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温州陶瓷工匠烧制出成熟瓷器。因古属东瓯，瓷窑主要分布在瓯江流域，故温州早期瓷窑被后人称为瓯窑。东晋是温州重要的发展历史时期，明帝太宁元年（323），析临海郡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县，置永嘉郡。郡治永宁县，郡城徙瓯江南岸，即今鹿城区所在地。这一时期，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王羲之、刘怀之等文人、名宦担任郡守、郡吏，倡文立教，促进了永嘉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其中，瓯窑制瓷技术已十分成熟，生产达到繁盛。外来文化的输入，使其褐彩装饰特色突出。本文拟在介绍温州墓葬、窑址和全国各地墓葬出土东晋瓯窑青瓷的基础上，总结其特色亮点，与大家共同鉴赏瓯窑精品瓷器。
晚清瑞安经学大师孙诒让喜欢收藏古籍善本和金石。据他与戴咸弼合编的《东瓯金石志》载，自光绪六年（1880）以来，他收得鹿城区华盖山、海坦山和瑞安市区西门外、东门外及其下属乡、村发现的东晋纪年墓砖四五十种。如此数量之多的东晋墓葬，应有瓯窑青瓷出土。据张仁著《瓯窑风度》一书介绍，早在民国十年至十四年（1921～1925）间，瑞安名士沈凤锵即收藏有瑞安市北郭山麓东晋义熙纪年砖墓出土的瓯窑瓷器。民国二十五年（1936），温州著名文物鉴赏、收藏家单宾作《永嘉晋瓷出土记》，记录了永嘉桐岭出土的青釉印盒、盏、虎形盂、莲瓣纹天鸡盂、双鸡首、双龙柄天鸡壶和青釉褐彩水盂、羊等瓯窑青瓷。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地区陆续发现并发掘了数量可观的东晋墓葬群近百座墓葬。这些墓葬主要分布于瓯江北岸、楠溪江口永嘉瓯北镇一带、瓯江南岸永嘉郡治一带、安固为中心的飞云江流域、飞云江南岸的平阳县、苍南县、瓯江北岸至台州边界等区域。墓葬群有瓯北礁下村丁山墓葬群、清水埠墓葬群、礁华乡礁顶山墓葬群、鹿城区双屿卧旗山墓葬群、太平岭墓葬群、杨府山南坡墓葬群、藤桥镇阴山墓葬群、龙湾区状一村上京山墓葬群、瑞安市区隆山、东山墓葬群、莘塍镇凤凰山墓葬群、下山根村墓葬群、桐溪乡墓葬群、芦蒲乡墓葬群、平阳昆阳镇狮子山墓葬群、黄岩县秀岭水库墓葬群、乐清柳市镇峡门村墓葬群、虹桥镇竹屿村小群山墓葬群、慎江乡排岩头村墓葬群、牛头山墓葬群等。墓葬的数量很多，大致可分为早期（317～342）、中期（343～396）和晚期（397～420）墓葬，中期最多，晚期最少。2000年以来，为配合基本建设，浙江省、温州市和县级文物考古部门抢救性发掘了温州市郊双屿卧旗山、永嘉瓯北镇礁下村丁山、瓯海南白象街道金竹村庄头山和乐清柳市镇峡门村等东晋墓葬群、墓葬。温州地区东晋墓葬群、墓葬总计出土瓯窑瓷器约四五百件。目前，温州地区确认的东晋窑址有两处。1.永嘉县罗东乡黄岙村夏甓山窑，面积约1000平方米。早在20世纪50年即已发现。产品种类较多，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如鸡首壶、盘口壶、双系罐、双复系罐、双领罐、盘口罐、直口罐、撇口罐、钵、洗、碗、器盖等。纹饰以弦纹为主，也有少量杉叶纹。多数瓷片的特点是：灰白色胎，质地致密坚硬；淡青色釉，青中泛绿或微泛黄，釉层莹润细腻，匀净透明，光泽感强，釉面有鱼子纹开片；褐色点彩装饰流行。2.永嘉县罗溪乡启灶窑，2019年最新确定。笔者曾经察看永嘉县文物馆藏该窑褐色点彩碗、钵瓷片，认定为东晋产品。2019年采集的瓷片有青釉褐色点彩弦纹双系罐、青釉砚等，胎釉特征与夏甓山窑瓷片十分接近。六朝（包括东晋）瓷业的长足进步，使瓯窑的影响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它不仅供应本地区，还大量销往福建、广东、江苏等省及建康（今南京市）、京口（今镇江市）等都市，成为皇室和贵族的生活用品。出土东晋瓯窑青瓷的南京墓葬如1957年郎家山墓、1958年老虎山颜镇之墓、1970年象山王氏家族7号墓、1975年大树城墓，镇江墓葬如1964年阳彭山砖瓦厂墓、1979年跑马山临淮谢氏墓、1981年李家大山2号墓等。1958年福建闽侯县关口庙后山永和五年（349）墓出土的青釉钵、1995年广州农林下路地铁一号线工地7号墓出土的青釉鸡首壶、1997年南昌火车站站前广场北侧地下停车场工地5号墓出土的青釉盒，可能为东晋瓯窑瓷器。因此，出土东晋瓯窑青瓷的外地墓葬主要分布于沿海、沿长江各省份。温州地区东晋墓葬出土与发现的瓯窑瓷器为我们研究器物的造型、纹饰以及分期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早期纪年墓相对较少，出土瓷器数量不多，一般墓葬只有几件，种类以盘口壶、鸡首壶、罐、钵、碗为主，还有水盂、盏、唾壶、虎子、油灯、砚、洗、魁等。中期纪年墓最多，出土瓷器数量不等，少则一两件，多则20几件。种类有盘口壶、鸡首壶、双复系罐、四系罐、碗、钵、盏、水盂、唾壶、虎子、尊、牛形灯盏、油灯、砚、洗、槅、碟、狮形烛台、熏炉等。晚期纪年墓很少，出土瓷器数量很少。种类有盘口壶、鸡首壶、罐、水盂、碗、钵、盏、唾壶、虎子、尊、砚、槅等。兹择要介绍温州地区东晋墓葬、瓯窑窑址和沿海、沿长江省份墓葬出土瓯窑精品瓷器，与大家共赏。1970年南京市象山东晋早期7号墓出土。南京市博物馆藏。钵通高12.6、盖口径14、底径8厘米。盖面褐色点彩呈十字形。钵身外壁饰一周褐色点彩，上浓下淡，上面未罩釉呈朱红色，下面晕散，釉薄见胎，隐现花瓣形纹饰，清新雅致。香熏通高11.5、承盘口径15、底径9.1厘米。由熏炉、承柱和承盘组成。熏炉肩腹部镂三角形孔。熏炉与承盘口沿饰有褐色点彩。两器均灰白色胎，坚硬致密。内外施青中泛黄色釉，釉面开冰裂纹片。高19.5、口径8.1、底径11.2厘米。1958年温州市郊双屿雨伞寺永和七年（351）墓出土。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口沿、柄、流口及肩腹部均饰有褐彩，肩腹部的褐色点彩尤具特色。先在肩部饰褐色点彩一周，然后以此为基线，以双系、鸡首、曲柄为起点或终点，向下点饰四条半环线，相互交叠成垂帘状，形成八个三角形区域，各区域内再填饰联珠花一朵。1958年永嘉瓯北镇礁下山永和十年（354）墓出土。钵高5.5、口径10、底径5.5厘米。外壁所饰四组褐色点彩呈梅花形，釉色、釉面开片以及褐色点彩的晕散浓淡变化均与南京市象山7号墓点彩盖钵接近。盖盒通高10.5、盒口径18.5、底径11.8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盖面饰褐色点彩三圈，纽饰褐彩五点，相互交错，相映成趣。器表施青黄色釉，细腻光润。1958年温州市郊双屿雨伞寺升平三年（359）墓出土。罐通高8.5、盖径9.2、底径6.7厘米。盖面褐色点彩呈十字形。肩部密饰褐色点彩一周，四耳上下饰点彩，有晕散现象。釉面光洁，开鱼子纹片。尊高6.6、口径6、底径5.1厘米。口沿、颈部及腹部各点饰褐彩一周，上下彩斑错落有致，清新淡雅。施半透明泛青釉，匀润光洁。高13.4、口径18.9、底径17.8厘米。1956年瑞安丽岙白门乡王宅村泰和四年(369)墓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造型新颖独特。灯柱为一牛犊，作拟人状直立，前肢似插腰，后腿作骑马蹲裆式；牛身为中空圆柱，顶端和末端后壁开方孔，用以插入灯芯。牛尾为圆曲柄，连接灯柱口和灯盏盘口。牛眼、嘴绘饰褐彩。高22.4、口径13.3、底径10.8厘米。1964年温州市郊太平岭宁康三年（375）墓出土。口沿饰褐彩四点，系面与肩部饰有褐色点彩。青灰色釉，釉面匀净光洁，开鱼子纹片。高18、口径8.2、底径10.5厘米。镇江博物馆藏。1979年镇江市跑马山临淮谢氏墓出土。造型比较特殊，肩部置鸡首流，对称处堆贴卷曲尾饰。盘口内外、颈部、肩部与腹部均饰有褐色点彩，相间交错，浓淡相宜，层次感强。釉色青绿淡雅。通高30.1厘米。1958年永嘉瓯北镇礁下山东晋墓出土。造型独特,主体是身躯肥胖的跪卧虎，虎首高昂，怒目裂齿，表情憨厚；背负一竹节状长筒形灯柱。巧妙利用虎身使灯座重心下降，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高4.4、口径10.4、底径7厘米。1990年温州市民张光胜捐赠。口沿点饰褐彩。内底塑贴一圆柱，柱上一凤鸟展翅欲飞，鸟身绘饰褐彩。高30.3、口径16.5、底径13.1厘米。瑞安博物馆藏。1973年瑞安莘塍镇下山根村出土。口沿、腹部饰有不规则褐色点彩。胎质细腻，内外施青黄色釉，细腻莹润。高24.5、口径11.6、底径14.5厘米。1958年温州市郊双屿雨伞寺东晋墓出土。折腹。肩部横置环形四系。通体施黑釉，釉厚处色黑如漆。高18.5、口径10.8、底径12.3厘米。旅顺博物馆藏。敛口，宽沿。内壁肩部设有对应的双系，可用于悬挂。口沿饰每组三点的褐彩四组。肩部环口沿题有褐彩铭文“作此著杯者自用之也矣”。王珍仁与孙慧珍考证认为该罐是晋代青瓷酒具著杯，从此器工艺特点看当为今浙江温州一带的瓯窑系作品。青釉褐色点彩器盖（图17）
1986年夏甓山窑采集。永嘉县文物馆藏。砚高5.5厘米。浅盘口，兽蹄形足。砚足着地处绘饰褐彩。底部残留褐彩铭文“□□山者文苑”。“山”“苑”二字近半未罩青釉，呈干涩的朱红色，已罩釉部位呈褐色。器盖高4、口径9.5厘米。团菊形圆纽，以纽为起点，盖面浮雕变形叶纹四张（或认为是振翅欲飞长尾鸟），间刻箭羽状杉叶纹，叶尖刻“V”线纹，叶面和斜面转折处饰褐色点彩三圈。变形四叶纹和“V”形纹是东汉四叶纹镜和博局纹镜常见纹饰，使我们联想到铜镜对东晋瓯窑瓷器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博局纹体现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使我们联想到三圈褐色点彩象征宇宙繁星。根据以上介绍的东晋瓯窑精品瓷器，结合其它瓷器和瓷片，概括起来，东晋瓯窑青瓷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1.胎体灰白，釉色淡青，青中闪绿、闪黄，釉层薄而均匀，滋润透亮，釉面有鱼子纹开片。这是东晋瓯窑青瓷主要的胎釉特征。然而，是否为西晋潘岳《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词中的“缥瓷”，值得深入探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东瓯缥瓷刍议》《“东瓯缥瓷”驳证》《东瓯窑三题》等论文。不过，这一特征确为东晋瓯窑青釉区别于越窑、婺州窑等青釉的主要特征，将其作为判断窑口依据之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2.广泛应用褐彩装饰是东晋瓯窑青瓷最突出的特点，这也是瓯窑青瓷区别于越窑、婺州窑等青瓷的主要特征。它突破了刻划、模印、堆塑和镂雕的限制，使釉面色彩发生变化，丰富了装饰效果。它的装饰形式十分丰富。有的在口沿、肩腹和盖面上点饰一圈或数圈褐彩；有的在盖面以钮为起点，向外点饰四条褐彩，呈十字形布局；有的腹部点彩组成连续菱形图案；有的鸡首壶腹部点彩呈连续交叠垂帘形，区间填联珠花；有的碗外壁点饰联珠花、梅花；有的在口沿对称点彩，二点、四点对称或二点四组、三点四组、三点三组对称。有的利用褐彩圆点的大小、多少、浓淡、晕散变化而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有专家认为，这些褐色彩斑有一部分应属釉下彩。这种观点颠覆了中国釉下彩发源于长沙窑的观点，唐代长沙窑釉下褐彩可能受到了东晋瓯窑釉下褐彩的后续影响。瓯窑褐彩还出现了局部描绘、条纹装饰以及题写文字。3.动物造型是东晋瓯窑青瓷的另一大特点。多数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或者是令人畏惧崇拜的动物，有的寓意吉祥，如多子长寿、蟾宫折桂等，造型夸张，幽默风趣。以动物形象作为造型主体的器物较多，如牛形灯、虎形灯座、狮形烛台、羊形器、龟形水盂、蛙形水盂、凤鸟碗等。有的取动物身体局部来装饰器物，如鸡首壶、虎子。还有的将雌雄动物的形象塑造于器物，如瑞安隆山东晋６号墓出土的雌雄成对鸡首壶。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东晋瓯窑青瓷的研究，既有传统的综合、专题、分期研究，也有胎釉化学成分、显微结构、电子扫描、探针分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深入探讨。目前温州地区确认的东晋瓯窑窑址有夏甓山窑和启灶窑。然而，自清晚期以来，温州地区至少发现了近百座东晋墓葬，出土的瓷器至少有四五百件，加上沿海、沿长江省份墓葬出土的瓯窑瓷器，总数不少于500件。因此，两者在数量、规模上极不相称。笔者认为，造成这种不相称的原因主要有考古调查不够深入、从宏观角度分析温州地区东晋墓葬的分布不够两方面原因。“东瓯窑”系早期窑址主要分布在瓯江下游和飞云江下游，今后应加强这两个区域窑址和墓葬的调查研究。六朝时期，温州的社会阶层大致可以分为北方士族、吴会世族、土著大姓、峒獠逋逃四个类型。四个阶层的冲突、矛盾、合作、融合的关系错综复杂。瓯江北岸、楠溪江口的永嘉县瓯北镇一带、瓯江南岸永嘉郡治一带、安固为中心的飞云江流域等区域，世家大族的来源不同，出土瓷器的胎釉、纹饰、褐彩装饰以及精美程度等有着细微区别，但是，总体来说，东晋温州世家大族墓葬的分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密切。专家们一般认为，根据浙江纪年墓出土的瓷器资料，结合南京地区东晋中晚期随葬瓷器中大量的瓯窑产品，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墓出土的瓯窑精品，与同时期的越窑比较，东晋瓯窑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越窑。但是，全面支撑这一观点，需要系统梳理瓯窑与周边瓷窑的关系以及全国各地出土的瓯窑瓷器。其中，瓯窑与台州窑的关系需要加强研究，两者在褐彩装饰手法与纹饰，包括褐色点彩联珠花、散点梅花、褐彩文字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福建、广东、江苏等沿海省份东晋墓葬出土有较多瓯窑精品瓷器，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沿长江省份如江西、湖北的东晋墓葬出土有瓯窑精品瓷器，是笔者新提出的观点。外来文化对东晋瓯窑青瓷的影响是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有论文在讨论瓯窑青瓷褐色点彩装饰时，认为与当时的宗教和外来文化影响有着密切关联；环绕虚线和连续菱形纹，应是缠枝图案的前身，它的应用与佛教宣扬的精神不灭、轮回永生的教义有关，象征灵魂的连绵不断；菱形、环形、十字形和弧线形等各式图案，显然是由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珠纹发展而来，用圆点组成的联珠形花、散点梅花，也是来源于萨珊朝波斯艺术。笔者认为这与东晋温州是沿海重要港口，海上交通较为发达有关。随着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西域艺术品及其文化必然传入并影响当地手工业艺术。2018年瓯北镇礁下村咸康三年（337）墓出土的磨花玻璃碗就是例证。东晋晚期瓯窑青瓷出现佛教莲瓣纹也是例证。图案丰富、形式多样的东晋瓯窑褐色点彩装饰更是例证，与温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关系密切。东晋是温州重要的发展历史时期，永嘉郡的设置，北方平民、世家大族、官宦文人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倡文立教，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东晋瓯窑青瓷取得长足发展。外来文化的输入，使其褐彩装饰特色突出。加强温州窑址、墓葬和全国各地墓葬出土的东晋瓯窑青瓷的整理研究，将更加丰富瓯窑瓷器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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