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渚城，位于浙江省临海市东南41公里东海之滨的桃渚镇城里村。桃渚城始筑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防御倭寇的入侵而建。
桃渚城明正统八年(1443年)建，是明代专门为抗倭而设置的千户所所城，现除垛口外，城墙主体及三个城门(包括瓮城)均保持完好。特别是城内街巷至今仍保持着明清风貌，城内民居绝大部分为清代建筑，尤以郎家里、郎德丰、吴宅、柳宅、宗祠、关帝庙等最具代表性。
桃渚古城门，现在也是进村的必经之路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活动在朝鲜和我国沿海的日本海盗集团一倭寇突然登陆福建祥芝的蚶江，开始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由于倭寇的不断侵入，沿海居民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明太祖朱元璋遂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明史》卷九十一）。汤和就此事就教于熟悉海上事务的方国珍从子方鸣谦，方鸣谦认为：“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明史》卷一二六）。
汤和至浙江后，“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明史》卷一二六）。洪武二十年（1387年），“汤和还，凡筑宁海、临山等五十九城”（《明史》卷三）。桃渚城就是此时所筑成的五十九城中的一城，隶属于临海的海门卫。《明史》卷四十四说：“……桃渚千户所，洪武二十年九月置”。《明实录》亦谓：“洪武二十年……九月，筑台州健跳、桃渚土城，各置千户所以防倭”。但当时的桃渚城并不是现今的桃渚城，当时所筑的桃渚城坐落在距今桃渚城东南方向10·56公里的上盘镇新城村旧城山，距海岸仅1公里许。该城“三面滨海，东临圣塘门，接轻盈山，南襟海涂，北扼桃渚港”（民国《临海县志》），百姓称之为“下旧城”。
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浙江卫所五，飓风骤雨，坏城漂流房舍”（《明史》卷二十九）。从地形上看，这里所说的“浙江卫所五”，桃渚城当是其中之一。因过于近海，既不利于防守，又濒遭台风海潮的袭击。桃渚城随后进行了迁移，内迁至今桃渚镇中城村，即所谓的“中旧城”。桃渚城的这次迁移，具体时间不详，估计是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朝廷“诏天下都司卫所修治城池”（《明史》卷八），此时应当是桃渚城内迁的最好时机。
内迁后的桃渚城，虽然离海岸远了许多，但由于每逢涨潮，城之四周仍为海水所围，安全还是得不到保证。正统四年（1439年）五月，大股倭寇进犯桃渚，初为浙江佥事陶成所败。陶成“密布钉板海沙中。倭至，舣舟跃上，钉洞足背。倭畏之，远去”（《明史》卷一六五）。但倭寇毕竟人多势众，桃渚城最终还是被攻陷。致使“官庾民舍，焚劫一空”（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国朝典汇》），造成“城野萧条，过者陨涕”（明·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国朝典汇》）的悲惨局面。
正统七年（1442年），朝廷遣户部侍郎焦宏、监察御史高峻备倭浙江。他们认为桃渚城“在临邑海崖之巅，势甚孤危，适足以饵寇，且潮汐冲激，弗克宁居”（明·黄淮《介庵集》卷九《桃渚千户所迁城记》）。因而主张再次迁城，“乃集藩宪及都司臣僚，佥议内徙十里许，地曰芙蓉，规划既定，召匠抡材，乃筑乃构，聿底于成”（明·黄淮《介庵集》卷九《桃渚千户所迁城记》）。这次的迁建至第二年结束，也是桃渚城的最后一次内迁，成为了初具此时规模的桃渚城的雏形。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二月，倭寇进犯“宁、台二郡，大肆杀掠”，致“二郡将吏并获罪”（《明史》卷三二二），而桃渚城则经受住了考验。
古镇人家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谭纶出任台州知府。同年七月，戚继光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书，司理屯田。次年，以足智干练升都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并在谭纶的节制下，屡次领兵救援台州。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再次入侵，桃渚“被围七昼夜，城几岌岌，时千户翟铨膺是城守，羽书告急”（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戚继光自宁波“统大兵压境长驱，以破巢穴，城赖以全，活者数万”（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歼灭入侵的倭寇后，戚继光于桃渚“补弊救偏，兴革利弊，立体统，树勤职，谨斥堠，练士卒，坠者修，废者举，增城浚濠，靡不周悉”（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后又以桃渚城“东西一角为薮泽，蔽塞不通” （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因而用官府空基易价作为费用，建敌台二所。使桃渚城“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了城外，纤悉莫隐藏”（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
桃渚古街的二楼民居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谭纶出任台州知府。同年七月，戚继光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书，司理屯田。次年，以足智干练升都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并在谭纶的节制下，屡次领兵救援台州。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再次入侵，桃渚“被围七昼夜，城几岌岌，时千户翟铨膺是城守，羽书告急”（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戚继光自宁波“统大兵压境长驱，以破巢穴，城赖以全，活者数万”（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歼灭入侵的倭寇后，戚继光于桃渚“补弊救偏，兴革利弊，立体统，树勤职，谨斥堠，练士卒，坠者修，废者举，增城浚濠，靡不周悉”（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后又以桃渚城“东西一角为薮泽，蔽塞不通” （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因而用官府空基易价作为费用，建敌台二所。使桃渚城“城上有台，台上有楼，高下深广，相地宜以曲全，悬了城外，纤悉莫隐藏”（明·何宠《桃渚新建敌台碑记》）。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秋季，卫指挥柳应时又以督造官的身份对桃渚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并“以功世袭（桃渚千户所）千户”（清乾隆《柳氏宗谱·鹤乔先生自序》）。此后，历经多次的修葺与增补，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桃渚城的软墙和垛口全部被拆，形成了现今的形制和规模。
桃渚古镇后山山腰里的炮台
桃渚城的平面基本上呈方形，城池前有护城河，西南二面为一片旷野。根据《台州府志》和《临海县志》的记载，“城高二丈一尺，周围二里七十步”。今实测，城周长1366米；其中东城墙431米，南城墙350米，西城墙285米，北城墙300米。城的平均高度一般在4．6米左右，平均宽度5米左右，城基宽10米。城上原建有敌台十四个，敌台的城墙外壁均做成“马面”。现尚存十二个，具体分布为东面城墙三个、南面城墙二个、西面城墙二个、北面城墙一个，以及四角各一个。
桃渚城有城门三道，东、南、西各一。东城门偏南而设，南城门偏东而设，城门也是拱券形。西城门与东城门相似，亦偏南而设，城门还是拱券形。三道城门外都有一道重门，以半圆形的围合空间构成里门之外的又一道防线，即谓之“瓮城”。东瓮城的重门为竖长形，南瓮城重门的结构同东瓮城重门，西瓮城的重门结构和朝向均同东瓮城。可惜的是西瓮城在五十年代大跃进时，为方便交通而被拆开了一道宽3．6米的口子。桃渚城瓮城的筑造，一是战时为守城将士提供同倭寇迂回的绝好条件；二是借此以“避煞”；三是足以遮避郊外的风尘；作用非常巨大。
桃渚古镇后山山顶的古峰火台
桃渚城完整地保存着明代的街巷古道格局。主街道宽3米，东西走向，连接东、西两城门，并与连接南城门和原左营衙门、校场的南北向主巷交叉。主街以北还有一条与主街平行的次街，依傍由西向东穿城而过的化龙渠。以主街道为干，有10馀条古巷与之垂直相向，分别为主街以北七条，主街以南四条。又有一条古道环绕东南西城内侧，与城北依山势而建的蹬步道连接成为城内的环路。这些道路构成了层次分明，有中心、有边界的街巷网。
从古烽火台上眺望桃江的十三渚和石柱峰
大碪头火山岩里的六边形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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