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与不讲
西南联大时期，一些大师讲课别有特色。先摘录两段文字：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要算闻一多先生的《楚辞》课，一个学期40多节大课，闻一多先生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平均每节课只讲《天问》中的几个诗句，甚至四五个字。然而，这并不是说闻一多先生故弄玄虚，或者在钻牛角尖，恰恰相反，闻一多先生通过他多年来对《楚辞》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学术见解。他弃《离骚》而选择《天问》，在一般常人看来难以理解，但事实上屈原的《天问》从哲学上讲，其思想内涵要丰富得多，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实属罕见之作。（《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160页）
国学大师陈寅恪开学第一节课的时候，则对学生们宣布：别人讲过的东西我不讲，我自己以前讲过的东西我不讲；古人讲过的东西我不讲，现代人讲过的东西我也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东西我不讲，中国人讲过的东西我也不讲。我只讲以前没有人讲过的东西。
国学大师以其鲜明的特点，开门见山地提醒他的学生，他的授课，他的学术思想是独特的，而重复在学术上是没有意义的。他在讲课当中也是如此，学术当中如此，而他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思维方式历来也是十分独到，个性鲜明，学生一定程度上接受的不仅是教授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他们独到的思维方式，这也是西南联大学生成才率如此之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159页）
从这两位大师的轶事中，我首先想到当下教育教学中的一些“经验”，诸如用量表的形式来规定“课堂上教师要少讲，学生要多讲”。某地课堂改革的经验是“一节课教师只讲5分钟，把其余40分钟留给学生”。有的干脆以“行政推动”“特色”的名义提出某某模式，让一个地区一个学校的所有老师去模仿，并以此来考核教师的课堂教学。等等。有人甚至认定，课堂教学是否高效，就看教师讲得是否少，似乎教师讲得越少就越高效。而事情常常就止步于此，最多在一阵喧嚣唏嘘之后又归于平静，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
教学原本就是一个师生互动的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二者不可偏废。我们有很多时候都是在走极端，如一谈到过去的讲授法，马上就从时间上开刀，从数量上考量，把多少年来积淀下来的好的教学经验一起革掉，也不管是否有与时俱进的现代意义。其实，讲与不讲，讲多讲少，往往只是一个形式上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有些老师讲得精彩，学生从中获益，偶尔一讲到底，又有何妨？总比弄些表面的热闹、浮躁的表演、假冒的合作、虚伪的探究、无尽的题海要来得更有价值。何况，有很多内容确实是需要老师来讲的。毋庸置疑，只顾形式而不顾实质，是对课堂教学的戕害。研究表明，相当多的教育教学理念，其实并未超越甚至远未达到孔子、苏霍姆林斯基等大师们留下的成就，而从他们的著述中，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任何一条关于课堂教学外在形式上的时间分配、设计版块之类的论述，我们津津乐道而又心驰神往的却是孔子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以及苏氏的和谐教育原则给学生和教师带来的成长与发展的必要贮备与积淀。
我之所以对两位大师的课堂教学风格产生兴趣，倒不是说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教师也要像大学教授一样挥洒自如，纵横捭阖，尽情绽放自己。毕竟，能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底气的，是需要氛围的，况且我们面对的不是大学生，而是心智尚在成长过程中的中学生，生活和读书的阅历尚不丰富，学习上也缺乏一定的自制力，对事物的分辨力、理解力还比较稚嫩，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比较欠缺。但是有一点应该是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那就是无论什么阶段什么学科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成为自己都是共通的。可是，我们现在的课堂上，讲什么呢？很多东西，学生能够自己发现的老师也要讲，能自己读懂的老师也要讲，学生已经会了的教师也要讲，书本上有的老师也要讲。真正是教师自己思考的东西不敢讲（如果有的话），只敢讲教参上的，别人说过的。我们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形，考题上出现了多种答案的可能，几位老师争执不下的时候，最后一锤定音的往往是这样的话：“以教参为准，以课本为准”。教师的专业自信心缺失可见一斑。一句话，用自己的嘴巴说别人的话。至于说讲的东西是不是恰到好处，直抵要害，是不是站在学生立场上，并不在考虑之中，大多时候，老师也会自我自嘲一下：讲总比不讲好，讲了也是自己安慰自己。
罔顾内容而形式至上，从本质上说，也在抹煞教师的教学个性，课堂教学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我们常说，要使学生的个性获得发展，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我想，学生个性是否能获得尊重，是否能获得健全发展，离不开老师的言传身教，有时甚至无需刻意去标榜什么，老师往讲台上一站，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个性立即凸显出来，学生也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了许多难以言表的东西。如果用以形式上“讲的多少”来衡量，闻一多先生的课，估计是不合格的。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六个“不讲”，传达的也是“个性鲜明”的独特意义。他告诉学生，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现在很多老师，容易产生职业倦怠感，往往就是因为教育教学中缺少创新，把充满了智慧和灵动的教育活动当成机械重复所致。如果我们“离开了教参就不能备课”，满足于检查“备课笔记书写认真”，上课时干脆在讲台上摊着一本又一本的教参去照本宣科，把自己陈年的备课笔记拿过来剪刀加浆糊，复制加粘贴，年复一年地重复自己，多少年如一日，涛声依旧，还谈什么个性与创造。换句话说，教师没有自己的见解观点与学生分享，不能用个性化的文本解读和教学风格令学生服膺，学生听来恹恹欲睡，也许起立时喊声“老师好”，心里想的恐怕是“老师不过在转述别人而已”，寄希望于学生跟着连自己都患上了“失语征”的老师获得个性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
我们常痛感现代教育在批量式、工业化、规模化的社会背景下，学生个性渐趋式微，教师个性意识消解，课堂教学在盲目跟风、常识放逐、功利驱使的外部条件左右下也躁动不安。大环境我们无法改变，其实可以从自己的课堂开始改变。想当年，闻一多和陈寅恪们处于那个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物质匮乏的时代，却能以个人魅力引领感召学生在风雨飘摇中潜心学术、矢志追求，造就了一大批影响国家发展进程的有用之才。相比之下，今人理应更有作为才是。
20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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