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故乡”,就想起苏轼著名的词句来:“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优美的《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背景却十分凄苦。这首词是赠给同僚兼好友王巩侍女寓娘(柔奴)的,而王巩,正是乌台诗案受苏轼连累最深的朋友之一。
简单说一下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或检察院,因为院子里遍植柏树,柏树上经常盘旋乌鸦,故名。
元丰二年(1079年),当时苏轼42岁。有御史告发苏轼,说他上奏皇上的表中暗含讽刺,然后李定、舒亶、王珪等一帮奸邪之辈开始大肆搜罗苏轼罪状,神宗被蛊惑,下令从湖州把苏轼抓到京师来审讯核罪。
当时,围绕王安石变法形成王安石、司马光的新政派、保守派之争,王安石初心是变革积弊,怎奈操之过急、过犹不及,加之底层官吏腐败,变法基本走样,成为劳民伤财之举。苏轼本来对政治兴趣不大,但生性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就很同情司马光这派,平时的诗词、书札中多有议论褒贬。
元丰二年正是新政式微、改制转轨的关头,“王派”的权贵们很不甘心,揪住一介书生、名人苏轼大做文章,用意很深。
简而言之,这帮奸佞深文周纳,上纲上线,要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从苏轼“鞭笞环呻吟”、“洒涕循城拾弃孩”这样的诗句里,批判他抹黑盛世。从“恨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里,揭露他竟搬出蛰伏地下之龙与真龙天子分庭抗礼,意图不臣。甚至御史李定攻击名盖当世、光耀千年的文豪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
苏轼在乌台受尽折磨,遭到通宵审讯和刑求,在《狱中寄子由》他写道,“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正在神宗耳畔充满着李定等人的聒噪举棋不定时,也有很多正直的人挺身而出为苏轼仗义执言,甚至太后搬出神宗之父仁宗对苏轼嘉许“宰相之才”来劝说神宗。王安石本是新政派的核心大佬,但此时表现出了一位大政治家、大作家的本色,他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执政过的密州、湖州等地百姓感其德政,纷纷请愿从宽处置。
于是朝廷将苏轼驱逐至荒蛮偏鄙之地的黄州,任不能裁断公文的小官吏,此后不断流放,最远到达海南岛。因与苏轼信札诗文往还、被戴上同党帽子,司马光、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被贬黜,其中王巩受累很深,被逐至当时比黄州还要荒僻苍凉的岭南。
王巩的侍女柔奴,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不离不弃。1083年,王巩北归京城,时适在此地的苏轼连忙去探望他,席间,挥笔写下了这首美丽动人的词章: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从中可以看出,王巩丰神如玉,而柔奴容貌秀丽,清歌皓齿让风雪飞舞、或者烈日炎炎也变成一个清凉世界。万里归来,王巩柔奴不但没有显老,而且容颜更加年少,好似带着岭南的梅香,而岭南是个瘴疠穷苦之地,他们能如此,全都因为此心所安,便是故乡。
这又何尝不是苏轼本人精神世界的写照。当时,他在湖州被执,仓皇中家人烧掉了他此前几乎全部的书札文稿(中国文化史上一次多么惨重的劫难);在乌台大牢,他沉吟着“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已做好死难准备;在黄州,很长时间不允许他离开当地一步……只有经历了苦难,才会懂得幸福;知死,而后知生。
密计毒害并没有战胜一颗优雅的心,苦难也不能屈服一种自由的魂。有着翰香墨气的滋润,有着清辞丽句的陪伴,有着坚守道义的心安,就能不卑不亢,笑对荒谬,随遇而安,让生命在任何时空里都绽放出瑰丽的光彩。
乌台诗案前,苏轼的诗词雄浑豪迈,昂扬激越,如江海长空。乌台诗案后,他的诗词则在潇洒旷达之外更兼有一种淡泊、温润、细腻和宽厚,如脚下的厚土,如雨中的群山,如浩渺的江湖,如天心的明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几多传颂千古的名篇在此期间问世。前后《赤壁赋》等几多散文名篇自此期间写出。他在黄州撰诗并书写的《寒食帖》,飘洒奔放,起伏跌宕,旷逸无伦,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多少泪水,多少笑声,多少磨难,多少砥砺,多少噩梦,多少甘甜……都从心底流出,又深藏在那简约的字句中。看似清凉,却充满着生命的热度,看似淡泊,却洋溢着自由的豪情。
它是对好友说的,是心灵的共鸣。是对自己说的,是深沉的感悟。也是对世界说的,哪里有超越苦难的自由,哪里就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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