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
臺北故宮藏有壹幅宋代古畫名叫《雙喜圖》,雖名為“雙喜”,但除了有兩只飛鳴的喜鵲,看不到任何“喜悅”的痕跡,反而是壹派秋風肅殺的蕭條景象。
宋 崔白 双喜图 绢本淡设色 193.7x103.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畫面中壹只喜鵲騰空而飛,另壹只據枝俯向鳴叫,坡下的野兔被驚到,倏然引首回顧。三者所處的位置與動態呼應的關系,恰好構成了似有S型的律動感。還有樹木的枝葉、竹草均受風吹而有傾俯之姿,增添了活潑生動的聲勢與神韻。
起初人們認為這幅畫是壹位不知名的宋人所畫,後來有專家為了進壹步研究,將此畫放大了十倍,無意間在畫中的樹幹上發現了八個字:“嘉祐辛醜年崔白筆”,這說明此畫乃宋人崔白在嘉祐辛醜年所畫。正是專家的這個意外發現,《雙喜圖》作者的身份才被世人所知,塵封千年的歷史謎團也就此揭開。
崔白(約1044-1088年),字子西,安徽鳳陽人。這位畫家壹生中大部分時間只是個民間畫工,生活顛沛流離,有很多人包括米芾都為他的不得賞識而打抱不平。他對鳥情有獨鐘,於蒼茫天地間觀看枝間鳥兒的嬉戲,心隨意到,成竹於胸,躍然紙上,布局、構圖、著色均達到極高的水準。
嘉祐辛醜年正是崔白畫藝的成熟時期,此時他開始發揮寫生精神,靠超越前人的觀察力及描繪能力,探索花木鳥獸的“生”意,擺脫花鳥屬裝飾圖案的遺影,開創新的發展方向。
《雙喜圖》以扣人心弦的情節抓住觀者,風霜來臨,雙鵲因無處棲身而感到煩躁憂慮,野兔因雙鵲的鳴叫而驚恐。畫家把“自然具體之景”和“鳥鵲的特定之情”有機結合在壹起,抓住了秋兔雙鵲高下對峙、渾然壹體的瞬間之景,創造出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
由此可見,宋人的寫實並非只是簡單地寫形、求真,而是通過對“形”的細微刻畫營造出壹種特定的意境。中國畫的寫實,從壹開始就兼顧形、神,追求意境。離開了“形”,何以言“神”?即使自言“不求形似”者,其實也是筆墨精煉,形象簡括而已,並非超脫形外。
文人畫自北宋出現,極富於人性自覺,將壓抑的感情借由筆墨,通過藝術形象引起觀賞者的共鳴,《雙喜圖》亦可歸入文人畫這壹範疇,這壹幅傳世名畫究竟蘊含著什麽樣的深意呢?
事情的緣由,要從明道二年(1033年)說起,時年,章獻劉太後去世,仁宗悲傷過度,而身邊的侍臣告訴他,劉太後的侍女李氏才是他生母。仁宗得知身世後為了彌補生母,壹再擢升舅舅李用和的官位,還將長女福康公主賜婚於李用和之子李瑋,豈料這壹舉措導致了日後不可挽回的家庭悲劇。
福康公主
駙馬李瑋壹家在仁宗朝等同於暴發戶,國舅李用和原來困頓汴京,以做冥幣為生,大概是首都市民中最低賤的工作之壹了,後來章獻劉太後賞他做了個考城縣兵馬都監的小官。直到劉太後故去,仁宗認母,李家這才青雲直上。公主自小身份高貴,才學涵養等都在李瑋之上,因此她對夫家的家庭狀況和駙馬的言行舉止很不滿意,幾年的婚姻生活也沒有給過她任何幸福感。
此時,宦官梁懷吉走進了公主的生活,他曾受到過良好的文化教育,公主出嫁時,作為內臣從宮廷跟隨到公主府。嘉祐六年(此時崔白已經進入畫院成為宮廷畫師)二月份的壹個夜晚,公主與梁懷吉相對小酌,不料被李瑋之母發現。公主大怒,而李母也指責公主,兩人開始了激烈的爭吵。於是公主深夜叫開宮禁門向皇帝哭訴,要求與駙馬和離(古代離婚制度,指按照以和為貴的原則,夫妻雙方和議後離婚)。
宋仁宗赵祯
皇宮禁門晚上不允許開放已是制度,即使是公主也不能例外。於是放公主進禁門的官員被治罪,公主被心懷畏懼的駙馬領回。之後,公主與梁懷吉的流言在汴京迅速傳開。北宋士大夫們紛紛向仁宗上書,要求仁宗以祖宗家法來訓戒公主。仁宗迫於壓力,下詔褫奪福康公主的封號,與李瑋和離。駙馬李瑋貶知衛州,梁懷吉被發配到西京洛陽去掃皇陵。
福康公主因為梁懷吉被發配,身邊的心腹通通被趕走,內心愈發孤獨,精神幾近崩潰,幾次三番想要自殺。八年後,福康公主在宮中去世,年僅33歲。
作為宮廷畫家的崔白,只能在《雙喜圖》中寄予對公主和梁懷吉的深深同情,畫中兩只喜鵲比喻福康公主和梁懷吉,而那只驚惶無助的野兔,則暗喻他們的“敵對者”李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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