業經十年，若不循例更調，未免阻其上進之階。惟是御器亦甚關緊要，非生手所能辦理，可否仰慕聖恩，念其當差年久，且才具少用，就催總應升品級，賞以職銜，以示鼓勵。俾仍留窯廠辦事，則老格得沐高厚之沭恩，倍深奮勉以圖報效，而於瓷務亦收得人之益矣。……”（29）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二十九日，唐英病故去世。幾天後，八月初二日，江西巡撫代唐英之子寅保上奏摺於乾隆，建議“現行令在廠協造老格，加意小心辦理，統俟新任監督到日，照例另行交代。”（30）此後，後唐英時代的督陶官對老格依然褒獎有加，十分器重。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九江關監督海福“奏請老格留廠協造折”中稱，“……竊照景德鎮窯廠焼造大運上用瓷器，向派協造一員在廠，有經管收發窯工錢糧，並約束窯工之責。現在窯廠協造七品庫掌老格，於乾隆六年唐英兼管窯務任內奏請，揀發來廠協理燒造事物，歷年久遠，辦理無誤……奴才荷蒙恩命出差九江兼管窯務，到任之後，親赴窯廠查勘窯工，並講究焼造事物，竊見窯務工程其大端，全在講究泥土、釉料、火候、窯位，並約束工匠細心辦理，俾無曠誤。老格於一切燒造事宜，俱經熟悉，且辦事勤煥，約束有方……奴才查窯廠差事，有協造一員，足敷辦理。今老格在廠年久，明白熟練，且精力沿未就衰，應請仍留在廠協理燒造事物，以專責成。”（31）其後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初三日，九江關監督兼管窯務伊齡阿上奏處理前任監督舒善遺留瓷器折中，方因“窯廠協造老格不能辦事，前經奴才具奏，奉到朱批，當即照例飭令離任。”（32）
老格於乾隆六年（1741年）十二月抵達景德鎮後，即協助唐英管理御窯廠瓷器燒造。乾隆七年（1742年），參與御制詩壁瓶燒造。乾隆八年（1743年），在唐英帶領下，燒成複雜的“夾層玲瓏交泰瓶等九種新式瓷器”。乾隆十二至十三年（1747——1748年），瓷胎觀音的試燒，老格也必定參與其中。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慈甯宮佛堂檔案所述供養之瓷胎觀音，也應有老格參與燒造之功勞。以唐英於協造官有“監造之責，必得經火熟練，方知泥土、物料之性，火候、釉料之宜，始有瓷器有益而錢糧亦不致靡費”的標準，同時老格“於造作事宜漸致嫺熟，於窯廠實有裨益”的表現判斷，則瓷胎造像火氣出口的改革，當也出自老格參與，同時亦塑造了後唐英時代景德鎮御窯廠于高品質的瓷器燒造水準。因此，即使老格離任的次年與隔年，景德鎮御窯廠仍可燒出高達兩尺的無量壽佛及燒成千尊小尺寸無量壽佛。前引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六月十八日，伊齡阿進奏摺內所稱“奉同協造等”人，即應是老格離任後所留御窯廠協辦人員。乾隆四十年（1775年），御窯廠亦有九尊無量壽佛燒制成功。由此可以大致可以看出，老格於“在廠工作不一、匠役眾多，皆駕馭有方”的生產管理能力。
清乾隆御製粉彩無量壽佛坐像
無量壽佛
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其信仰即包含了對今生在世生命福壽綿長的渴望，也覬覦了對死後往生極樂世界的祈禱。在佛教信仰中，對阿彌陀佛的崇拜上自帝王將相，下至普通民眾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明清之際，宮廷對以無量壽佛的推崇更為普遍，於清代最為鼎盛。康熙時期，康熙帝於晚年遵從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受無量佛灌頂；乾隆時期，乾隆帝生前為自己及母后廣造無量壽佛，死後於地宮門上亦雕刻無量壽佛造像（33），而幾乎使無量壽佛成為乾隆時期宮廷造像的標誌之一。
清代宮廷無量壽佛造型以銅鎏金者為多，康熙時期即有定式，由今捷克共和國布拉格國立博物館亞洲藝術分館館藏，即可見一斑（34）。北京故宮清宮舊藏康熙時期無量壽佛兩尊，與前者類似，佛衣所著飄帶皆雙垂於蓮瓣座之前。（圖3、4）其後清乾隆七年(1742)工布查布在北京從藏文重譯《造像量度經》一卷，乾隆十三年（1748）莊親王胤祿校刻，其書說明造佛像法度，鄭振鐸先生曾贊該書：“是第一部有系統的見之文字的研究’人像’塑造的書，其間的尺寸比較，最為精確……原是’有本之談’，非我國藝術家的創作也。木刻插圖甚精……”。（35）經內第一幅為釋迦佛的坐像，第二幅為釋迦佛著衣坐像，第三幅即是無量壽佛的坐像（圖5），其後第四幅方為文殊菩薩像，表明乾隆時期無量壽佛地位尤為重要。此外，北京國家圖書館所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或稍晚莊親王允祿繪擦擦圖樣——《諸佛菩薩聖像贊》中，亦繪有無量壽佛圖像（圖6），後者由乾隆十四年（1749年）章嘉國師編定，與《造像量度經》一起，反映了乾隆早期無量壽佛的大體形象。
圖3，《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藏傳佛教造像》。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2003年，圖227
圖4，《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藏傳佛教造像》。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2003年，圖228
圖5,《造像量度經》，清代刻本
圖6，《諸佛菩薩聖像贊》，中國藏學出版社，北京2009年，頁66
無量壽佛製作，通常以數位九為單位，以九或者九的倍數而組成一組，諧“九”、“久”之音，寓意福祚綿長，以應萬壽節之節意需要。其一組九尊，或為相同形式，或以五葉冠無量壽佛為主尊、以八尊寶珠無量壽佛為輔。如北京故宮舊藏十八世紀清宮中正殿所繪無量壽佛唐卡，畫面以五葉冠無量壽佛為主尊，在其上兩寶光內及其下兩側佛塔拱門內分繪寶珠髻無量壽佛八尊。（圖7）洛陽博物館藏18世紀原故宮慈甯宮大佛堂無量壽佛九連座組佛（圖8），中心頂層五葉冠無量壽佛通高9.8公分，披巾垂搭台座之前。其下八尊寶珠髻無量壽佛均通高8公分，髮髻前飾寶珠，串珠瓔珞裝飾頭部，長髮披肩。此上兩例，表明如是次香港佳士得所拍之清乾隆御製粉彩無量壽佛坐像，與寶珠無量壽佛共為一組九尊時之相互關係。
圖7，《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藏傳佛教唐卡》，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2003年，圖99
圖8，《洛陽藏故宮大佛堂文物——金銅佛像》壹，外文出版社，北京2015年，圖192
對佛像品質，乾隆皇帝亦有要求，除前所述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不滿意景德鎮御窯廠焼造瓷胎觀音，將火氣出口留在髮髻與手介面處外，另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禪來京朝覲，其貢品有無量壽佛9尊，乾隆帝即令工匠仿製（36）。而六世班禪所進佛像中另有紫金琍瑪（藏語lima，銅質之意）銅造像，乾隆帝于此紫金銅十分感興趣，其後即令造辦處按配方燒制無量壽佛造像，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共燒制紫金琍瑪銅造像61尊，其中無量壽佛造像即有45尊。（圖9）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萬壽節，紫金琍瑪銅配方改變，之後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共焼造紫金琍瑪銅造像一百多尊，其中無量壽佛竟有101尊之多，“嘉慶朝以後似未再有鑄造”（37），可見乾隆帝為祈求世壽綿長，對於無量壽佛數量及品質尤為重視。而此一階段鑄造之紫金琍瑪銅無量壽佛，時間相對集中，歷時僅15至16年，可視為乾隆後期無量壽佛精品的標準。
圖9，羅文華著：《龍袍與袈裟》下，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5年，圖3.5-5-4
除宮廷銅造像以造型確立乾隆時期的標準外，無量壽佛唐卡亦從設色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乾隆時期無量壽佛造像之色彩標準。前述清宮中正殿所繪十八世紀無量壽佛唐卡（圖6）、北京故宮清宮舊藏的十八世紀無量壽佛極樂世界唐卡（圖10），與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八月二十日認看的絹本刺繡彌勒聖界像，（38）與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初七日，布本彩繪六世班禪進畫像無量壽佛唐卡，（圖11）其展示的金色五葉冠、綠地金彩披衣與諸色蓮瓣寶座，皆與本場拍品編號？類似，揭示了瓷胎造像同設色唐卡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而老格早年曾有于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三年（1733——1738年）在北京內務府監造《乾隆版大藏經》的經歷，則其於佛像造型以及設色當不為陌生，則此尊粉彩無量壽佛造像，即帶有受唐英指導而執掌景德鎮御窯廠窯務焼造二十八年之久的老格之鮮明印記。
圖10，《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藏傳佛教唐卡》，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上海2003年，圖100
圖11，羅文華著：《龍袍與袈裟》下，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5年，圖4.2-4.1
注釋
（1）馮先銘編著：《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上冊，“附錄一·清宮造辦處活計清檔”，藝術家出版社，臺北2000年，頁241；
（2）同前書，頁242-243；
（3）同前書，頁243；
（4）傅振倫編著：“唐英瓷務年譜長編”，載於《中國古陶瓷論叢》，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北京1994年，頁235；
（5）同（1），頁244；
（6）同前書，頁244
（7）王家鵬: 《呈慈甯宮後殿佛堂石堂印奏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載於《洛陽藏故宮大佛堂文物——金銅佛像》壹，外文出版社，北京2015年，頁44-45；
（8）“唐英進貢”，載於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學苑出版社，北京2012年，頁104-105
（9）《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三，中國畫報出版社，北京2008年，頁195
（10）同前書，頁386
（11）張小銳：“清宮瓷器畫樣的興衰”，載於《官樣御瓷——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制瓷官樣與御窯瓷器》，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7年，頁40
（12）“九江關監督承辦新樣瓷器懇請展限片”，載於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學苑出版社，北京2012年，頁132
（13）王文堯：“清代御窯廠述略”，載於《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卷一上冊，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5年，頁33
（14）羅文華著：《龍袍與袈裟》下，紫禁城出版社，北京2005年，頁365-366
（15）清·趙爾巽撰：《清史稿》卷二二〇“列傳一·後妃·孝聖憲皇后”，中華書局標點本，北京1985年，頁8914-8915
（16）鄭宏：“崇慶皇太后七十大壽乾隆帝所進壽禮”表，載於《普天同慶——清代萬壽盛典》，故宮出版社，，北京2015年，頁366
（17）王家鵬：《中正殿與清宮藏傳佛教》，載於《故宮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紫禁城出版社，北京1991年，頁61、59
（18）王子林：《清宮佛堂》，載於《洛陽藏故宮大佛堂文物——金銅佛像》壹，外文出版社，北京2015年，頁54
（19）陳寧：“明清時期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及其設置研究”，載於《都陶官文化與景德鎮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西美術出版社，南昌2011年，頁210-212
（20）同前書：頁213-214
（21）張德山：《督陶官唐英》，中國社會出版社，北京2007年，頁242
（22）“海望引洊老格五格協辦焼造磁器折”，載於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學苑出版社，北京2012年，頁54
（23）“唐英接受老格到任協辦焼造磁器申報海望”，載於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學苑出版社，北京2012年，頁55
（24）同（4），頁213
（25）同前書，頁215
（26）同前書，頁215-216
（27）朱山：“唐窯之老格”，載於《督陶官文化和景德鎮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江西美術出版社，南昌2011年，頁135
（28）同（4），頁228-229
（29）“奏請老格留廠協造折”，載於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學苑出版社，北京2012年，頁70-71
（30）“奏請加銜老格折”，載於熊廖、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2006年，頁127
（31）“唐英去世江西巡撫代其子寅保奏摺”，載於張發穎編：《唐英督陶文檔》，學苑出版社，北京2012年，頁111-112
（32）“奏請老格留廠協造折”，載於熊廖、熊微編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2006年，頁128
（33）同（11），頁514
（34）同前書，頁354，圖3.5-1-6
（35）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上海書店出版社，上海2010年，頁177
（36）同（11），頁401
（37）同前書，頁405-407
（38）同（11），圖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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