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舊樓主2013年1月19日轉自《新浪-祁阳客》★★★一、
说起旧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离不开广东人，谈到上海的发展离不了宁波人。在上海开埠初期，一些宁波人就抢在广东人前在上海崭露头角。
把自己女儿嫁给“洋枪队”（后叫“常胜军”）首领华尔的杨坊，就是一个称雄于上海上的“宁波大亨”，此人刚从家乡来沪时，只是一介挑水夫，仗着进过教会学校的优势，会说几句英语，巴结了外国人，当上了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成为申城头号鸦片大王，上海的宁波帮、杭州帮和其他沪上商人都奉其为首富、首宦、首绅。这个宁波富豪还使钱为自己捐了道台的帽子，1862年被任命为苏松粮道。
上个世纪，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被誉为“海上闻人”虞洽卿也是沪上宁波同乡引以为豪的“阿德哥”，他不仅以华董身份跻位于租界权力中心，法租界还将现在的西藏南路冠以其名“虞洽卿路”，这在当时的上海人心目中是一个难得的殊荣。
宁波人在上海的佼佼者还有：
上海童涵春堂国药号的创业者童善长，他在清乾隆年间买下了小东门、今方浜中路宝带弄口的单开间门面的竺涵春药铺，童善长认为“涵春”店招，具有“涵和理中，永葆青春”的意思，更名为童涵春堂。
童涵春堂自己研制的人参再造丸，是该店的一种特色产品，其来源，取自宋代惠民和济局的官方医局。据说，唐代玄宗年间，发生安(安禄山)、史(史思明)之乱，唐玄宗派名将郭子仪平定叛乱，当时人们赞颂郭令公(郭子仪)有“再造唐室之功”。童氏制作人参再造丸时便借用了这个历史典故，此品对于寒湿入络、筋骨疼痛、四肢麻木，半身不遂等患者确实效果良好，誉满上海滩。
此外，童善长还按秘方创制了一种专治跌打损伤的“太乙保珍膏”。后由他大儿子童蕙楼在制作工艺上作了进一步改进，更名为“童蕙楼红布膏药”,并在膏药背面盖上“上洋童蕙楼监制”的印记。此种红布膏药问世以后，销售常年火红，延续百余年，。童涵春堂的“水眼药”，对治疗“风火赤眼，羞明多泪，内外翳障，视物昏花”等也有较好的疗效，且对治疗农民烂脚也有很显著的效果，价格低廉，这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旧中国，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讲，无疑是一种福音。
童善长过世后,其大儿子蕙楼和三儿子寄霞掌管店务，再后由童寄霞儿子童小霞继承，他们都能遵循童善长的教诲，勇于开拓，艰苦创业，勤俭办店、守住了家业，为日后童涵春堂的蓬勃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宁波帮”巨商叶澄衷,享誉沪上
1843年，上海滩各种报刊都报道了一则“小舢板”拾巨金物归原主的新闻，而拾巨资的孩子就是17岁的叶澄衷。那时，黄浦江一带有很多小舢板，叶澄衷就是其中一个。一日，一位微醉的英国洋行经理把公文包遗失在他乘坐的舢板上。包中除了重要的生意单据，还有数千美金和英镑的钞票，老实的叶澄衷耐心地等了一个下午，将公文包还给了失主，并拒绝了他的巨额酬谢。于是该经理资助叶澄衷在虹口的美租界百老汇路口开设了上海滩第一家由中国人独自开业的五金店“顺记洋杂货店”。
前世纪80年代美国“美孚”进入上海，但却难以坐镇上海。最后，“美孚”找到了叶澄衷。叶了解了亚细亚、德士古美孚三家外国石油公司竞争的态势，默察到美孚这时的急迫心境。在谈判时，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先向美孚表明亚细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也想在中国找代理人。这样一来，“美孚”石油公司生怕叶澄衷被其他两家石油公司聘去做代理，只能答应叶提出的所有条件——代理人的佣金由常规的20%提高到25%，由叶澄衷独家长期经销，并且货到后90天结账。
根据这个合同，叶澄衷充分利用90天结交货款的时间差（叶与内陆商户结算的时间为一个月左右），周转资金，开始做地产和钱庄放贷生意，他无需支付分文利息。这样一来，除了能获得经销权规定的利益外，还能获得其他额外利益（包括利用货源多少、到货时间的迟早，操纵市场、左右油价，从中获取超额利润），老顺记号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因经销美孚煤油而创造了一种无成本的广告效应（当时美孚石油为廉价推销，免费赠送煤油灯和灯罩）。据统计，从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叶澄衷在经营煤油方面的赢利，就达10万元之巨。尽管以后美孚公司与叶澄衷在业务上发生矛盾，终止了代销合同，然而顺记号经营煤油的业务并未中断，叶澄衷仍然是历年不变的“煤油董事大王”。
二、
说到上海的宁波人不能不提黄楚九。黄楚九浙江余姚人，生于1872年殁于1931年，名承乾，号磋玖，早年跟随母亲学习祖传中医眼科，16岁那年来上海，在城皇庙的春风得意楼前摆了个药摊，卖起了药丸。黄楚九的药摊生意做得特好，于是在上海开了个诊所，取名颐寿室，随后野心勃勃的黄楚九向别人借钱开了一家药房，取名中法大药房，买卖中西成药。黄楚九刚过了30岁就推出了第一个本牌药——艾罗补脑汁，这是中国第一个不用病家自己动手煎熬的瓶装中成药，大受市场欢迎，中法大药房可谓门庭若市，日进斗银。
上世纪初，上海总商会通告全国各省，要求开展一场抵制日货的反日爱国运动，全国各地商界是一呼百应。然而，日本产的仁丹仁仍然盘踞中国大地，处处可见翘着日本小胡子的仁丹招贴广告。1909年黄楚九根据“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自己祖传的《七十二症方》，研制出新的一种药丸，取名为“人丹”与日本"仁丹"进行竞争。这下 日本东亚公司受不了了，公司出面控告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法大药房停产。黄楚九聘请了上海著名的律师，与日商大打官司，官司一直上诉到北京最高法院。1927年最高法院做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两药风马牛不相干，可同时在市场上销售。十年诉讼虽令黄楚九损失十万余元，但“人丹”的名声大震，销路巨增。这场官司的胜诉，也“给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
官史结束后，黄楚九的药业几乎成了托拉斯，管辖21个医药企业，凭借这个庞大的药业集团，黄楚九稳稳地坐镇了上海药业大王的位置，黄楚九不满足于药业的成功，不断涉足新的领域。1907年与夏粹芳合办五洲大药房。1912年在上海开设新舞台，1915年创办大昌烟公司，次年中法药房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自己任董事长，1917年筹建了大世界游艺场，1918年还独资创办中华电影公司，1919年开办日夜银行，次年冬与叶山涛等开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盘进中西药房，任总经理，1924年创办中华电影公司，1927年任上海新同药业公会主席。晚年由于进行投机活动，负债累累。
1931年1月，黄楚九因心脏病去世，该年5月，大世界落入黄金荣之手。
富有民族骨气的工商界代表盛丕华原名沛华，浙江镇海人，1882出身一店员家庭，家境贫寒。13岁去上海到宝成银楼当学徒，三年后转至新宝成银楼当账房助理，以后又转任庆大洋货号、大丰洋货号账房。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募集军费，拟在上海开办交易所。盛丕华上书孙中山，受到中山先生的接见。1920年上海交易所成立，盛出任常务理事，并被推为主管会计。从此，盛开始参与上海的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1924年盛投机失败，负债累累，被迫避债潜走武汉，任汉口中中国银行行长洪苓西的秘书。后来他又转入洪的开明公司任职，经营花纱布、丝麻的贸易，获利颇丰。此外，盛还投资五埠地产公司，经营房地产买卖。1930年盛回到上海，重返交易所任常务董事。此时他还与他人共同投资中一银行，被选为董事。
1937年抗战爆发，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盛带头积极动员家眷将金银饰物捐献国家，支援抗战。此时，他同谢绳祖合作，从德籍犹太人手中盘进开美科制药厂经营生产药片、针剂，稍后受日商干涉，又经营房地产。不久上海陷落，新亚饭店原职工生活发生困难，张澹如（张静江之弟）出资要盛筹设红棉酒家。盛精心策划，于1939年10月开张，并出任董事长。该店既是饭店，也是甬商总会巨头进行星期聚餐的场所。后来一些进步民主人士也参与进来，政治气氛渐趋浓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上海各界组织请赴南京请愿，盛丕华也是代表之一。经过这一次锻炼，盛丕华的政治立场进一步坚定。与此同时，盛丕华继续从事经营活动，除了继续任职上元企业、开美科药厂外，还先后担任伟大罐头食品厂常务董事、东南商业银行董事、中信银行董事长等职。解放后盛丕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61年病逝，享年79岁。
三、
说起朱葆三年轻人可能不熟悉，1848年朱葆三出生于浙江乍浦一个小军官人家。童年，父亲病逝，家境败落，他只好到上海经营小五金的协记商号当学徒。因为勤快精明好学，受老板欣赏，3年后就被提拔当了账房。20岁刚过，店经理去世，老板就又破格提拔他出任经理。他三十岁那年，协记老板病亡了，子女年幼，无人继承，店关业息。于是朱葆三用历年积蓄、凑一点股子在上海外滩新开河开了一个单开间门面的慎裕五金号。
那时上海十里洋行，正在起步。朱葆三又是行家里手，请富有经验的曾任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的父亲顾晴川当账房。朱、顾联手，一变以往“守株待兔”式的门售经营，主动承接大建筑包工头批销。这样“店小生意大”，不到二三年，搞得红红火火，几千两银子的股本，一年中做出了几十万两的买卖，朱葆三由此掘得了上海五金“第一桶金”，引起了上海中外客商的注目。
1897年，朱葆三以商股大股东身份出任清政府以官商合股开办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董。银行所在地就在外滩7号，在摩肩接踵的洋行丛中，居然有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银行，朱葆三的名字震动了上海。
以后朱葆三前后投资的企业几乎遍布国内大商埠。比如上海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江苏赣丰饼油厂、上海中兴面粉厂、宁波和丰纱厂、广州自来水厂、汉口既济电厂、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宁绍轮船公司和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等等。他在这些企业的总投资额达到规银二三百万两左右。成为当时国内金融实业界众所瞩目的巨头之一。
随着朱葆三在商界地位越来越高，他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清末，清政府允许成立商会，上海首先出现了商业会议公所和商务总会。第一届总理是严信厚、徐润为协理。第二届协理就是朱葆三。
蒉延芳，镇海枫林石门前蒉村（今属北仑区）人，188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仅在家乡私塾读过几年书，因父病故而中途辍学。尽管他读书不多，但少负远志、聪明过人，在他14岁那年就随其表兄到山东青岛谋生，上世纪初，经友人介绍，他来到了上海，进入德商亨宝轮船公司当职员。由于他精明干练，处事得体，对外往来中恪守信用，深得客户——直隶井陉矿务局负责人的赏识，1907年受聘任直隶井陉矿务局及北票煤矿驻沪经理。1910年他又抓住机遇，进当时上海最大的运输企业——中华捷运公司当职员。此时，他通过自学，己能用英语对话。并由于他刻苦钻研业务知识，迅速成为交通运输业的行家里手，
辛亥革命以后，他决心以改变祖国落后面貌为己任。正好公司推派他去欧洲各国考察运输事业，他就把自己的抱负同考察任务结合起来，“周历各国，所至辄调查其富国利民之道，闻见益广”。欧洲各国发达的交通运输业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欧洲考察回沪，他被推举任中华捷运公司总经理。为改变货物在运输途中受损现象，减少托运客户的损失，他在1925年独资开设了信平保险公司，承接托运客户的担保业务，然后再向美商美亚保险公司转保，深受客户欢迎。抗战前，比利时银公司聘其任该公司顾问兼五金部经理，代理比利时钢铁业联合社在华业务，使他在大宗钢铁与五金进口贸易中获利丰厚。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房地产价格成倍上涨，他发现上海静安寺路、西摩路（今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一带，市面渐趋繁荣，发展前景看好，大胆买进大批空置土地，建设沿街商业用房、民用住房和与之配套的菜场等设施，推向市后新开发的房产销售一空，仅此一笔即获利约100万元。“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房地产业一蹶不振，地价暴跌，蒉在困境中发现了商机，他在虹口斯高塔路（今山阴路）、狄斯威路（今溧阳路）一带购置土地，建造了大片三层楼四层楼住宅，再次取得成功。抗战胜利初，黄浦拖驳公司聘请蒉出任总经理。他抓住市场需求旺盛之机，采取添置船只等一系列措施，到当年年底，己拥有70余艘船舶，成为沪上颇具实力的一家航运企业。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深为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热情所感动，自愿担任抗敌后援会义务工作，收容、遣送难民达10余万人，赵朴初先生在《抗战初期的上海难民救济工作》一文中，曾高度评价蒉在难民救济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48年12月3日，在我国航运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江亚轮沉船惨案”，2000多名同乡罹难。当时政局、招商局相互推诿，对事故善后一推了之，罹难家属群情激愤，乃至抬棺游街，国民党竟出动军警弹压。蒉延芳不顾自己年事己高，又一次挺身而出，以“宁波同乡会”名义组成“江亚轮惨案善后委员会”并担任主委，负责处理罹难者打捞、认领、安葬、赔偿诸事项，奔走于各方，竭力与政府当局及招商局交涉，终于促使招商局拨款救济死难者家属，责成招商局派轮将遇难者遗体运沪、允许死难者家属免费搭乘该局客轮奔丧，一场罕见的海难事故才告平息。
1946年6月，上海各界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向国共两党与美国特使呼呈和平。包达三、盛丕华认为蒉社会声望高、政治色彩淡，当工商界代表十分合适，于是前往动员。蒉深明大义，欣然接受盛的邀请。
6月23日，上海各界群众10余万人在北站游行欢送。蒉延芳在欢送会上激动地说：“我老了，以前从无参加过政治活动，除了做慈善事业外，我没有在群众面前说过一句话，现在我实在忍受不住了，我要把心头的话告诉当局，请他们不要打内战”、“中国一定要和平，再打下去，工商业都打垮了！中国必然打亡了！”1946年初秋，周恩来、邓颖超到上海亲自走访了蒉延芳，并与他促膝晤谈，对他热心公益、为和平奔走，“颇予嘉奖”。
四、
刘鸿生是中国近代数一数二的实业家，浙江定海人﹐1906年﹐刘鸿生由上海圣约翰大学辍学﹐入上海工部局老闸捕房当教员﹐二年后到上海会审公廨当翻译。约半年后又转入一律师事务所工作。1909年入英商开平矿务局﹐在上海任推销员﹐为开平煤打开销路。二年后又升为开平矿务局买办﹐自己设立帐房﹐赚取佣金。随后﹐又与上海义泰兴煤号合作﹐经销开滦煤﹐分取利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自租船只﹐由秦皇岛装载开滦煤运沪销售﹐约有三年时间﹐赚银百万余两。“五四运动”前为扩展煤炭经营﹐他与义泰兴煤号等伙设义泰兴董家渡煤栈﹐并委托英商壳件洋行经理码头业务。此后﹐他又在上海及长江下游各埠与人广设销煤机构。
“五四”运动爆发﹐国家提倡国货﹐抵制外货﹐使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刘鸿生在苏州与人伙设华商鸿生火柴公司﹐他占股一半以上。这是刘鸿生资本向工业企业转化的起点。此后﹐他又独资或与人合资设立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丰搪瓷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中华工业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到抗战前﹐刘鸿生的企业投资(包括公司股票﹑合资股份及船舶码头三项)已达745万余元﹐被称为中国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出任国营轮船招商局总经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鸿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内的企业受到损失。1938年他出走香港﹐旋转赴内陆。在内陆和香港再与民营企业或官僚资本合资设立华业和记火柴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织公司等。还担任国民党政府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全国专卖总局局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鸿生回到上海﹐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但除火柴和码头业有暂时的发展外﹐其余企业经营都很困难。1948年﹐国民党政府政府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到惊人的地步，当时政府实行“金圆券”政策﹐刘氏企业几乎全部陷于瘫痪。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刘鸿生曾一度跑到香港。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回到上海，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1956年10月1日在上海病故。在去世前半个月，他发表了一篇谈话：《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
上海的宁波人,我写了四篇文章,该结束了.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其中宁波人对上海的早期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
写到上海的宁波人之四，我认为可以结束了，但读者还希望我谈谈有关鲍咸昌的事迹，我对他不太熟悉，只能查查资料，尽我所知来写了。
商务印刷馆创始人之一鲍咸昌（ 1864-1929 ），字仲言，浙江鄞县人,是基督教徒,鲍咸昌是童年进美国北美长老会所办的上海清心学堂，半工半读，学习印刷。毕业后进美华书馆作英文排字工。前世纪末，与夏瑞芳、鲍咸恩、高凤池合资在上海创立商务印书馆。协助胞兄鲍咸恩管理印刷所。辛亥革命前，鲍咸恩逝世，鲍咸昌继任印刷所所长。三年后去英、法、德、奥、美、日等国，考察、购买多种印刷设备，聘请德、美技师来厂指导。 “五四运动”后任总经理兼印刷所所长。主持工作期间，聘请王云五及多位专家进馆，强化编译所，革新《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创刊《儿童世界》、《自然界》等期刊，出版《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学生国学丛书》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综合英汉大辞典》、《科学大纲》等书。他精通业务，熟悉工艺，且长于管理并致力于革新技术、扩充印刷所，使商务在珂罗版、雕刻铜版、照相锌版、凹凸版、影写版、影印版等印刷技术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还在香港设立印刷厂等。他热心公益事业，与胞兄共同捐资创办上海江湾孤儿院，在家乡办义务学校等。 1929 年在上海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