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023

一晚上没整理动张居正改革，想修订洪武盛世又没什么感觉，发现好久没写修订了，于是顺手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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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中国的治国理念，历代以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概括，即外儒内法。这一点自古代以来，几乎就是公开的事情，比方说汉宣帝不满太子汉元帝的时候，就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但是很多时候，对这个论断的解释和理解，不同人体现出了极大地差异，甚至让人怀疑这些人看到的是不是同样的四个字。

最常见的一类解释是，所谓的外儒内法，指的是封建统治者一方面提倡教化，让百姓忍耐剥削，另一方面又使用严刑峻法控制百姓，压力镇压违背统治秩序的行为。笔者认为这类解释极其肤浅，肤浅地以至于很难想象这样一套理念，居然能过经过实践检验，获得古代统治者和广大百姓、士人的认可和接纳。

之所以有这种解释，可能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包括相当部分的搞学术的人）基本上将儒家与孔孟朱划了等号，又将严刑峻法跟法家划了等号，所以也只能进行这么肤浅的解释。

实际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直至清末，儒家按照先后顺序，至少有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晚明心学三个主要派别，而且还有两汉之交杂糅谶纬、南北朝时期儒道释融合、清朝汉学和宋学之争等学术支流。这些学派观点虽然都来自于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经典，但是彼此之间的解读和分析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套用欧洲中东语境的话，完全可以斥责对方为异端。如果硬要说其中的一成不变的地方，笔者认为只有一点，即对礼仪、礼制之类的在特定环境下极其死板的仪式化行为的高度推崇（这也是为什么玄学被划为道家而非儒家的原因）。剩下的各个学派之间的重合点，恕笔者眼拙，混在所谓的法家、道家、佛学之中，实在是挑不出来。

至于法家，虽然变化不如儒家如此反复乃至多样，但是也绝非一般人想象中的只有权术和法令之说。这也是笔者非常反感的一点，即用韩非子的观点去解释商鞅的变法，然后将韩非子这本书降格到君主论的水平，再用自己对君主论一知半解的了解和认识，去概括法家思想，即“教君主怎么既是一只凶猛的狮子，又是一只狡猾的狐狸，让人畏惧但是又被人敬仰”。六七百年前四分五裂的欧洲，特别是城邦小国林立的北意大利，所谓的政务无非是收税和宣战，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依附城堡的小农（农奴）和流转货物的商人完成，所以君主论才会只讨论君主怎么搞阴谋诡计，玩弄大臣与邻国。这一套理论放到古代中国，跑不快的君主早就被四起的流民剁碎了喂狗，跑的够快的君主也只能待在外地熬了十四年不敢回京城。

法家的思想逻辑看上去非常复杂，但是理清脉络之后却非常简单，即如何实现富国强兵。战国时期兼并战争兴起，诸侯为了存活必须要实现富国强兵。几乎所有的当时实现富国强兵的观点，都要求变基于周天子的分封制为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土地私有制，即变法。为了推动变法，进行彻底地变法，在与周边诸侯的战争中取得上风，就必须要极大地将百姓行为与国家意愿绑定，而经过各国实践，商鞅取自管仲而来的“利出一孔”策略最为有效，即耕战。同时，也对君主的个人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新的要求，所以才会有韩非集大成之后流传下来的法术势、赏罚二柄等观点。

所以，基于笔者的水平，对于外儒内法的理解，至少要达到以下三点才可以。首先，外儒内法的核心是实现国家富强，而实现国家富强的方法，即政治上坚定维持基于地主土地私有的古代大一统帝国的国体以及基于皇帝制度的高度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政体，经济上坚定的维护符合地主利益的土地私有制和获取财富的耕战策略，其他违背这一逻辑和理念的行为都要被制止和打压。

第二，儒家之所以能够融合其中，不是因为儒家教化百姓容忍剥削（此种观点置孟子于何地？），而是因为儒家学说符合国家富强这一目标。比方说礼仪教化有利于强化君权，定于一的理念高度契合国家统一，仪式感可以增强国家凝聚力。关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分析，详见笔记西汉部分的分析，这里不再详述。

第三，外儒内法这一套理念，也是一个动态变化和调整的过程。至少从西汉到唐朝，这一套理念被非常严格的执行，而这一时期也是古代中国中原政权相较于周边政权最为强势的时期。但是经过了晚唐五代的战乱，作为中原政权的北宋只能实现局部统一，耕战策略被也逐渐废弃；这两者互为因果。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除了时代背景以外，还跟古代中国逐渐扩张到极限有关，战争掠夺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富而更像是防止被入侵的自卫手段，即实现了在所谓的汉地十八省建立稳定的直接统治，臣服满蒙藏回地区并进行羁縻。

理解到这个水平，就可以很容易地看明白很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最起码的，讲到这个水平，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古代中国人就信或者用这套理论，无论才智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