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GibranKhalflGibran)(1883～1931)，黎巴嫩著名诗人、散文作家、画家，被称作20世纪与泰戈尔比肩的东方文学大师。他早年受尼采哲学影响，以西方文化来审视东方民族的传统，从而获得前期的深刻民族自省。在后期，他试图超越东西方文化，站在“宗教同源”、“人类一体”的立场上来思考人类的普遍问题。其思想变化与宗教思想家阿布杜巴哈有着密切关系。
纪伯伦的多元宗教文化背景
纪伯伦出生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等多种宗教并存的神秘国度——黎巴嫩。由于父母都信仰基督教，纪伯伦受家庭的熏陶很小就接受了基督的启示，把圣经当作灵性和道德真理的宝库。他后来曾向女友玛丽·哈斯凯勒这样介绍自己：“我出生在上帝的杉树下，在神圣山谷的山坡上，那小镇叫卜舍里。”对耶稣的信仰成为纪伯伦创作的灵感之源，他的艺术作品中也始终饱藏着基督教的种子。
纪伯伦不是穆斯林，但骨子里却受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纪伯伦信仰的基督教马龙派，与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四大教派，该派有别于其他宗派之处便是明显地受到伊斯兰教影响，保持着古代叙利亚教会的传统礼仪，并使用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特殊的家庭出身和宗教文化背景，使纪伯伦的思想早早便打上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印记。在贝鲁特读书吋，纪伯伦曾为贝鲁特剧院的房子作了一个规划草图，设计的建筑包含有两个圆顶，标志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和谐相处。尽管他的计划在当时没能付诸实现，但他的作品多年来都反映了苏菲派穆斯林传统与他个人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背景的结合。最终这个梦想在他以诗歌形式描绘一个伟大先知“亚墨斯达法”时实现了。“亚墨斯达法”这位基督教人物和穆斯林文明的统一，代表了东西方灵性传统的文学和哲学的结合点。
纪伯伦的多元宗教情怀与他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宗教同一、人类一体观是紧密相联的。尽管他有着浓厚的基督教情怀，但他不能接受基督教是唯一宗教的观点，坚信各种宗教同一、人类一体，以至于他把热情和注意力最后都转向了世界一体陸。他的信条涉及到多种信仰，不仅接受了叙利亚的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伊斯兰教的苏菲主义，还以极大的兴趣接受了巴哈伊教所宣扬的普遍的爱和宗教同源、人类同一的教义。
纽约之会
追溯纪伯伦宗教同一、人类一体思想的成因，除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宗教情缘外，更重要的是他受到一位著名宗教家——阿布杜巴哈的影响。作为巴哈伊教第三代领袖，阿布杜巴哈这位来自波斯的圣哲，被誉为超脱的“完美典范”。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他富有魅力的演讲，特别是他与纪伯伦的“纽约之会”深深地影响了纪伯伦这个艺术天才。
1910年，纪伯伦从欧洲来到美国纽约定居。通过一位叫朱丽叶·汤普森的巴哈伊信徒，他开始了解阿布杜巴哈及其思想，特別是有关宗教同一、人类一体等教义和理念，这与纪伯伦内心久已萌生的信仰非常契合。1912年4月，阿布杜巴哈来美国纽约等地作了一系列关于“基督和巴哈欧拉对精神力量的重视”的演讲。针对欧洲开始萌生的狂热民族主义，他强调世界需要全球性的团结和睦，但是种族差别和爱国偏见，阻碍了这种团结。阿布杜巴哈访问美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提前预测到了社会的大变动：“目前欧洲是一个火药库，一个火花将会点燃整个地球”，提醒美国人要提升“国际和平的标准”。阿布杜巴哈的演讲在当时的美国产生了很大轰动，《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等各大新闻媒体都以醒目标题纷纷报道，这也引起纪伯伦对他的好奇与关注，并由此逐渐产生了深深的敬仰和崇拜。
1912年1月19日，在一个特殊的安排下，纪伯伦终于有幸与阿布杜巴哈相见，并为这位他仰慕已久的伟大人物画像。那时纽约的人们刚刚得到“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噩耗。而在阿布杜巴哈准备启程到美国之前，曾有朋友为他筹集了足够的资金让他乘坐这艘处女航的豪华巨轮，但他没有接受，并选择了较慢的“雪得利克”号。“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在某种程度上给阿布杜巴哈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面对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纪伯伦完成了阿布杜巴哈的画像，当时很多围观的巴哈伊信徒们惊叹地声称纪伯伦已经看到教主的灵魂。这幅阿布杜巴哈的画像，也一度成为当时纽约和巴黎等城市著名的系列画展中的一部分。纪伯伦公开声称这幅肖像画是他最喜欢的作品，阿布杜巴哈是他最喜爱的素材，他把阿布杜巴哈的微笑描述为“带有叙利亚、阿拉伯和波斯的神秘”。在纪伯伦眼里，“他是一个伟大人物，是完美的典型。在他的灵魂里有整个世界。”甚至他认为阿布杜巴哈是上帝的显现者，是一位先知，为他打开了一扇门。尽管对于他的这种评价阿布杜巴哈后来是给予否定的。
纪伯伦的“先知”与阿布杜巴哈
《先知》被认为是纪伯伦步入世界文坛的顶峰之作的代表作，它的出版轰动了全世界。在这部作品中，纪伯伦塑造了一个充满挚爱和睿智的东方哲人的形象。对于这位“先知”，纪伯伦说过，“他是我的第二次降生，又是我的第一次洗礼。他是使我成为一个站在太阳面前的自由人的唯一思想。这位先知，在我塑造他之前先塑造了我，在我把握他之前先把握了我，在他站在我面前向我灌输他的情趣、爱好和主张之前，已先让我跟在他后面走了千万里。”尽管纪伯伦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所描述的这位“先知”就是阿布杜巴哈，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纪伯伦借这位先知之口所表述的许多深刻的宗教或哲学思想与阿布杜巴哈的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当谈论善恶问题时，阿布杜巴哈否认恶的存在，认为“人的一切品质和可赞的完美都存在着，是纯善的，而恶则不存在”，只不过是“善的缺乏”。纪伯伦的“先知”也这样教诲人们：“我能谈你们的善性，却不能谈你们的恶性。因为，什么是恶，不只是善被自身的饥渴所困苦么?的确，当善饿了，它甚至会到黑暗的洞穴中寻找食物；当它渴了，它甚至会从死水中取饮。”
而在他的另一个著名作品《人子耶稣》中，我们更容易看到阿布杜巴哈的影子。纪伯伦笔下的耶稣是“寄居于人的精神之中的上帝的光明”，从他的跟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光”，从他的嘴上可以看到“上帝的微笑”。纪伯伦曾道出，他对耶稣的描绘，其唯一模板是在1912年与阿布杜巴哈的相见所给予的灵感。阿布杜巴哈这样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纪伯伦，他感叹到：“我第一次看到如此高贵足以作为圣灵的储藏所。”与阿布杜巴哈的相见给这位诗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巴哈伊作家玛芝·盖尔(Marzieh Gaff)所写的《朱丽叶回忆纪伯伦》中也谈到阿布杜巴哈对纪伯伦作品的影响：“纪伯伦对阿布杜巴哈充满崇敬之情，他从对阿布杜巴哈的回忆中得到灵感而写成《人子耶稣》。他还想要写另一本书，关于中心人物阿布杜巴哈及同时代的人，但是在写之前他就去世了。”的确，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纪伯伦都和阿布杜巴哈产生了共鸣。如在男女关系上，阿布杜巴哈曾声称，如果人类要进步的话，男人和女人一定要平等地对待，在《人子耶稣》里，纪伯伦把男女平等这一思想作为其所表达的一个主题，认为夫妇之间“彼此相爱，却不要做成爱的系链。只让它在你们灵魂的沙岸中间，做一个流动的海。彼此斟满了杯，却不要在同一杯中吸饮。彼此递赠着面包，却不要在同一块上取食……要站在一处，却不要太密迩，因为殿里的柱子，也是分立在两旁，橡树和松柏，也不在彼此的荫中生长。”这种对于男女关系的理解是非常现代的，阿布杜巴哈的影子也是隐约可见的。
构建“爱与和谐”的世界
苏赫尔·布舍瑞(Suheil Bushrui)在他所著的《哈利勒·纪伯伦：人与诗人》中这样说：“关于纪伯伦，最值得注意的是他能调和不同的文化。他12岁就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但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价值观。通过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结合，在各自特定的意义上接受，从各自的力量上延伸，在这个过程中纪伯伦能产生‘爱与和谐’的(绝对)真理。”
在与纪伯伦会面后不久，阿布杜巴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他说：“所有神圣的显圣者已经声称宗教同一、人类一体。显圣者启示的基本真理是和平，这是所有宗教、所有正义的基础”。他还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人间爱与和谐的源泉”，“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上帝的仆人，同一个上帝统治全世界各国，并为他的所有孩子而喜悦。全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的头上都戴着人类的桂冠。”对于阿布杜巴哈的这种“地球乃一国，万众皆其民”的主张，纪伯伦是非常赞同的。他动情地说：“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所有的人类都是我的乡亲”，“我爱故乡，爱祖国，更爱大地”。在宗教同源、人类一体的基础上，纪伯伦开始精心构建自己“爱与和谐”的世界。他呼吁“雅典的女儿”、“罗马的姐妹”、“摩西的女友”、“穆罕默德的妻子”、“耶稣的新娘”，团结起来，携手共进。
纪伯伦的很多作品中，都流露着对和平的热爱、对战争的憎恶。在《泪与笑》中，他写到一条美人鱼发现一具死于战争的青年的尸体：“不是大海动怒，发了脾气，而是人类——他们自称为神的后裔——在进行残酷的战争，流淌的鲜血把海水都染成一片猩红。”为了拯救人类，纪伯伦提倡爱与美的人生，认为生命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而存在，就应当以互相付出和给予为前提，因为没有人能拒绝他人的施舍而独自生活，而给予的机会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你的后人。纪伯伦理想的人生境界是爱与美的统一，在他的思想中充分表达出了人类和谐、世界大同的愿望。
（此文原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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