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书院不是所谓的古代“四大书院”，“东林”一名源于“程门立雪”的杨时，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已是余杭县令的杨时来无锡悠游，看到一块生态与庐山东林寺相似的地带，便萌生了在此研授讲学的念头，东林书院由此而生。
书院虽建于宋末，但和应天、白鹿洞等闻名遐迩的书院相比，显得默默无闻。它名声鹊起之时已是晚明，与“东林党”有着牵葛。明神宗万历年间，致仕归乡的学者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人同倡捐赠，复建了已荒废许久的书院，并在此聚众，继承杨时衣钵，宣讲程朱理学，一时朝野倾慕。
书院由牌坊、泮池、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燕居庙、道南祠、再得草庐、三公祠斋等建筑组成，格局疏朗，树木葳蕤，静谧探幽。天启年间，书院因得罪阉宦，而被毁得片瓦寸椽不留，崇祯即位后修复。今天残存的明代货，只有牌坊和几款碑碣，其余的都是清、民国和国朝补修补建的。
东林书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书院，结舍立书，传经授道，它更像一个读书沙龙，而非日日教读的教育模式。会约有临时和固定体制，每会推选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一问一答，交流心得体会。讲习之余，他们还指摘时弊，臧否人物。负有乾坤志，不忘儒学，心系家国，而并非埋头只读圣贤书，是一帮有所担当的文人。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他们的座右铭。
仪门，又称“东林精舍”，明崇祯2年（1629年重建）
“洛闽中枢”石匾为清乾隆初年遗物，是为歌颂杨时。“洛”指北宋洛阳程颐程颢两兄弟，“闽”是南宋福建朱熹，杨时承前启后，他是程颐弟子，朱熹又是理学的传承弟子。杨时不惑之年拜于程颐门下，当时他已造诣颇高，但依旧谦虚诚学，所以有时成就不在于年龄，而在于态度。
依庸堂，依乎“中庸”之意，重建于清康熙33年（1691年），它是东林书院的主体建筑，当年群贤毕至，客东主西，以年龄为序，分班排列，互相对揖交拜，举行讲学仪礼。此堂有明代《依庸堂记》碑刻。
东林党，起初本无所谓的“党”，是个半紧密型文人集团，这些党人包括顾宪成和、赵南星、邹元标、顾允成、高攀龙、钱一本、张溥、杨涟、左光斗、袁崇焕等等名人，其中多人都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名家大儒。
朝廷大患，最怕攻党。在官场中与东林党政见最不合的就是以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为首的“浙党”，而“浙党”中有些也并非奸佞之人，只是思想对冲，不愿东林党人妄议朝政。后期魏忠贤把持权柄的时候，强大的舆论导向也危及到了权宦的核心利益，这时书院被毁、党人迫害已在所难免。
抱鼓石，原为崇宁路许氏既翕堂的门前旧物，正面是蛟龙，背面为凤穿牡丹，上面是狮子滚绣球。太平天国时，既翕堂曾作过黄子隆的潮王府，汉白玉龙凤一体的抱鼓石为王府所有，后移置到东林书院，而既翕堂的张謇题写的匾额现在在秦邦宪故居里。
儒者明体达用，当求实济。起初的东林党非常开明，后期迈入朝堂的东林党也开始了党争，相互攻讦。东林党是个群体，有清操独立之人，也有酸腐无能之辈。到了小朝廷南明时期，东林党钱谦益等人的党争意识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不过即使有天时地利，如果有钱谦益、马世英、阮大铖等人的存在，纵有“复明”壮举，但终究回天乏术，一事无成。
欧阳东凤当时是常州知府，林宰为无锡知县，是他们当时力主支持顾宪成复建东林书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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