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捞瓷的分类
陈逸民 陈莺
随着海底沉船的不断打捞，以及海捞瓷在拍卖市场上的出色业绩，海捞瓷已经引起收藏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就已经出水的海捞瓷作一分类，以使收藏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
这里所说的海捞瓷的分类，不是指海捞瓷的品种和器型，而是指海捞瓷当时输出时的性质，即海捞出水的瓷器究竟是作为商品输出，还是作为礼品输出，从而沉没海底的。前者是商品瓷，多数是民窑的产品，后者作为礼品输出的是礼品瓷，都是官窑的产品，礼品瓷往往也被称为赏赐瓷。
海捞的外销商品瓷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原产中国，由中国人设计制作的商品瓷，也就是中国的传统瓷器；另一类是按进口所在地区的需要，由进口方设计器型和图案纹饰，在中国生产制作的商品瓷，也被称为来样加工瓷，或订样瓷；第三类比较特殊，它是早期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它是根据出口需要而由我国窑场生产的仿制外国纹饰和器型的中国瓷器，特别是仿制日本的瓷器，所以称之为仿制瓷。
由此可见，海捞瓷可以分为两大类四个小类的瓷器，即商品瓷（传统瓷、订样瓷和仿制瓷）和礼品瓷（赏赐瓷）。这里不包括国外水域沉船中发现打捞的中国文化区制作的瓷器，如高丽瓷、日本瓷、越南瓷和泰国瓷等等。
下面先介绍海捞的商品瓷，即传统瓷、来样加工瓷（订样瓷）和仿制瓷这三种外销时沉没又被打捞出水的瓷器。
1、 商品瓷
商品瓷，顾名思义，就是我国古代作为商品出售的外销瓷器，它是外销瓷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瓷器，也是海捞瓷中数量最多的一类瓷器。
在中国文化圈的日本、越南和朝鲜等地，很早就有贸易往来，也早就使用中国生产的陶瓷。而在东南亚、中东和欧美地区，由于接触中国瓷器比较晚，使用中国瓷器也比较晚，一旦接触到中国陶瓷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士也会被中国瓷器所吸引，中国瓷器的使用成为上流社会和身份的象征，并且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当地的生活习俗。
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代瓷器输入后，当地才改变过去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中国瓷器。如今在东南亚各国的博物馆中，都陈列着不少原产中国的历代瓷器。
中东和欧美地区在接触中国瓷器后，也被中国瓷器的晶莹、美观和耐用所折服，中国瓷器不仅成为上流社会珍贵的餐具，也是上流社会珍贵的装饰用具，许多贵族家庭以中国瓷器作为房屋的装饰，中国瓷器成为上流社会身分和地位的象征，这一传统，在欧洲地区延续了几百年。直到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相续成立，大量中国瓷器的输入，在使这一传统扩散到欧洲的民间，成为大众的嗜好。
欧洲贵族对中国瓷器的痴迷，使得中国瓷器在欧洲的销量大增。一些贵族家庭往往是整箱整箱的购买中国瓷器，以至地窖中放置的中国瓷器，数百年后，成为一些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的一笔宝贵财富，每当圣诞来临，这些贵族后裔都会拿出一些中国瓷器送上拍卖公司，以充实过节的开销。
认识中国古代出口的商品瓷，就有可能在欧洲一些拍卖公司中检漏买到这些年代久远的中国古代瓷器。
（1） 传统瓷
中国古代外销瓷器中的传统瓷，就是完全由中国古代陶瓷艺人制作的陶瓷制品，它的器型、纹饰和装饰完全是传统的中国风格，开始时不带一丝一毫的异国风味。无论是“黑石号”沉船上的唐代青花瓷器（见图1），还是“南海一号”上的宋代瓷器（图2），以及“哥德堡号”上的清代瓷器（图3），都是中国传统的器型和纹饰。
1黑石号上的唐青花瓷器
2南海一号上的宋代瓷器
3哥德堡号上的清代瓷器
传统瓷是出水数量最多的一种海捞瓷。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古代陶瓷艺人在自己制作的出口陶瓷制品中，逐渐在装饰风格上增添了不少外国文化的元素，但是，这种风格的转变，不是因国外定货的需要或者国外的来样而被动地改变的，而完全是由中国古代陶瓷艺人主动做出的艺术抉择，所以，我们还是不把这类陶瓷制品归类为来样加工瓷，或者订样瓷，更不是所谓的仿制瓷。据此，克拉克瓷这种外销的商品瓷，就不应该归类于订样瓷或仿制瓷，还应该归类于传统的商品瓷（图4明万历青花克拉克大盘，杭州官窑博物馆）。
4明万历青花克拉克大盘
只有在这种器型和纹饰的变化，完全取决于国外订样的需要，使得中国制作和生产的瓷器，区别于我国传统的纹饰或器型时，它也就变成了另一类商品瓷，即订样瓷。订样瓷有按来样的器型生产的，如图5的特殊器型所示的外销瓷，它是适应欧洲贵族盥洗需要的特殊用具；也有按来样的纹饰生产的外销瓷，如图6所示的雍正年间欧洲景物图盘外销瓷。
5来样的器型
6雍正年间的欧洲景物图盘
7香港茶具博物馆藏明外销瓷日本式青花提梁壶
而仿制瓷，则更是中外陶瓷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中国仿制的国外瓷器，多数为仿制的日本瓷器（图7香港茶具博物馆藏明外销瓷日本式青花提梁壶日本瓷器），作为中华文化圈的日本，早就大量输入了中国的瓷器，在吸收中国陶瓷文化的同时，日本陶瓷艺人也进行了自己的再创作，并在中国国内发生战乱的时候，这种日本瓷器，以自己特有的器型和纹饰，占领了相当部分中国瓷器的国外市场。应该说，日本瓷器的这种创新，对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和中国陶瓷的发展，都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促进作用。只要中国国内的局势一旦稳定，中国国内的陶瓷生产又会迅速发展，当中国国内的陶瓷生产者发现日本瓷器在东南亚及至欧洲地区的畅销情况后，仿制也就是成为必然的事情了。而中国陶瓷生产者对日本陶瓷的仿制，往往比日本陶瓷更为成功，市场又会迅速被中国生产的陶瓷所占领。
所以说，传统瓷、订样瓷和仿制瓷，三种海捞的商品瓷是既有区别更有联系，是不能完全分割的中外文化交流和熔融的产物。
（2） 订样瓷
订样瓷，就是根据来样的要求而加工生产的中国瓷器，它完全用于外销。订样瓷是否像现代社会的外贸产品一样，也有部分出口返销，就不得而知了。从国内现有资料来看，从国内现存的瓷器概况来看，外销瓷在我国主要博物馆的收藏量微乎其微，很少有传世的器物，许多还是近年来出土或出水的器物，或者是对外文化交流接受捐赠的瓷器。所以说，我国古代瓷器的出口返销几乎不存在，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瓷器的广受欢迎，外销的中国瓷器不愁没有销路。
订样瓷有根据来样的器型加工的，也有根据来样的纹饰加工的，而纹饰中，又可分成两类，有以欧洲皇室和贵族的家族纹样或徽章为主要纹饰的订样瓷，更有以西方故事题材如宗教题材或社会生活为内容的纹饰。和传统瓷相比，外销的订样瓷开始生产的年代要比外销的传统瓷的生产年代晚。
8乾隆年间订制的西洋餐具
雍正十年，瑞典的《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号船带了三吨多，大概是十一万个西班牙银元[1]来到广州时采购时，并没有自己带来的瓷器图样，只是按每套十两的价格签订了中国瓷器的合同。[2]直到乾隆年间，外商才在广州成套订制西式餐具，整套餐具共110件，往往绘制相同的中国人物故事图案，但是它包括了西餐使用的主碟、大汤盘、大肉碟、酱汁斗、盖窝、沙律碗等各种器皿（图8乾隆年间订制的西洋餐具）。由此可见，早期的外销瓷中，订样瓷的比例并不很大，所以瑞典的来华的早期船只还没有带好自己的绘制图案。因此，订制瓷的年分确定，也是鉴定海捞瓷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所知中国按外商订货要求特制的最早的一件外销瓷是葡萄牙曼诺尔一世（公元1469-1521年）的一件青花纹章瓷执壶，它现在存放在里斯本的博物馆内。曼诺尔一世的这件订样瓷，其年代相当于中国明代的成化、弘治和正德年间，了解这件最早的订样瓷制作的年代，对于我们鉴定外销瓷和海捞瓷有很大的帮助，不能把海捞瓷的年分任意提前，特别是海捞瓷中的订样瓷，最早应该不会早于明代的成化年间。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欧洲各国最早来华的船只的明确年代，再能掌握它们带回的货物中有否订样瓷，那么我们就能给订样瓷在欧洲各国出现的年代有一个明确的谱系，这对于鉴定订样瓷有莫大的帮助。
9外销的奶壶
图9是根据订样生产的清代奶壶，它所绘的图案是典型的中国青花山水柳亭纹，而器型却非传统的中国器型，在国内现存的清代瓷器的中，几乎找不到这种造型，很显然，这是为适应欧洲市场上当地人的生活习惯的而制作的器型，它是根据客户需要来样定制的。对于这样的器型，如果不了解订样瓷的生产背景，很有可能在古玩市场上被误判为臆造品。
10西洋人瓷塑
图10则是完全的西洋人造型塑像，这是广东佛山石湾窑的产品。石湾窑是清代广东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以生产人物、动物造型最为著名。这件西洋人塑像，显然是标准的订样瓷，人物头戴礼帽，深目高鼻，肩系披风，脚穿长靴，右足踏于松毛狗上，这件典型的西洋人塑像，把清代来华贸易的欧洲人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般来说，订样瓷在国内留存较少，现在市场上时有发现的清代外销的订样瓷，多数是从国外倒流回来的器物。而在欧美各地的一些收藏家手中，这种订样瓷却是他们的主要藏品或大宗藏品。
（3） 仿制瓷
仿制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
一般来说，古代陶瓷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中国陶瓷成果的对外输出，它包括陶瓷原材料的选择和筛选、制作工艺（陶瓷的成型、陶坯的晾晒，窑炉的设计、烧制的火候和温度控制），色料的选择等等。相当一个历史阶段，中国陶瓷的制作工艺一直没有外传，以至十四世纪摩洛哥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只能在他的著作《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作出简单的描述：“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3]和隋尼克兰城制造。系取用当地山中的泥土，像烧制木炭一样燃火烧制。其法是加上一种石块，加火烧制三日，以后泼上冷水，全部化为碎土，再使其发酵，上者发酵一整月，但亦不可超过一月；次者发酵十天。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更为价廉。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4]显然，按照这样简单的记叙，在国外仿制中国的瓷器是十分困难的。
日本是古代仿制中国瓷器最早的国家和最好的国家。早在唐代，在日本的遣唐使中，就有专程学习中国陶瓷制作技术的留学生，这种身临其境的学习比走马看花的观察，更能学到中国陶瓷技术的精髓。在日本不仅出土了中国的唐三彩，也出土和传世有日本古代时期制作的精美的奈良三彩，[5]由此证实了日本对中国陶瓷技术的学习成果。日本对中国瓷器的仿制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这种发展和进步必然导致自身陶瓷制作技术的完善和创造，在明末清初，因为中国国内战乱的缘故，日本陶瓷产品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中国类似产品，东南亚和欧美市场上，日本陶瓷大有取代中国瓷器的势头。等到中国国内局势稳定下来后，中国陶瓷生产的固有优势就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当中国陶瓷生产商发现日本生产的陶瓷无论在纹饰和器型上比较受到市场重视后，对日本陶瓷的仿制就不可避免了，而这种鉴于中国更高完善的生产技术水平基础上的仿制，很快就以更好的质量更多的数量取代了日本生产的瓷器，从而在东南亚和欧美市场上，重新恢复中国陶瓷的市场占有率。
11明末清初时期的日本碗
图11是一件明末清初时期的日本式瓷碗，它既有那个时期中国瓷器的明显特征，即碗沿为酱口，但它的器型又和中国瓷器有区别，其碗壁为双层叠加式，这种器型并非中国传统的器型，为日本陶瓷艺人的创造。这个瓷碗所绘的纹饰，也带有明显的日本风格。这是一件中国景德镇仿制的日本式瓷碗，为适应国外市场对日本瓷的需要而生产的。
12十七世纪的日本瓷盆
图12是一件中国仿制的十七世纪的日本式瓷盆，盆呈橄榄状，盆心绘日本纹饰，盆的一端为一日本小孩俯卧在盆的尖端，使整个瓷盆如一叶小舟，煞有情趣，青花着色层次分明，日本式的异国情调中又隐约显露中国传统文化的意韵。
像这类中国生产的仿制外国的瓷器，和中国传统瓷器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十七世纪世界陶瓷市场激烈竞争的产物，也是中外陶瓷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流的产物，没有在海底捞起这类瓷器，陶瓷界很有可能不认识或不认可这类出谱的瓷器。
2、 礼品瓷
在所有海捞瓷中，礼品瓷是最值得收藏的，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明清皇室或官府赠送国外王室或达官贵人的礼品，其制作的精美程度非一般商品瓷可以相比。也就是说，海捞的礼品瓷，往往都是中国明清两代皇室对所属藩国的赏赐瓷，也即官窑瓷器，特别是明代早期的一些官窑瓷器，在海捞瓷中累有发现，成为海捞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品。
众多明初礼品海捞瓷的出水，可能和明初改朝换代有关。明初推翻元代统治后，明皇室需要宣示海外，所以屡屡派遣使臣出国赏赐，明史中记载了不少明代统治者对日本、琉球、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各国的赏赐记录，而郑和下西洋时，庞大的船队中，其中的礼品有不少是精致的瓷器。这些肩负皇室使命的船只，也有可能抵抗不住海洋的肆虐，而沉没海底，从而为现代收藏界增添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份遗产，不仅让现代陶瓷界认识了明初陶瓷工艺的伟大成就，也让陶瓷史上一些令人费解的疑团得以澄清，它们的出水，可以和景德镇考古出土的明初官窑瓷器遥相呼应，为陶瓷界认识明初官窑瓷器提供可靠的依据。
13明早期青花缠枝莲纹罐
图13为明早期青花缠枝莲纹罐，这种青花罐目前已知的存世量很少，它一上拍卖市场，往往会拍出惊人的高价。而出水的这种大罐，说明它们早期也是明皇室的对外赏赐用瓷，随着它的出水，人们对它的认识会不断加深，对它的数量和质量会有新的认识。
14明早期明青花一束莲纹盘
图14是一件典型的明早期青花一束莲纹盘，这种青花盘往往也是拍卖市场上的宠儿。一些对海捞瓷不大了解的“鉴定专家”，往往会轻易否定这类瓷器的存在，他们只相信现存博物馆的藏品，而不相信海底还深藏着不少这类官窑的瓷器。一些聪明的收藏家已经发现，在某个海外著名的拍卖公司的预展中，一些清洗干净的明代早期的青花大盘，也有不易观察到的水渍。耐心的清洗，虽然会使海捞瓷的面目焕然一新，但总能露出些许蛛丝马迹。当然，精明的拍卖公司不会坦露这些明初青花盘的来源，把它当作传世品是最聪明的抉择。
15清洗前的乾隆天蓝釉釉天球瓶
16清洗后的乾隆天蓝釉天球瓶
图15是清洗前的乾隆天蓝釉釉天球瓶，和图16天球瓶清洗后的外貌相比，其中的差异相信读者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面对这件乾隆官窑的天蓝釉天球瓶，在没有清洗之前，收藏者还以为这是一件玻璃瓶子，清洗后才恍然大悟，这是一件从未见过的发色如此艳丽的蓝釉天球瓶，这样的发色，这样的蓝色，可谓从未见诸于报道。在已知的中国陶瓷史中，从未看到如此晶莹的蓝色，所谓宝石蓝，恐怕就是指这样的蓝色，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这样一件稀世珍品面前，现代陶瓷艺术家恐怕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在对海捞瓷进行简单的分类后，读者可以明白，这种分类，即把海捞瓷分成商品瓷、订样瓷和赏赐瓷，对于认识海捞瓷和鉴定海捞瓷，会有着很大的帮助。如果从交通史和陶瓷史的研究出发，打捞上来的海捞瓷都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它清晰地记载了沉船的历史，记载了沉船年代的文明。海捞瓷和沉船的关系，就像一对双胞胎，它们的DNA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沉船的订货单存在，那么，沉船上的瓷器就可以明确定出年代或者窑口；反之，学者们可从沉船上的瓷器来确定沉船的年代。这种双向关联的DNA，使学者们的研究往往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重视海捞瓷的研究，对我们揭开中国陶瓷史甚至中国历史的谜团或者中外交往史的谜团，都有着无可估量的作用。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件海捞瓷，都是收藏的珍品。
如果从收藏和投资的角度考虑，出水的海捞瓷中，礼品瓷或者说赏赐瓷是最值得收藏的，它们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大大高于海捞中的商品瓷。一般说来为，海捞的赏赐瓷都是艺术精品，它有着十分巨大的市场潜力，但是，海捞的赏赐瓷，也有着极大的收藏风险。这个风险，首先来自于它的认可。在传统的思维中，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一般都是传世品，只有宫庭或世家门弟才可能收藏有这类藏品，严谨的学者们煞费苦心地统计出这些珍贵的官窑瓷器在博物馆的大约数量，相当多的好事者却煞有介事把这些数字神圣化，而排斥任何这些数字之外的藏品，任何新出现的明清官窑瓷器都有可能被怀疑为仿制品，它们的身分，从出身之日起，就可能被打上了非法的烙印；其次，因为这些官窑瓷器不菲的身价，其作假的可能性也越大，稍不留神，收藏膺品的机会也是十分巨大，所以，这样的海捞出水的赏赐瓷，收藏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在收藏海捞出水的赏赐瓷之前，对海捞瓷的认识和鉴定，应该是首先做好的功课，本文就是为收藏家作些简单的铺垫。
在海捞的商品瓷中，从投资和回报的角度考虑，它们收藏的重要性很难分出彼此，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一般来说，传统瓷多数都是民窑瓷器，它们有精致和粗陋之分，不能笼统地认为海捞的商品瓷收藏价值不大，其中的民窑精品，其投资价值丝毫不亚于海捞的赏赐瓷。总之，收藏和投资海捞的商品瓷，关键是掌握这件瓷器的精美程度，漂亮是第一位的，只有漂亮的海捞商品瓷才有收藏和投资的价值。
17清王炳荣雕瓷大罐
如图17的清代王炳荣雕瓷大罐，整个器型，庄重端正，龙身神态翼翼，显得凝重苍老。清代的龙其下颌部多长过上颚，所谓的“地包天”造型，在这件雕龙罐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增添了龙的怪异与可怖。王炳荣在创作上以精雕细刻、刻划入微取胜，其所塑的雕龙生动，气势，为其不可多得的佳作。这件雕龙瓷罐的艺术价值和投资价值比官窑瓷器过之而无不及。
18海捞瓷上的大清康熙年制底款
在收藏海捞商品瓷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这些瓷器的底款。不要以为海捞的商品瓷因为是民窑，它的款识就不重要。在这些瓷器中，尽管底足的款识不如官款来得精细和重要，但考虑到明清两代商品经济的相对发达，一些瓷器生产作坊已经注意自己的商业形象，其所书的底足，早期用的是纪年款，如图18的大清康熙款，书写十分到位，后期往往就是这些作坊的名号，一些传承日久的作坊，它们的陶瓷制品不仅在当时就深受客商的欢迎，也是当今收藏家追逐的对象，比如写有“一善堂”款的清代瓷器。“一善堂”从乾隆年间就开始生产外销瓷器，一直绵延至清代晚期。
相比商品瓷中的订样瓷和仿制瓷来说，传统的海捞商品瓷，市场的受欢迎程度相对比较大，投资和收藏的风险小。许多收藏爱好者往往远涉重洋，在境外各地的拍卖市场或者文物市场上购买海捞的传统商品瓷。
订样瓷在欧美各国有广泛的市场，但在国内其影响程度却小得多，这是收藏订样瓷必须考虑的因素。和海捞的传统瓷相比，订样瓷没有中国古代的官窑瓷器，生产的年代也相对晚一些，不过，订样瓷的质量，特别是它的器型和纹饰，有着相当迷人的诱惑力，作为一种居家的装饰品，其过度渲染的装饰风格，也颇受一些收藏家的喜爱。图19就是一件清晚期广彩仕女图盘，这种带有传统图案的订样瓷，是中外收藏家颇为中意的藏品。
19清代晚期广彩仕女图盘
海捞瓷中的仿制瓷，了解的人最少，受众面也最狭，一些“专家”往往把它当成不伦不类的臆造品。因为，它往往有传统的中国纹饰，却有着异域风味的造型；或者在中国传统的器皿中，出现很难理解的外国纹饰。只有在国家科学打捞的海捞瓷中，这样的瓷器才会被专家承认，因此说，这样的海捞仿制瓷，其鉴定的困难因素比其他海捞瓷多得多，再加上出水的海捞瓷往往如新的一般光亮，更容易使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话又说回来，机会和风险并存，如果能掌握出水海捞仿制瓷的知识，收藏一些中国古代仿制的外销瓷也是一件别有风趣的乐事，而且这些瓷器的收藏价位也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图20就是一件日本风格的仿制盘。这是一件传统式样的青花花口大盘，绘有明显的异域纹饰，观赏这件青花盘，就可以明白日本瓷学家为什么要把这类瓷器称作“芙蓉手”了。这种由中国的克拉克瓷演变的日本风格瓷器，在占领了中国瓷器的国外市场后，再由中国陶瓷艺人的再创造，其日本风格虽然依然保持，绘画的技艺和瓷器的质量却更胜日本瓷器一筹，从而保证中国瓷器在国外市场的稳固。在这件中国生产的日本仿制瓷中，可以领略数百年前不见硝烟的瓷器市场争夺战。图21是这件日本风格仿制瓷的底足，察看这件瓷器的底足，就会发现它和我们习惯认识的底足不同，其底部中心位置有六个支钉状突起，显然是防止瓷盘烧制时盘心塌落，这种大盘的制作工艺，也显示了和中国传统工艺的区别，但是，这样的仿制和再创造，对促进陶瓷技术的交流和进步，无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20日本风格的仿制盘
21日本风格仿制瓷的底足
了解海捞瓷的分类，把不同出口需求的海捞瓷的知识了然于胸，对于海捞瓷的鉴定和收藏无疑有着极大的帮助。
[1]阿海，《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P55；
[2]阿海，《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线装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P99；
[3]即泉州，原注，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540；
[4]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P540；
[5]陈逸民、陈莺，《唐三彩的收藏和鉴赏》，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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