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清翫雅集”创始人辞世！

「“賞古尋珍」帶你身臨其境，感受古代藝術品的魅力

撥開收藏迷霧，去偽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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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拍卖征集，鉴定，售卖古董珍玩

蔡一鸣先生祖籍浙江湖州德清县，曾任中华文物学会第二任理事长，并创立台湾著名收藏组织“清翫雅集”，任首任会长。收藏资历长达32年，以“乐山堂”为堂号。早年专注收藏历代名瓷，后来又倾心古现代书画。在鉴定方面也颇有建树，已出版《乐山堂藏瓷》和《乐山堂藏中国书画》，收录所藏精品。

      “清翫雅集”的由来
众所周知，台湾收藏团体“清翫雅集”的创始人就是蔡一鸣。但并不知道“清翫雅集”这个名字的来历。蔡一鸣对此细细道来。 到１９９２年，台湾的收藏家已经不少了。有次，蔡一鸣在飞机上碰到“寒舍”的老板蔡辰洋，他建议蔡一鸣出面成立一个像香港“敏求精舍”一样的收藏团体，让新进的收藏家彼此有交流、切磋的机会。那时候，蔡一鸣刚好担任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所以就同意出面号召。
           当时很多人提供了收藏团体名字，但蔡一鸣都不满意。后来他想到曾在故宫月刊看到一篇文章，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套古书，专门讲述收藏的事，书名叫“清翫”，内容包括“清翫字画”、“清翫瓷器”、“清翫铜器”。以古字来看，“翫”字就是“玩”，“清翫”也就是玩赏的意思。在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个字了，只有在日本才有“翫”字。收藏团体的名称如果用“玩”字，感觉不够慎重，所以就决定用“清翫”。蔡一鸣刚提出建议时，也有人不怎么赞同，后来故宫瓷器专家那志良和收藏家联谊时，听到“清翫”的名字，直说“很好”，大家就同意用“清翫雅集”来命名了。
         当时香港“敏求精舍”选择会员的标准非常严谨，要看你收藏的东西是否够水平，而且他们也不希望会员是拿古董做买卖的，要求真正的收藏家才能人会。“清翫雅集”也一样：一位会长最多做一任，一任最多两年，之后一定要换，大家轮流做会长。至于会员，一开始邀请有分量的收藏者加入，而且要开大会，取得每一位会员的同意才能入会。初创时的构想是希望每个月聚会一次，每次聚会时，大家可以把买到的古董珍品拿出来交流讨论。现在还是维持每个月的聚会。那时，希望在拍卖会之前，大家可以沟通一下，如果有人想要买的、标的，别人就不要去抢了，免得哄抬价格，但这个构想，后来也行不通。蔡一鸣笑着说：“看到好东西，大家照抢。”
         从小就和收藏家有接触
         蔡一鸣在上海念中学时，很多同学的父亲或祖父都是收藏家，他从小就看过许多珍贵的古董和字书。当年上海的大收藏家、后来香港“敏求精舍”的创办人胡惠春就是他同学的大哥。创办庆云银楼的郭老先生是他同学的邻居的祖父，这在他眼中是真正的收藏家。那时他对古董收藏还懵懵懂懂，很多年后在香港看了拍卖会的预展，才发现那些古董和小时候见过的东西都很像，从此引发了收藏的兴趣。
        蔡一鸣虽住在台湾，但没在台湾买古董，第一件藏品是1979年在香港买的。主要是当时台湾并不时兴收藏古董，一直到台湾的经济起飞，大约是1988年之后股市上了万点，有钱人多了，收藏古董的风气才慢慢起来。
        蔡一鸣买的第一件藏品是瓷器，当时拍卖市场最热门的是瓷器。不过他也是利用到香港工作的机会整整看了三年的拍卖预展才下水的。早期蔡一鸣收藏的多半是明清朝时期的瓷器。现在乐山堂所收藏的瓷器中，有一只万历年间的紫地黄龙碗，全球有记录的不超过4个；另一件明朝正德年间的绿龙纹碗，更是孤品。

明正德绿龙纹碗 海内外孤品 蔡一鸣先生珍藏

明万历紫地黄龙纹碗 全球有记录的此类碗不超过4个 蔡一鸣先生珍藏

清王翬《群峰雪霁》蔡一鸣先生珍藏
          冒充华侨买《龙女礼佛图》
          1981 年时，瓷器的价格贵得很厉害，字画却得不到重视。就在此时，蔡一鸣买了第一件字画——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这是张大千在上世纪40年代远赴敦煌，在莫高窟临摹唐人原作的精品，工笔画得极好，不论是脸部、手部还有衣饰的线条，都充满流动性，而且用色浓丽，尤其那红色十分漂亮。
           蔡一鸣对此作一见钟情，就决定用买瓷器的概念去标，出价比较高，起标价4万元，蔡一鸣与另外一位菲律宾华侨抢标，结果以11万港元标得，再加上1.1万的佣金。当时，中国书画还没有卖出过那么高的价格。拍卖结束立刻有很多记者过来采访，考虑到台湾当时还有外汇管制，不能说自己是台湾来的，加上他也不会说广东话，所以也不能说自己是香港人。于是就灵机一动，就说自己是新加坡来的，后来报纸都报道说是一位新加坡华侨出高价买了张大千的《龙女礼佛图》。
          向张大千当面求证
         买到《龙女礼佛图》之后，蔡一鸣订了上午10点的航班返台。在飞机上碰到一位收藏家，他问蔡一鸣是不是买下了张大千那张画。蔡说是，他就说：“那是假的，你怎么会去买？张大千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鲜艳的红色，所以那张画不可能是张大千的真品。”这话说得蔡一鸣忐忑不安，回到办公室时还不到下午ｌ点钟，蔡一鸣打电话给一位同事的太太，当时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处工作，蔡一鸣请她帮忙约见张大千先生当面求证。这位太太联络了同在故宫书画处工作的张大千的小女儿，得知张大千下午休息到３点半才会起身。于是，蔡一鸣准时到故宫对面的摩耶精舍拜访他。蔡一鸣抵达时，张大千已经在等候，一见面就问：《龙女礼佛图》是你买的吗张大千已经看到了报道，看到拍出高价，非常开心。因为当时，张大千的画在台湾卖得很好，可在香港的拍卖价格却一直起不来。因此，蔡一鸣用高价在香港买了他的画，他很开心，就问蔡一鸣收了他几张画，因为很多人是抱着收集的心理一张张去买．但蔡一鸣却是一张他的画都没有，就出了高价购买，这令他更高兴了。
         蔡一鸣心里是急于求证《龙女礼佛图》是不是他画的，张大千给了肯定的答案。至于画龙女使用的鲜艳红色，他解释说是用矿石磨出来的颜色，从他去敦煌临摹开始，一直到解放以前，他都是用这种颜色。但后来离开大陆就不用了，因为从前都是学生帮他磨矿石，从大陆出来后没有学生在身边，随着年纪增长，自己也磨不动了，所以很久没有再使用这种颜色了。
          张大千把《红衣大士》卖给他
         为了佐证《龙女礼佛图》的用色，张大千还拿出了一幅《红衣大士》给蔡一鸣看，这幅画在帆布上的观音大士，身上穿的红衣正和《龙女礼佛》的红色一样艳。两幅画的创作大约都在同一时期，张大千很喜欢《红衣大士》这张画，他画好后，没有题款，显示他不想卖，而且也从不示人。因为蔡一鸣高价标得了《龙女礼佛图》，给他捧场，他很高兴才拿出来给蔡一鸣看。
        张大千对蔡一鸣说，《红衣大士》这幅７尺的大画，是仿榆林窟中唐人壁画的作品。为了作画，他当初必须爬进一个洞里，才能看到这幅壁画，人在洞中是站不直的，他要抬起头才看得到画，同时要另一个人带着两个马灯跟他一起爬进去，用马灯打在墙上，他先把线条勾好后，再爬出洞口，过程很辛苦。而且这幅画用的是帆布，必须先打蜡，让布结实，然后再把蜡洗掉才能作画。当日连张大千都说，“自己年纪大了，再也临不出这样的画了。”蔡一鸣很喜欢这幅画，当下向他表达想买下的心意，但张大千自己是不跟人讲价钱的，后来，蔡一鸣托了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友人向他买画。也许是因为蔡一鸣把张大千在香港的字画价格抬了上去，张大千竟然愿意出让。到现在，蔡一鸣都一直珍藏这两幅画。
         83岁仍亲自举牌竞标
         蔡一鸣旗帜鲜明地说：“我最反对收藏投资，买收藏品时，我从来没想过要作为投资。但心内感受是一样的，你收藏的古董，买进的时候值一万元，后来变成２０万元，虽然没有卖掉，心里头还是会很开心；有时也会高价买进，后来变得不值钱了，那感觉就很不痛快。”
  刚开始收藏时，蔡一鸣每次去拍卖会都很不痛快，但还是要去。比如说下个月有拍卖会，他这个月就要开始准备钱了。因为毕竟不是亿万富翁，所以到拍卖会前要先规划一下，筹一笔钱。假如买到一件东西，买太贵，会心痛；如果买不到，心里又很波澜，可说是患得患失。蔡一鸣说，“有时你想了很久的古董，终于买到手了，你还是不痛快。为什么因为花了很大一笔钱，买到手之后也只能摆着看，又不想卖，有什么大用处呢现在年纪大了也就习惯了。”
          蔡一鸣说：“今年我83岁，现在到任何一个拍卖会去，都是年纪最大的收藏家，而且我还会亲自举牌竞标。只是现在的古董价位都太高了，我的心态是买不到也就算了。比如，去年春天的时候，我很欣赏一幅前台北故宫副院长江兆申收藏的古画，是清朝恽寿平画的花卉，画面是菊花和石头，缺点就是画残得很厉害。这幅画定价２０万港元，我举牌也买不到，最后得标价成了300万元。”“见过那么多收藏家，我认为，认真的收藏家是一种病态，心里头的占有欲会很强，他希望买到的东西是只有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我建议想进人收藏领域的人，只要做一个喜欢文物的收藏家，但不要做认真的收藏家，也就是不要太着迷于收藏，心态要很潇洒，收到也好，收不到也好，看看就可以。有空到博物馆、美术馆看看，或者欣赏朋友的收藏就不错了，有这种心态会比较长命。我自己曾经是一位认真的收藏家，现在，我不希望再做一个很认真的收藏家了。”
        曾为没买到珍品而懊恼
         蔡一鸣说：“现在回想我的收藏史，我有些后悔，后悔如果那时候我不要太考虑价格，就可以买到很多很好的东西。很多好古董早期的价钱仅有现在的五十分之一。去年11月保利的拍卖会，我看见了两件珍品，都是多年前我在美国的拍卖会上失之交臂的宝物。”
        1995年，蔡一鸣到纽约看儿子，一家拍卖公司拿了一批书法册页给他看，其中有苏东坡和曾巩的书法。他一眼就喜欢上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那一页《局事帖》，定价8万到10万美元之间。他心想，美国人向来较少收藏中国书画，所以就跟拍卖行出价18万元，加佣金是19.8万元，结果没标到。得标的是一位比利时人，得标价加佣金共55万元。后来了解到了，这位得标者的背后有位中国顾问，他懂中国字画，但无资金，所以他向这位美国人建议买进，未来增值赚钱后，再分一笔钱给他。而蔡一鸣再次看到这幅《局事帖》，已是2008年11月，在保利的拍卖会上，它以1.0864亿元打破中国书法拍卖的成交纪录。这幅一千多年前的《局事帖》尺寸仅29×38.2厘米，几十个字，但却是曾巩存世的唯一墨迹。蔡一鸣气愤地说：“只不过十多年，这幅书法就从48万美元飙到近两千万美元，增值近四十倍，简直是暴利！”
       乐山堂
       我的家族长久以来就有堂号，叫“乐山堂”，我开始收藏后，就沿用这个堂号，对家族的传承来说，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我的大儿子和孙子都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念书，我大儿子义务在学校的董事会帮忙，他曾经把收录我的收藏品的两本书《乐山堂藏瓷》和《乐山堂藏中国书画》送给学校美术馆。最近，建筑大师贝聿铭帮康乃尔大学新设计装修的图书馆开幕，学校希望举办画展，就向我儿子借展品，指定要清朝王翚的一幅《群峰雪霁》。王翚跟清初另外三位名画家王时敏、王鉴以及王原祁并称为“四王”，这幅画是他在46岁左右时画的，画风有自己的风格，这样的作品很少了，因为他之后的画作都受到明朝蓝瑛的风格影响，画风就转变了。也因为这次康乃尔大学的邀展，我的儿子和孙子才发现我的收藏原来蛮受美术馆的重视，以前他们并不了解，这也是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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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就做兩件事找古董，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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