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腾飞，女，本科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博士毕业于MIT（麻省理工学院），当她的同学们都从业于高校、科研、金融机构时，她却在2017年选择了成为一名小学老师。三年前，我们就知道她的故事，但也和外界一样担心，以她的顶配学历，在小学能坚持多久？
我们好奇她的初心，更好奇她坚持下来的结果。
在采访郑博士之前，翻看她的履历和之前的自述文章，觉得她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从四五线的小城，考到北大再到MIT，靠教育脱颖而出的她却说，自己是个“学霸受害者”；
在美国从事科研多年的理工科博士，回国后却转行做个教书匠，教高中生，也教小学生；
她从美式教育中汲取了大量的养分，说“在MIT的收获远大于北大”，却把自己教育创新“根基”，放在了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上。
一个下午的访谈，是解开上面这些矛盾的过程，也是让我们在这个变局时代，重新激荡头脑、思考教育方向的一个契机。
而让郑博士挣扎与探索的，也是我们这代“前浪”都曾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她知行合一的坚持，则格外令人敬佩。
郑腾飞
▶ 国内求学，我唯一的“武功”是应试技巧
在我们化学系，有二三十个同学是通过竞赛保送进来的，他们天赋又高，本身对化学又很有兴趣，专业课的内容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学完了，实验也做得特别好。相比之下，我是通过高考进入的化学系，不少人和我一样，完全不知道“化学”作为一个专业意味着什么，只是因为“理科好、想上北大、未来好出国”，所以选了化学系。化学又是很有难度的学科，所以当时学得吃力但还是和保送的同学有不小的差距。 在我大学的四年中，前两年只能顺着惯性，用大学之前建立的价值标准和方法，判断应该怎样学习和对待他人，加倍努力“拼成绩”，终不至于太差。可是到了大三大四之后，我开始迷迷糊糊的感觉，这样“拼”似乎有点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成绩”路上狂奔但也很精彩，不过我没时间细想，因为顺着周围同学们的节奏，大三大四开始要准备出国了，而出国无非是继续拼，GPA，GRE，托福，归根到底还是“应试”，也是我本来就擅长的方面。可以说，在国内的整个求学过程中，我唯一练得不错的“武功”就是应试技巧，至少在大学前，这套武功可以打遍天下；可大学开始，它的威力下降了，很多人不靠这套武功，也渐渐开始崭露头角。△郑老师研究生二年级时参加Spring Fair
▶ 进入MIT，突然意识到以前都在浪费人生
靠着这套武功，我“拼”进了MIT，而迎来的是更沉重的打击。首先，我发现身边几乎没有像我这样“迷迷糊糊”的人了。每一个人都很清晰地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在MIT的天才中读书，当然压力很大，我们有一句玩笑话：MIT毕业之后，要至少三年才能恢复自信心。我在MIT遇到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发现他们虽然各有故事，但基本都有这两种品格：
第一，对自己所做的事极致热爱。他们可以把实验室当成宿舍，枯燥的实验在他们看来就是“享受”。我认识的最牛的人，是在化学PhD的魔鬼进度下，还同时读了个法学博士，但每天都很开心和平和，丝毫看不出疲惫。第二，有着超人的勤奋和自律能力。我曾经带过的一个黑人本科生，小伙子除了做实验，还是个运动员，每天在课业、实验室、跑道中忙碌，笑起来特别阳光。
今年3月，我才发现他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自杀的文章，讲述了他多年与抑郁症“斗争”的过程。在MIT这样的美国顶尖大学里，像他这样，靠自律把所有压力都默默扛下来的人不少。 上面的两种品格，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虽然并不一定“充分”，运气也非常重要——但如果不具备“热爱”与“自律”，几乎不可能成功。△郑老师与她带的运动员学生
我发现，我动手能力比较一般，对于基础科研也不喜欢，每天去实验室都很痛苦，更谈不上热爱或者享受了。而能坚持“自律”，也是需要热爱和擅长支持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四月的早晨，我沿着查尔斯河走去实验室。天非常蓝，河边有一大片樱花，草地上还有黄水仙和郁金香在盛放。我突然意识到，我其实一直在浪费人生。△Charles河的春天
“应试——进名校——出国”，这个在大家看来完美的路线，远远不能定义“成功”：它没有帮助我形成扎实的科学素养、系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它没有教会我如何去定位自己的兴趣、规划自己的人生；这些，都让我的科研生活过得很痛苦。尽管在MIT我学到了很多，成长了很多，甚至可以说“在MIT的五年，收获远超过在北大的四年”，但我还是决定重新思考我的人生方向。
为了给自己一个证明，毕业后我去大公司做了面试，也顺利拿到了offer，但我并没有去。这个offer，意味着为过去画上句号，更意味着我追求自己选择的开始。△郑老师与MIT化学系本科学生一起
▶ 重新开始，回国做教育
决定重新开始后，我选择回国做教育。2017年筑桥实验小学建立的时候，我有幸参与了小学整体课程体系的建设。在这个全新的课程体系中，我思考了两个关键点：
1、人生规划其实应该从小就开始了
在MIT，我曾经去旁听过建筑专业的课，当时教授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化学系的，可不可以在这里听课”，他说，“Come on, this is MIT. Learn whatever you want to learn！”尊重每个人的兴趣，正是MIT的一种文化。“兴趣”是人生规划的第一步。有了兴趣，升学就不会被“名校光环”迷惑。最近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是我家孩子在玩纸飞机。深夜11点，我的一个学生给我发了一段很长的微信说：“老师，我看见了你朋友圈的视频，我觉得你对这个飞机的解释好像有点偏差，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应该是……”，还发来了自己画的好几张模型图帮我理解。这个学生高中毕业后已经很久没联系我了，怎么会突然来给我做“科普”，这让我很好奇。
原来，他正在Rose-Hulman Institute学航空航天。我从来都没听过这个学校，于是去查了一下，发现是一个只有本科的规模非常小的学校，但在美国是排名前三的理工学院。△Rose-Hulman Institute学校官网首页以这个学生表现出来对航空航天的热爱程度，我相信他将来一定是会很好的工程师；而他会选择这所不那么知名的学校，说明他是一个对自己未来发展想得很明白的孩子，他知道大学录取并不是终点或目标，而只是一个工具和途径而已。在美国，像他这样择校思路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孩子可以有空间去探索自我，家长也会更多元化地去为孩子做规划。我曾面试过一个英国某顶尖大学毕业的应聘者，本科学英语文学，硕士读成人教育，毕业后先去国际学校做校长行政助理，后来又到了一个线下机构去做儿童STEAM课程开发。
名校起点的他这一路走来，却没有找到一个“专注”的点，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行业也语焉不详，能感觉到他还是“学生”的状态，对于真实的工作、职场和专业性还是没有什么理解。△郑老师2017年在清华大学参加Learning through play工作坊
▶ 想做大事儿，从身边事儿做起
我自己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基本的科学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非常重要。这也是要从小抓起的。美国的基础教育就很重视这些能力，从小打下的基础，让他们到了大学做科研时不会产生不适。
我在MIT时带过的一些高中生，基本功都非常扎实，一些大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完全能理解。打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功，哪怕不做科研，以后做什么工作都是非常有益的。国内大部分的小学家长和老师都觉得科学是一个“副科”，但在美国，科学从幼儿园开始就与英文和数学并重。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培养科学家，而是培养一个合格公民的需要。“你应该掌握的哪些基本的思维方法？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应该用怎样设计一个实验去验证疑问？实验结果出来之后，如何去解释？逻辑关系是什么？有没有因果联系？”……这都是最基本的一些科学素养。我现在所在的筑桥实验小学的科学课做得很扎实，学科内容上很严格，设计上也融入了项目式学习、跨学科探究等形式。这并不是在“赶时髦”，而是我想用这些方式，去让孩子从小就去练习在真实的世界中如何工作。MIT的校训是“Mind and Hand”，也就是“知行合一”，即我们学的东西要能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而要解决那些大的问题，必须从小事开始做。MIT每年的创业竞赛MIT$100K，是学校一个盛大的节日，只要你有创业计划都可以去参加，只是去旁听也很好玩。
MIT的校友们创建的公司如果被当做一个独立的经济体，GDP规模可以排到世界第10名。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想把这些理念也带到小学，让孩子们从小就有自己动手去解决问题，做problem-solver的体验，并且有对这个世界的关心。这些可能成为孩子们真正人生目标的萌芽。这次疫情，让不少家长在“是否出国”的问题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却很少理性地分析过，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出国留学，出国这件事儿，在孩子的人生规划中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不少仍然坚持出国的家庭会说国外教育更“好”，有没有进一步去追问：“到底是哪里好，这个‘好’是你的孩子需要的吗，这种‘好’你的孩子能够接得住吗，如果不出国，这样的‘好’在国内有机会获得吗？如果出国，孩子可能要错过和放弃什么？”例如源于西方文化的科学思维，它当然是好的。但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只是众多解释世界的方式之一。
西方的心理学家荣格就认为《易经》也是很精妙的一套体系，同样可以去解释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自己把东方的文化完全都抛弃掉，只学习西方的这一套是非常可惜的，也是很危险的。很多家庭为了能让孩子尽早为出国做好准备，从小就把英语当成母语来学，从小学习西方的戏剧、参加美式辩论、训练批判性思维、学习独立自由的思想，这些当然是有价值的。但要注意的是，西方的文化孩子会很容易适应，因为容易和舒服得多，尤其是对低龄的孩子。
就像在他杯子很空的时候，直接给他倒上可乐，想让他再爱上喝茶，就几乎不可能了，他无法理解为何要等待和慢慢品尝苦涩；如果你是想让他完全融入西方的社会，我的经验是，非常难，我们的面孔、我们流淌在血液里的底层文化决定了我们和欧美人注定是不同的，几乎不可能获得完全平等的机会。更何况，当下的国际局势已经说明，西方的文化并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选择，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放弃自己的母语文化，就好比你本来手里有一套流传五千年的传世武功，却完全抛弃了去学别人的二手功夫，最终很可能发现哪一套都练不好。△组织一年级的科学小竞赛
▶ 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什么？
这次疫情，让大家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东方文明和西方的文明的差异，无法简单地用谁对谁错来评判。东西方的冲突，很多时候还来源于沟通方式的不同，你表达的方式西方人不习惯，造成很多误解。未来需要的，是能将我们的想法，用西方熟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中西融合的人才”。
所以人才的底色一定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归属感，否则就是无本之木。如何在基础教育中把“文化”的基础打好，是我们每个面向未来的教育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还想强调的是，作为中产阶级的教育选择，我们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多多少少应该有一点知识分子的味道，或者说“君子”的风骨。到底知识分子的职责是什么？
说得大一点，就是“为天下苍生做点事情”。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崇高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儒家希望“君子不器”，而且不仅仅是洁身自好，更要有“德风”。△郑老师在MIT上本科生的化学实验课
可是当下知识分子都去哪了？不少都去追求“成功”了。
我经常看到各种培训机构都在用名校毕业生来招揽生意，心中总有些悲哀。疫情期间舆论环境的各种混乱，也很少听到知识分子的声音。如果我们现在的教育都不培养知识分子，那么“后浪”们的思想世界，恐怕也不会更繁茂。我之所以选择教育，因为我觉得需要有人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空，让他们在里面能有比升学更广阔的视野，从小就看到世界的多样性和那些最闪耀的文化之光，并且有勇气去面对真实世界里最复杂的那些问题。我在上课的时候，喜欢跟孩子们讲一些大的图景，比如“现在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到底是生存在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还是高收入国家？”这些常识问题，会帮助孩子对这个世界形成真实的认知，慢慢的，他们会形成一种意识，主动去关心自己周围的人、自己的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当然，这需要很多真正学识渊博，又能将这些东西用孩子们能理解的语言传达给孩子的优秀教师。这个目标，光靠师范出身的教师是不够的，更多的需要社会各界的优秀人才来做补充。因此，我现在其实挺希望能够呼吁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多来参与做教育，承担起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郑老师在平和高三学生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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