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古人在面对镜头时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这种心理状态与什么相关？老照片里的国人表情明朗的并不多见。大户人家照相似乎更自然些，但瞧上去总觉得麻木寡淡。照片除了装着人物，似乎也在倒映着时代？
成都，街道景色
成都，满城
《清史稿·兵志》开宗明义地说：“有清以武功定天下。”最后并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兵兴者、终以兵败。鸣乎，岂非天哉!”这种逃避具体分析，把兴亡的责任归咎于天，读起来颇与千多年前“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论调可谓异代同谬。但是它却深刻地表明：清统治者十分重视武力征服，重视暴力统治。入关以后，各省派驻的驻防八旗便担负着“以武功定天下”的使命。御制《将军箴》说：“八旗禁旅，生聚帝都，日增月盛，分驻寰区，星罗棋布，奕襈良谟”。以八旗军驻天下交通要道是清王朝的庙谟决策。
从女真族的兴起到入关后统治全国，八旗军的武功与“满城”的设置有着紧密的联系。魏源以满族的特征为“城郭士著射猎之国”(《圣武记》卷一)。举凡八旗军驻防之处，在在筑城自守，人们习惯称为“满城”。“满城”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性质上也发生变化。在入关以前，它主要是军事上攻守战备的需要；到统一全国以后，它同时也是清王朝执行旗汉分治的措施之一。通过考察清代成都满城的设置，可以进一步探索旗汉分治的状况。
成都“满城”的设置
在元代，女真族尚处于“无市井城郭，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阶段。到明初，女真族在汉族、朝鲜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迅速进入奴隶社会的门槛，各个部落、氏族集团之间，展开了掠夺奴隶、财富的斗争。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开始各自构筑山寨以自卫。以后由山寨而土城。到努尔哈赤时期便大修“兴京城”，广营宫殿、寺庙了。在频繁的战争中，“满城”始终是八旗军攻守的据点。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致书科尔沁贝勒鄂也书中说：“苟无城郭，蒙古岂令我安居哉!因我等诸国所持，唯城池也。”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开始在成都修筑“满城”(沿袭古少城基地，又称少城)。由于西藏地区发生蒙古准噶尔部入侵事件，清王朝已开始打算在成都设驻防八旗以镇慑西南了。康熙五十五年，在西藏地区由于和硕特部的统治与藏族封建领主发生矛盾，蒙古准噶尔部乘机偷袭西藏，杀死拉藏汗。西安将军额伦特率兵数千，前去弹压，遇伏，全军覆没。清庭“以西藏屏蔽青海、滇、蜀苟准夷盗据，将边无宁日”(《圣武记》卷五)。决定由青海、四川、巴里坤三路出兵进攻准噶尔部。其时巡抚年羹尧奏请在四川设驻防旗兵，“上嘉其实心任事，遣(付)都统法喇率兵赴川协剿。”法喇从荆州驻防八旗拨三千旗兵入川。这批旗兵曾进驻巴塘、里塘、打箭炉等地，藏乱平定，法喇率兵返回成都，康熙六十年奉命留旗兵一千六百人，在成都驻防。
最初八旗官兵及眷属共约五千余人，其中满族约占三分之二，蒙古族占三分之一。旗兵共二十四甲，其中满州八旗有十六甲，蒙古八旗有八甲。乾隆四十一年平定金川之役后，“奏请特设成都将军(全衔称'镇守成都等处地方将军’)一员，以资镇慑。其权限除内陆州县营讯不涉番情者毋庸干预外，如松茂、建昌二道所属三府厅州县管理口外士司者，并松潘、建昌二镇，阜和一协及所属管理口外士司者，悉归将军统辖。”按照清制，驻防八旗将领不能指挥绿营，这也是防止将军的权力过大，互相牵制之术。但成都却是例外，“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清史稿·兵制》)，表明成都驻防八旗有统辖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任务，其地位比较突出。
随着驻防八旗人口的增长，编制也时有增补，主要是增加养育兵和余兵的名额，它带有救济贫困旗人的性质。同治以后增添“精锐营”，“振威营”，“新威营”。八旗实行世袭制，兵员只能在他们的后代中挑选。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兵额的需要，实际上只能是半世袭制，大量的旗人成为八旗闲散。辛亥革命前夕，旗人已有二万多人，今日成都地区的满族和蒙古族，绝大部分是他们的后代。
成都的“满城”及营房是由四川省各州县官民捐资修筑的，位于大城的西南隅，城周长约四里五分，城墙高约一丈四尺，全城为一矩形，其范围东西从今红光路口沿东城根街一线；南部为南较场，约今省军区驻地；西面靠同仁路以西一线，北面为红光路一线。
驻防八旗是军事体制，因此，满城的设施恰如一座大军营。军事机构如衙署、营房、盘查哨卡、军械、火药库房、练兵场等占着绝对主要的地位，此外有储备钱粮的库房和各种庙宇和祠堂。“满城”内无商业和手工业户，因而在经济生活上尚需仰给于大城。
八旗官兵的营房(即官街和兵街)按照清制，八旗军在屯驻、行军、演习、狩猎、祭祀上，各旗都有固定的方向和位置的“各照方向，不许错乱”，如正黄、镶黄旗居北方；正红、镶红旗居西方；正白、镶白旗居东方；正蓝、镶蓝旗居南方。同时又分左翼东四旗(即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和右翼西四旗(即正黄、正红、镶红、镶蓝)。据说这是按照五行相克的原理来制定的。譬如东方属木，由于白色代表金，白旗驻东方便是金克木；西方属金，由于红色代表火，红旗驻西方就是火克金。余类推。
八旗军在作战和进行其它活动中，为了避免壅塞和混乱，严格要求各旗按照一定的方位行动。至于五行相克的原理，只是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为便于执行军事纪律添上一些迷信色彩而已。
成都“满城”的官兵营房就是按照上述方位的规定来布局的，共有官街八条，兵街四十二条。大体以今长顺街为线，以东是左翼东四旗，以西是右翼西四旗。“满城”内的街道(旧称胡同)并不是像现在一排排整齐的铺面。而是疏落有致的庭院，每条胡同划分为四十多小庭院、每家约占地一至二亩(又称甲地)，内修住房三间，余下的空坝，多种上花果竹木，四周有围墙，这些单独的小庭院鳞次栉比，形成了“满城”的胡同。
八旗的各级指挥部均称衙门，从将军到佐领，防御，骁骑校均设置衙门，实际上佐领以上的衙门不过是一个办公室而已。由于成都将军兼管绿营，因而在大城内设有军标付将衙门(拐枣树街)，军标左都司衙门(西顺城街)、军标右守备衙门(鼓楼街)专管绿营的事务。
将军衙门(今胜利西路军区招待所)，乾隆四十一年初置将军，即设衙门于此，同治七年将军崇实扩建门庭。大门前有高大的照壁，两旁有栅栏式的东、西辕门，分别悬挂“望重西南”，“声敫(扬)中外”的巨匾，大堂前矗立牌坊一座，上题满汉文对照“控驭岩疆”四字，表明它是西南的军事重镇。
副都统衙门(今商业街省委所在地)。乾隆四十一年前，成都驻防八旗以副都统为首领，设将军后，副都统地位下降，主管军事训练。清人周洵在《蜀海丛谈·总督、将军、都统、提督、学政》中说：副都统衙门仅有兵丁数十人，往来公务较少，以致“门可罗雀”，同治九年增修，并设暖阁。
此外有左司衙门，右司衙门，理事同知衙门等。满城内警戒森严，哨卡林立，每个城门设盘查厅，并在交通要道，水栅设卡子房十二所，平时各甲还派出旗兵，巡查来往可疑现象。
辛亥革命以后，“满城”内的房舍几已全部改建，城墙、衙署、寺庙已陆续拆除，唯街道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原貌。
满城内街道和旗人
成都，满城街道
成都满城街道和旗人宅院
成都，教会建筑
成都，皇城附近街道景色
成都，十字路口附近景色
成都，十字路口附近景色
成都，华西大学棒球队
成都，华西大学棒球队
成都，私人院落
成都，污水处理
成都附近，科考旅行队
成都平原，农舍和稻田
成都平原，农庄
成都平原，乡下景色
成都平原，乡下景色
成都平原，乡下景色
肩挑甘蔗
彭山县江口镇对面溪流
彭山县江口镇，水车
彭山县江口镇秦代名为彭亡聚，晋代称合水，南北朝为平无城（彭望城），宋代改安镇乡，明代易名江口（因地处岷江支流府、南二河的汇合处而得名）。公元前316 年秦灭蜀后，设置武阳县，治所在今江口镇平茯与五一村交界处，历时800余年，西魏时县治始西迁凤鸣，宋设乡，清为镇。古镇形成历史至今达2300余年。
江口，罂粟田
木材运输
吸烟老妇
嘉定江边
嘉定，即今乐山，远在3000多年前的巴蜀时代，曾是蜀王开明部族的故都。公元前四世纪秦灭巴蜀，乐山隶属于蜀郡，因在成都的南面，故定名南安。汉朝将南安隶属于犍为郡。南北朝时期，因战乱不断，乐山地区的建制屡有变迁。北周置嘉州，取“郡土嘉美”之意。隋朝隋置眉山郡。原南安县改名龙游县，传说是隋朝军队从成都乘船向乐山进军、追击陈国败兵时，岷江中有游龙导航，帮助隋朝军队统一天下，因此改南安为龙游。唐复嘉州，眉州。宋朝改嘉州为嘉定府；元代改为嘉定路；明代改为嘉定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嘉定州为嘉定府，并在府治置乐山县，取“城西南五里有'至乐山’”为名，改龙游县为乐山县，“乐山”之名沿用至今。
嘉定江边
嘉定乌尤山下
嘉定，民工打架
嘉定，街道牌坊
嘉定，灵宝塔
赛龙舟
赛龙舟，争论谁是优胜者
四川，独轮车
四川挑夫
四川南部，农庄
贞节牌坊
岷江鸬鹚
渔夫
几乎赤裸岩石上的耕作
煤矿和石灰窑
被惊吓的采花女
白帕缠头和鸡公车
叙府，半边寺
叙府，今宜宾。秦置僰道县，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犍为郡治僰道。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设戎州。隋唐置戎州都督府。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戎州改称叙州。元叙州路，明清叙州府。
叙府，轿夫
叙府，私塾儿童
叙府，前往寺庙的人群
叙府，寺庙人群
叙府，长江
叙府，金沙江铜关渡口
铸造农具
乡下妇人
院落
叙府，戏台
牌坊
四川挑夫
居民
溪谷
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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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澜塔
洄澜塔位于汶川县漩口镇镇政府后岷江与寿溪河交汇处的岸边台地上
叙府，江边景色
江边
江边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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