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所出人物纹银碗——兼谈东信家居广场所出银戒指

王晓琨先生在《试析伊和淖尔M1出土人物银碗》一文（以下简称“王文”）中，通过对数件器物的比较分析，认为伊和淖尔出土的高浮雕鎏金人物银碗可能是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产品，而大同南郊北魏遗址出土的一件人物纹银碗应属于萨珊波斯器物[1]。本文希望通过对同类型萨珊银器的研究，就大同北魏人物纹银碗的归属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一  发现与研究

 

1970年，在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的北魏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银碗。银碗口径8.5、高5厘米。侈口，颈微束，弧腹，圜底。口沿与颈腹交接处各有一道联珠纹，两道联珠纹之间施两道绳索纹。外腹部以四个植物叶作四等分，每一等分中有一圆形徽章式纹样，徽章内饰一半身男性人物像。人物像头呈侧面，朝向为左右两两相对，胸部呈正面。阔眼，高鼻，厚唇，大耳，发呈波状，头戴圆帽，颈着联珠项链。“V”型领周围散布圆点纹，上衣两肩各有数个圆圈，圈心有点。外底饰同心圆凸线两道（图一）。同出的还有一件曲沿银洗和三件鎏金高足铜杯[2]。

 

图一 人物纹鎏金银碗

（采自 《文物》 1989年第9期）

1.银碗正面 2.银碗底部 3.银碗人物

 

关于这件人物纹银碗的研究，除王文所述观点外，主要观点还有以下几种：孙培良先生认为，银碗上面的半身像服饰与安息朝钱币上的诸王像基本相同，其面容表现也是采取希腊化的写真手法，可见半身像所表现的人物属于号称“希腊文化保护者”的安息统治集团之一员。而胸部用完全正面的表现手法则是萨珊时代的特点，可能产自于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3]。夏鼐先生则认为这件银碗应是西亚或中亚的产品，带有强烈的希腊化风格，但不是萨珊式的[4]。孙机先生通过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5世纪嚈哒银碗的比较，考证其可能是嚈哒制品[5]。齐东方先生则指出，银碗上出现的头戴圆帽的人物特征是中亚样式，在嚈哒货币上常常见到[6]。归纳起来，除王文外，上述几种观点均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中亚文化对该器物的影响[7]。而争议主要体现在这件人物纹银碗和萨珊波斯的关系上。需要指出的是，银碗上的徽章式半身人物像在萨珊银器中十分盛行，故有必要进行对比研究。

 

二  萨珊银器中的徽章式半身人物像

 

所谓徽章式半身人物像，顾名思义，是在圆形或近圆形的框架之内装饰一个男性或女性人物的半身像，以突显主体人物。西方学界多用“medallion”一词加以表达[8]。据不完全统计，在萨珊银器中，带有这种纹样的器皿共7件。现分述如下。

 

格鲁吉亚的姆茨赫塔（Mtskheta）出土了一件鎏金银盘[9]（图二），现藏于第比利斯历史博物馆。圆盘内心有一圆形徽章，徽章内饰一半身男性人物像，面朝右侧，胸部为正面。深目高鼻，胡须略呈圆角梯形状，头戴高帽，顶部向前弯曲[10]，帽边饰联珠纹，内有新月，脑后飞扬一对飘带，头发向后呈放射状，颈部着联珠项链，右臂抬至鼻前，三指伸出，手持一物。人物下方环绕植物叶。徽章外侧有四周小圆盘形装饰，呈同心圆式分布，外凸内凹。这件器皿出自一座女性墓葬，与之同出的还有一枚罗马皇帝瓦勒里安（Valerian，253-260）铸造的金币。

 

图二 姆茨赫塔鎏金银盘

1.银盘正面 2.银盘细部

 

格鲁吉亚的萨格维西（Sargveshi）发现了一件鎏金银杯[11]（图三）。杯体口沿下与颈腹交接处施三道联珠纹，颈部饰有鸟、兽及蔓藤花纹，外腹部以四个植物叶作四等分，其中两个植物叶中间各立一鸟，每一等分中有一圆形徽章。徽章内分别饰三男一女，其中两个为萨珊国王巴赫拉姆二世（Bahram II，276-293），另两个经学界判断分别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国王均面向右侧，胸部正面。头戴球形冠，脑后飞扬一对飘带，头发向后挽成球状，右手抬至鼻处，伸出一指。妻子、儿子均面朝左侧，胸部正面。妻子头戴曲形高帽，右手持一四瓣花。儿子戴一马头形帽，脑后有一对飘带，头发向后呈放射状分布，无胡须，右手持一圆环。所有人物均戴项链。人物下方有植物叶。

图三 萨格维西鎏金银杯

1.银杯正面 2.银杯细部

 

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传出土于伊朗的银碗[12]（图四）。银碗内心有一圆形徽章，徽章内饰一半身男性人物像，面朝右侧，胸部为正面，被分成四瓣[13]。螺发向后挽成球状，大眼，高鼻，尖状胡须，戴椭圆形耳饰，颈部着项链，肩部有圆形饰，波状衣纹。人物下方为植物叶。徽章外侧有八周小圆盘形装饰，呈同心圆式分布，外凸内凹。

图四 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银碗

 

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藏有一件鎏金银碗[14]，据说与辛辛那提银碗一同被发现于一个窖藏之中（图五）。碗内心有一圆形徽章，徽章内饰一半身男性人物像，面朝右侧，胸部为正面，被分成四瓣。螺发向后呈放射状，杏仁眼，高鼻，铲形胡须，戴椭圆形耳饰，颈部着项链。人物下方有植物叶。徽章外侧装饰凸棱纹，呈放射状分布。

图五 弗里尔美术馆鎏金银碗

 

一同被发现的还有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鎏金银碗[15]（图六）。碗内心饰一圆形徽章，徽章内有一半身男性人物像，面向右侧，胸部呈正面。头戴圆帽，帽后系一对长飘带，螺发，大眼，高鼻，尖状胡须，戴椭圆形耳饰，颈部着项链，自肩部向下伸出二条联珠带饰，波状衣纹。人物下方为植物叶。徽章外侧装饰多道弦纹，呈同心圆式分布。

图六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鎏金银碗

 

与上述三件器皿一同被发现的还有现藏于伊朗巴斯坦博物馆的一件银碗[16]（图七）。碗内心饰一圆形徽章，徽章内有一面朝右侧的半身女性人物像。头戴圆帽，帽上有球状物，前额饰联珠，戴耳坠，长发分成两辫，呈放射状分布于两肩，颈部着联珠项链，右臂抬起至鼻前，二指伸出，手持花状物。人物下方有植物叶。徽章外侧装饰多道弦纹，呈同心圆式分布。

图七 巴斯坦博物馆银碗

1.银碗正面 2.银碗细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传出土于伊朗的银碗[17]（图八）。外侧有五个圆形徽章，每一徽章内均装饰同一个半身女性人物像。外底中心一个，人物面向右侧，胸部呈正面。头戴圆帽，上面的头发聚拢成球状，帽后有一对小飘带，长发分成四辫，呈放射状分布于两肩，脑后系一对长飘带，耳部戴由两小珠和椭圆形饰组成的耳坠，颈部着联珠项链，上衣有椭圆形装饰。人物下方为植物叶。周围环绕四个，每两个徽章之间用植物叶分隔，人物的面部朝向为左右两两相对，胸部均呈正面。

图八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碗

1.银碗底部 2.银碗细部

 

徽章式半身人物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用分隔的手法来突显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物形象，故人物属性至关重要。纵观前人对大同银碗的研究，能够看出他们多数都是以人物所戴圆帽作为关键的出发点进行探讨。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圆帽作为头饰的一部分，更是身份的象征，故理应成为判定人物属性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对于萨珊人物而言尤其如此。正如孙培良先生所言，萨珊银币中国王的面部表现不用写真的手法，不追求逼肖真人的容貌[18]。因此，王冠便成为了判断国王形象的关键，因为每位萨珊国王的冠冕各不相同。类似特点同样体现在萨珊银器中[19]，而且身份也并不局限于国王。

 

鲁考宁（V.G.Lukonin）先生曾对萨珊波斯王朝的上层阶级作过细致的划分[20]，第一等级为国王（shahrdaran），第二等级为王子或其他皇室成员（waspuhrakan），第三等级为大贵族（wazurgan），第四等级为小贵族（azatan）。对于这种情况，《北史·西域传》中也有相应的记载：“波斯国……国人号王曰翳囋，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大官有摸胡坛，掌国内狱讼；泥忽汗，掌库藏关禁；地卑勃，掌文书及众务。次有遏罗诃地，掌王之内事；萨波勃，掌四方兵马。其下皆有属官，分统其事。”[21]两相对比之后不难看出彼此间的一些相似性。

图九 人物纹玛瑙印章

 

根据哈珀（P.O.Harper）先生的研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银碗和巴斯坦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银碗，上面的半身人物像均属于萨珊第二等级，即王子或其他皇室成员[22]。而主要判断依据就在于人物所戴圆帽。大都会银碗上的男性人物圆帽后面系有一对长飘带。飘带既是萨珊艺术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皇室及神灵的特权与象征[23]，其长度、具体位置、朝向等多有变化，一般成对出现。而另两件器皿上的女性人物圆帽则有所不同，圆帽上方有球形饰。这种装饰在银币、银器、岩刻等不同种类的萨珊艺术品中多有体现，且几乎一直都是国王的标配（如图三：2）。由此可见，这两件器皿上的女性人物身份也应当和萨珊皇室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大同银碗上的男性人物圆帽并无这些萨珊式特征，反而多出现在中亚一带的钱币、印章、银器之上。至于此类圆帽具体是否与嚈哒有关，从造型上讲，大同及中亚器物（图九、图一〇）中男性人物所戴的圆帽仅扣于脑顶，与孙机先生所论证的嚈哒式圆帽有所不同。由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馆藏嚈哒银碗及乌兹别克斯坦巴拉雷克（Balalyk-Tepe）嚈哒壁画可知，出檐圆帽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嚈哒式圆帽[24]，在萨珊银器中也有体现（如图六）。而通过比较大同银碗与嚈哒银币（图一一）中男性人物所戴的圆帽，可以看出前者的样式较为扁平，而上面的条纹装饰也是后者所没有的。因此，大同银碗上男性人物所戴的圆帽不一定带有嚈哒风格。

图一〇 粟特银带把杯

图一 一 嚈哒王金吉拉 （Khingila） 银币

 

此外，该银碗人物颈部的联珠项链、衣着纹样同样表现在了中亚的印章（图一二）、钱币之中[25]。而上述7件萨珊银器的一个共同特点，即徽章内的半身人物下方均装饰有植物叶。这种特点不见于大同银碗。综上所述，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所出的人物纹银碗可能不是一件萨珊制品，其产地应在中亚地区。

图一二 人物纹陶质印章

 

三  徽章式人物姿势

 

孙培良先生通过对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所出人物纹银碗的分析，认为半身像头部侧面、胸部正面的姿势属于萨珊式，且不会早于第四世纪[26]。不可否认，这种姿势在萨珊艺术中极为常见，但它并不局限于伊朗。在中亚一带发现的玛瑙印章（4-8世纪）上出现了相同的姿势[27]（图一三）。据研究，萨珊器物中徽章式半身人物像的源头应在伊朗以西。例如，在3-4世纪的罗马玻璃碗上就有头部侧面、胸部正面的类似形象[28]（图一四）。而在上述几件具有同样人物姿势的萨珊银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当属姆茨赫塔银盘[29]。根据同出的一枚罗马皇帝瓦勒里安于253-260年期间铸造的金币判断，这件银盘的制作年代也应在这一时间段前后。因此，单凭这一特征还很难对大同银碗的文化属性及年代等问题作出明确的推断。

图一三 人物纹玛瑙印章

图一四 罗马玻璃碗

 

大同银碗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人物的面部朝向上。由于表现的人物众多，因此面部朝向不一。这一点在萨珊银器中也有对应（图三：2、图八：1）。值得一提的是，萨珊器物中的多数人物均面向右侧，而少数面朝左侧的风格可能与中亚文化有关，因为很多中亚钱币上的人物形象均面向左侧。

 

有趣的是，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伊和淖尔M1出土的一件鎏金银碗（图一五）上[30]，半身人物像的姿势与上述器物均有不同。人物头部并非呈正面或者侧面，而是偏向大约四分之三的位置，胸部也同样如此。这种形式源于由科普特人和拜占庭人起中介作用的希腊风格[31]，后在伊朗、中亚乃至中国等地均有发现，尤以中亚一带为甚（图一六、图一七）。伊和淖尔M1的时代与大同南郊北魏遗址大体相同，说明这一时期的多元文化交融现象十分盛行，在人物姿势上反映出来的细部变化尤为明显。

图一五  伊和淖尔M1人物纹鎏金银碗

（采自 《文物》 2017年第1期）

图一六 大英博物馆巴克特里亚 （Bactria） 式银碗

图一七 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 （Panjikent） 

南墙壁画

 

四  结论与余论

 

综上所述，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所出的人物纹银碗可能不是萨珊波斯的制品，而可能产自中亚。这是因为人物缺乏飘带、球状物等萨珊式特征，而所戴圆帽、联珠项链、衣着纹样等特征又均将银碗的来源指向中亚地区。但这件人物纹银碗所采用的徽章式布局以及徽章内人物的姿势与同类型的萨珊银器的确存在相似之处，或许说明其也应间接受到了萨珊文化的影响，故而不可排除彼此之间文化交流的可能性。而从最能突显人物属性的圆帽样式上具体分析，大同银碗中男性人物所戴的圆帽也不一定属于嚈哒式。

 

2018年6月，在“融合之路—拓跋鲜卑迁徙与发展历程”展览中展出了一件银戒指[32]（图一八）。它出自2013年发掘的大同市东信家居广场二期工地北魏墓。戒指由宝石戒面、银戒托和银环组成，已残断为两部分。宝石戒面上雕刻一半身女性人物像，面朝左侧，眼部呈三角形，高鼻，圆唇，圆下巴，戴圆形耳饰，长辫自耳部起分成两股，戴弓形项饰，胸部略呈正面。总体呈徽章式布局，银戒托边缘及银环处均饰联珠纹，极具异域色彩。展览说明牌上将其冠以“波斯银戒指”之称，大概是认为其受到了萨珊波斯银器中徽章式半身人物像的影响。然而，该女性人物的身上并没有飘带、球状物等明显的萨珊式特征，反而多与带有嚈哒风格的中亚戒面和印章中的人物相似。例如，剑桥费兹威廉博物馆收藏有一件玛瑙戒面，上面雕刻的嚈哒女性人物与东信家居广场所出就十分类似。戒面出自印度西北部，年代为5或6世纪[33]。又如拉赫曼（Aman ur Rahman）收藏的一件宝石印章（4-8世纪），上面雕刻的女性人物（左）多被认为是嚈哒人[34]（图一九）。这三件器物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共同特点是：眼部呈三角形，高鼻，圆下巴，双长辫分开。由此可见，大同东信家居广场北魏墓所出银戒指上的人物形象也可能为嚈哒女性。《魏书·西域传》中记载：嚈哒“自太安（指太安二年，456年）以后，每遣使朝贡”[35]。可见北魏与嚈哒之通好。故带有嚈哒女性人物形象的银戒指发现于北魏的墓葬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一八 人物纹银戒指

图一九 人物纹宝石印章

 

需要指出的是，这件银戒指中所表现出的徽章式半身人物像，在中国出土的这一时期前后的嵌宝石戒指中属于孤例[36]。遗憾的是，由于具体的出土信息尚未公布，我们无法对其作进一步的分析。但这种装饰布局在罗马、伊朗、中亚、中国等地的传播，似乎多多少少反映了其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它背后所蕴含的多元文明。

注释：

[1]王晓琨：《试析伊和淖尔M1出土人物银碗》，《文物》2017年第1期。

[2]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文物》1972年第1期。

[3][18][25][26]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4]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

[5][24]孙机：《固原北魏漆棺画研究》，《文物》1989年第9期。

[6]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8页。

[7]同[3]、[4]；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Watt James C.Y.etc,China:Dawn of a GoldenAge,200-750AD,New York,2005,pp.148-151.[8]Harper Prudence O.and Meyers Pieter,SilverVessels of the Sasanian Period,Vol.1,RoyalImagery,New York,1981,p.24.

[9]同[8]，pp.24-25。

[10]这是一种萨珊头饰，在萨珊印章中也有体现。详见Lerner Judith A.and Sims-Williams Nicholas,Seals,sealings and tokensfrom bactria to gandhara(4th to 8th centuryce),OAW,2011,p.100。

[11]同[8]，p.25。

[12]同[8]，pp.25-26。

[13][31]这种胸部被分成四瓣的样式在萨珊艺术中十分常见。详见Lerner JudithA.,Observati on son the Typology and Styleof Sealsand Sealingsfrom Bactriaand Greater Gandhara,CACII,2010。

[14]同[8]，p.26。

[15][16][19]同[8]，p.27。

[17]同[8]，pp.26-27。

[20]LukoninV.G.,Parthian and SassanidAdministration,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III,Chapter18(inpress),1967,p.231.

[21]《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3222-3223页。

[22]同[8]，p.39。

[23]Lerner JudithA.,Animal Headdresses onthe Sealings of the Bactrian Documents,Exegistimonumenta,Festschrift in Honour ofNicholas Sims-Williams,2009.

[27]同[10]，p.113。

[28]同[8]，pp.27-28。

[29]根据哈珀先生的研究，姆茨赫塔银盘的年代应为260-270年之间；萨格维西鎏金银杯的年代在276-293年之间；辛辛那提银碗、弗里尔鎏金银碗、大都会女性人物纹银碗的年代最有可能为293-302年之间，即萨珊国王纳尔斯（Narseh）统治时期；大都会男性人物纹鎏金银碗的年代可能比纳尔斯时代晚20年左右。详见[8]，p.37。

[30]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等：《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M1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1期。

[32]该展览由大同市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和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共同主办。[33]Martin Henig.etc,Classica lGems,Ancient and Modern Intaglios andCameosin the Fitzwilliams Museu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no.488.与之相似的还有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一件玛瑙戒面。

[34]同[10]，p.43,C2。

[35]《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2279页。

[36]具体见Lerner JudithA.,“FingerRings and Intaglios in Ancient Chin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NewYork University,How objects tell Stories:Essays in Honor of Emma C.Bunker,Innerand Central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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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