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
杨传利,毛亚庆,刘婕.西部农村小学生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调节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7(01):85-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与学校管理改进研究”(项目批准号:71373028)
摘要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宁夏、云南11所农村小学32个班级的93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班级内部儿童的友谊关系与社会网络密度对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密度在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同等数量的友谊关系在高密度的班级社会网络中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低于在低密度班级社会网络中的作用程度。
1.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迁，西部农村地区在此过程中面临着家庭情感教育的缺位以及学校教育补位不足的双重问题，使得西部农村地区的情感教育存在着严重的“欠账”，对学生的社会情感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相关研究显示，农村校外青少年存在自我接纳程度较低、自信心不足的问题，且50%以上的被试经常有焦虑、无助、压抑等不良情绪[1]。20世纪90年发端于美国的社会情感学习项目(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良好的社会情感能力(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有利于学生积极态度与行为的养成，能够减少焦虑、沮丧、欺凌、药物滥用等心理与行为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2－8]。因而，提高西部农村儿童的社会情感能力对于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学业、心理与行为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因素，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发展的个体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发展[9]。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在与他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逐步获得发展的[10－11]。随着儿童脱离家庭进入学校，班级成为他们生活与学习的重要场所，班级内部的同伴也逐渐成为其重要的社会交往对象，他们之间形成的友谊关系对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12－13] 。实证研究发现，有亲密朋友比没有亲密朋友的青少年在感情方面的获得、对社会的敏感性和推测他人感受的能力、利他行为、分享、对他人表示关心、帮助他人等方面得分更高[14－15]。此外，亲密的友谊关系对青少年定义自我有重要作用，通过与他人分享隐秘的感受和信念，青少年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与自己有关的问题[16]。同伴能够帮助青少年调节自己的情绪、提供情感支持、自信和认可，也有助于青少年的自我表露和自我探索[17]。友谊还有很多其他功能，例如，朋友可以提供社会行为的参照榜样，提高儿童的自尊水平，提供社会交往技能训练的机会等[18]。也有研究者指出，没有朋友的儿童可能有情感问题、观点采择能力落后、缺少利他行为、有社会技能缺陷、学校适应性较差等[19]。
除了个体层面的友谊关系，由学生个体所组成的班级群体对于儿童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有些社会网络研究者关注群体社会网络的结构特性对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影响，如马科夫斯基和劳勒提出了群体团结理论，该理论强调群体内部成员彼此的通达，或者说社会网络密度对群体团结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当社会网络是高密度的时候(如全体成员都彼此联结)，成员之间越有可能彼此互动。成员互动越频繁，他们越有可能交换包括情感在内的资源，从而提高了群体团结[20]。另外，处在高密度的社会网络中，个体之间会进行更多的交流与互动，儿童会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自我与他人的情绪、情感体验，同时也有更多的机会去学习并践行各项社会交往能力，从而更有可能促进他们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友谊关系强调个体层次的互动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而群体团结理论关注群体层面的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两者是不同层次上的分析与探讨。那么，它们之间是否完全独立呢?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体之间的互动成就了群体，群体对个体的作用是通过个体所占有的社会关系实现的，并且社会关系对个体的作用程度受到整体社会网络的结构属性的调节[21]。据此推论，班级内部学生的友谊关系对其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也应该是非线性的，可能受到班级网络结构特性的调节。社会群体团结理论认为，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有利于促进提高群体团结。更进一步推论，群体团结的形成会使成员对群体产生更强的归属感，群体这一抽象的社会单位可能成为其主要的情感支持者与资源提供者，具体的个体在此方面的功能可能被群体所取代，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个体间友谊关系的作用程度。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三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研究假设2: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研究假设3: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受到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负向调节。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以宁夏、云南11所小学的32个班级学生为对象，共计发放问卷1056份，实际回收1023份，问卷回收率为96．9%。剔除无效问卷之后，得到有效问卷934份，问卷有效率为91．3%。有效被试的基本情况为:云南学生414名，占44．3%，宁夏学生520名，占55．7%;四年级学生271名，占29．0%，五年级学生288名，占30．8%，六年级学生375名，占40．1%;女生442名，占47．3%，男生479名，占51．3%，缺失13名，占1．4%;汉族学生551名，占59．0%，少数民族学生375名，占40．1%，缺失8名，占0．9%。
2．2研究工具
1．社会情感能力问卷
本研究采用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SEL)”项目组编制的学生自评社会情感能力问卷[22]。问卷包括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他人认知、他人管理、集体认知、集体管理6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含5个项目，共计30个项目。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评定，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信度系数是0．90。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拟合较好[23](CMIN/DF=3．08，CFI=0．89，TLI=0．86，RMSEA=0．05)，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友谊关系与社会网络密度
本研究采用同伴互评的方式明确被试的友谊关系并构建班级内部的社会网络。第一步，研究人员事先
将班级内全体学生的姓名列举出来。然后，请被试就“您们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对班级内其他所有学生给予评价，评价等级为1－5，评分越高表示被试认为自己与该同学的关系越亲密。第二步，本研究保留评分等级为5的同伴关系，以获得被试自评的好朋友，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班级社会网络。从目的与效果来看，这种处理办法与友伴提名法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本研究选择等级5作为筛选标准，主要是因为友谊关系(好朋友)是以亲密的情感为基本特征，而等级5的关系中包含了更多的情感成分，也就更加贴近友谊关系(好朋友)的真实含义。第三步，基于友谊关系的双向性特征，本研究进一步将互评为5的双向关系确定为友谊关系。同时，考虑到班级社会网络规模对友谊关系数量所可能造成的干扰与影响，本研究对友谊关系的绝对值进行标准化操作，即被试的友谊关系数量除以被试在班级内部社会网络中的最大可能数量，以此降低班级内部社会网络规模所造成的干扰，使得不同规模的班级社会网络能够进行统一处理。第四步，根据社会网络密度的计算公式，即社会网络密度=社会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数/所有可能出现的关系数[23]，本研究以第二步中构建的社会网络为对象，分别计算它们的社会网络密度。
2．3问卷的分析与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学生集体填答问卷并现场回收。问卷测试之初，研究者讲解指导语，被试根据要求自行填答问卷。问卷回收之后，本研究使用SPSS17．0进行数据的录入与描述性统计，使用Amos1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Pajek计算友谊关系数量与社会网络密度，最后通过HLM6．08建立多层线性模型。其中，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其六个维度、友谊关系数量为学生个体变量(第一层变量)，班级社会网络密度为班级变量(第二层变量)。
3. 研究结果
在进行整体网络分析的过程中，如果社会网络中超过20%的成员的资料遗漏或者无效，那么，整组数据将被视为无效[24]。依据此标准，本研究共获得32个班级的有效数据。友谊关系数量经过标准化之后的平均值为0．07，标准差为0．07。进一步以性别、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学生之间的友谊关系数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F=0．790，p＞0．05); 不同年级学生的友谊关系数量存在显著性差异(F=10．826，p＜0．001)，事后检验(LSD)发现，五年级学生的友谊关系数量显著高于四、六年级学生，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平均值为0．18，标准差为0．05。进一步以年级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年级的班级社会网络密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F=0．853，p＞0．05)。
3．2零模型分析
首先，本研究以社会情感能力为结果变量建立零模型(Model0)。
第一层:Y=β0+r
第二层:β0=γ00+u0
对零模型进行分析的目的是，将社会情感能力的总方差分解为学生个体和班级两个层次，并通过计算跨级相关系数(intra－classcorrelation)获得班级层面的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例，由此明确是否有必要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情感能力的跨级相关系数ICC=0．049/(0．049+0．271)=0．153，即班级层面的方差可以解释总方差的15．3%，满足Cohen所提供的标准(ICC＞0．059)[25]，说明适合建立多层线性模型。
3．3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以友谊关系为自变量，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进行预测，建立多层线性模型(Model1)，以验证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第一层:Y=β0+β1*友谊关系+r
第二层:β0=γ00+u0
β1=γ10+u1
结果表明，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γ10=
1．111，p＜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学生在班级内部建立更多的友谊关系有助于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3．4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为探究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本研究以班级社会网络密度为第二层自变量，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进行预测，建立多层线性模型(Model2)。结果表明，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γ01=0．381，p＞0．05)。分析模型如下所示:
第一层:Y=β0+r
第二层:β0=γ00+γ01*班级社会网络密度+u0
3．5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在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在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将友谊关系作为第一层自变量，班级社会网络密度作为第二层自变量，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进行预测，建立多层线性模型(Model3)。
第一层:Y=β0+β1*友谊关系+r
第二层:β0=γ00+γ01*班级社会网络密度 +u0β1=γ10+γ11*班级社会网络密度+u1
结果表明，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γ11=－8．621，p＜0．05)，即在高密度的班级社会网络中，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受到了抑制，而在社会网络密度比较低的班级内部，友谊关系的作用程度反而得到了增强。
4. 分析与讨论
4．1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发现，友谊关系对社会情感能力总体、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他人管理、集体认知、集体管理均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
首先，关于友谊关系对自我认知的影响，费斯廷格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常和自己相似的人进行比较以准确地认识和评估自己[26]。而友谊关系一般建立在那些在兴趣爱好、个性气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同伴之间，好朋友成为儿童重要的参照对象，通过与其比较可以使儿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库利提出的“镜像自我”概念也认为，个体常根据别人如何对待自己来了解自我，获得反射性的评价[27]。对儿童而言，好朋友就像一面镜子，通过彼此真实有效的互动，使儿童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自我。另外，友谊关系的双方往往彼此需要、互相认可，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利于其自尊和自信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关于友谊关系对自我管理与他人管理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友谊双方频繁的互动为儿童互相学习社会技能、交往、合作和自我控制的机会，是儿童体验情绪和进行认识活动的源泉[28]。张文新、林崇德也认为，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与儿童的同伴互动经验有密切的联系，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能促进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29]。除此之外，友谊关系作为一种“强连带”，具有互动的频繁性与情感的深厚性等特点[30]。友谊关系的“强连带”特性也决定了儿童必须要努力控制和调节自己的行为，不断习得有效的人际交往技能，并且能够与好朋友交流思想、分享情感、相互合作和解决冲突，以维持彼此之间的友谊关系[31]。
最后，关于友谊关系对集体认知和集体管理影响方面。社会交换理论基于特定的人性假设，主张人的一切活动和社会关系都是以奖赏和报酬为向导。当人们能够从互动中获益时，将会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而积极的情感体验会促使人们维持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对交换伙伴、整体社会网络以及网络文化的依恋与承诺程度将增加[32]。但是，当人们无法从互动中获益的时候，人们将会体验到消极情感，而不良的情感体验会促使人们结束互动关系，同时其依恋与承诺程度也会降低。对儿童而言，从班级内部的好朋友那里获得赞同或肯定，会使其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有利于提高对班级规范的认同与承诺，进而可能表现出更多的积极集体行为。反之，如果儿童在班级内部没有好朋友，那么他(她)将无法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甚至体验到孤独、被排斥等消极情感，从而会降低其对班级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利于积极集体行为的培养。
4．2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直接影响与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但是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其中，造成班级社会网络密度的直接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为:社会情感能力强调学生从自我、他人以及集体三个层面发展相应的认知与管理能力，而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关注的是，高密度的社会网络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联系通道，促进彼此之间的接触与互动，有利于他们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对他人的积极认知与依恋，并通过高密度社会网络所具有的联通性将这种情感体验与依恋扩散至整个网络，从而促进整体凝聚力的产生[33]。简言之，高密度的社会网络可能会促进学生的他人认知与管理能力、集体认知与管理能力的发展，但是对学生自我认知与管理能力的影响程度可能比较有限，进而导致社会网络密度对社会情感能力总体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对此，仍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关于社会网络密度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依恋理论认为，安全感是每个人的内在需求[34]。随着儿童进入学校，班级及其内部的同伴成为儿童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在友谊关系密度比较低的班级社会网络内部，同伴之间积极的情感联结比较稀疏，存在着更多的消极联结。儿童通过自我体验或者观察他人之间的消极联结，容易体验到消极情感，从而唤醒内在的不安全感，进而刺激儿童对外寻求依恋与情感支持。此时，作为儿童重要情感源的友谊关系的作用将会得到强化，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产生着更为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反，在高密度的班级社会网络中，同伴之间的积极联结能够使儿童从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并促使其将这种良好的体验辐射至整个网络，有利于班级内部同伴之间协作关系与凝聚力的产生，而良好的班级凝聚力又对儿童的群体归因与依恋产生重要的影响[35]。儿童会通过群体归因，认为群体(班级)是积极情感稳定的来源，并由此增加了对群体的依恋，而具体的、一对一的友谊关系可能会由于儿童的群体归因，在一定程度上被儿童所忽视，从而导致友谊关系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程度受到抑制。
5. 结论
(1)友谊关系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说明学生在班级内部建立更多的友谊关系有助于自身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
(2)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3)班级社会网络密度对友谊关系与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说明同等数量的友谊关系在高密度的班级社会网络中对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促进作用低于在低密度班级社会网络中的作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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