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故事解读的另一视角
——清代诗人黄恩彤《昭君咏》评析
作者：魏伯河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国学研究所 山东济南 250031）
编者按
魏伯河（1953—），山东宁阳人，曾任宁阳一中语文教师、校长兼党总支书记，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7年离岗后受聘于山东外事职业大学（原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任党委宣传部长、国学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传承，侧重于《文心雕龙》和齐鲁文化研究。对宁阳历史文化亦有较广泛深入的研究，曾主编《泰安区域文化通览·宁阳卷》，点校整理清代各版《宁阳县志》，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本公众号将选择若干篇陆续发布，以飨读者。
本次推出其论文《昭君故事解读的另一视角——清代诗人黄恩彤《昭君咏》评析》。
［摘 要］清代诗人黄恩彤的《昭君咏》是一首角度新颖的诗作。作者从历史事实出发，从人物性格分析着眼，指出昭君出塞不同于西汉前期的“和亲”，导致昭君最终被遣的主要原因是汉元帝性格的优柔寡断，这对昭君题材诗歌的主题是一个拓展。此诗实为一篇诗歌形式的史论，是史学与文学联姻的产物。在今天的昭君文化研究中，区分历史的昭君与文学的昭君是必要的，在具体的研究中也应各有侧重，但二者之间很难截然分开，因此我们对历史的昭君与文学的昭君应该同样重视，对相关的资料也应该同样珍惜。
［关键词］《昭君咏》；黄恩彤；性格悲剧；历史与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8）03—0001—07 doi：10.396/j.issn.1672—8610.2018.0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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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昭君故事自西晋至隋唐已成为诗歌吟咏的一个传统文学题目，名篇佳作代不乏人。诗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写出大量的诗篇，或对昭君的遭遇一洒同情之泪，或对汉朝的和亲政策表示不以为然，或对画工毛延寿等人的贪财作弊义愤填膺。概而言之，大 抵 不出怜远嫁、恨不遇、怨君王、思中原、憎画师的范畴。到了宋代，昭君诗的主题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格调也由单纯的哀怨变得刚健起来。昭君的被遣，被认为是由于“貌美性洁，耻赂画工”，她的成行，是“远嫁异域，唯忠与义”。这时，“从泪眼低垂到慷慨悲歌，传统昭君诗中对个人命运的哀怨之情终于为家国天下的雄壮志意所替代，昭君从一位女性的小我中跳出来，融入士大夫平天下的大我中，昭君的悲剧于是成为一幕崇高的悲剧。”［1］不仅如此，在宋代一些诗篇中，还产生了类似于爱情至上主题的萌芽，甚至民族差异也让位于爱情，出现了“莫论胡汉，唯在知心”的观念。如王安石（1021—1086）《明妃曲》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2]113，吕本中（1084—1145）《明 妃》诗 “人生在相合，不论越与秦”[3]18047等，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观念自然与诗人们的个人遭际、与北宋时的社会环境和内外局势直接相关，但在昭君诗主题的发展上无疑是一个跨越。尽管后来从南宋至明清都有人借此对王安石大肆攻讦，说他“忽夷夏之大防”“薄君臣之大义”，却不能遮蔽其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元代以后戏曲小说中的昭君故事，更是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增加了曲折的情节，从不同方面寄寓作者的情怀、铭刻上时代的烙印，但也离本事和本义渐行渐远了。从文学的角度看，尽管这 些 作品与历史的真实不无违拗，却进入文学真实的领域，自有其存在价值，同样属于我们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近百年来，昭君故事被赋予民族团结的重大主题，受到更多重视，早已成为文化热点之一，正不断发扬光大。
生活于十九世纪的清代诗人黄恩彤（1801－1883）的长诗《昭 君咏》[4]卷三主要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对昭君故事从另一视角做出了颇有新意的解读，是研究昭君文化的一篇有用资料。但因黄氏为近代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其数百卷著作长期以来仅以抄本或家刻本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目前存世甚少，一般研究者难以寓目，此诗自然也未引起注意。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鲁歌等编注）是收录咏昭君诗词比较丰富的，但该书不仅正文中未收此诗，所附存目中亦未提及，可见此诗的确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笔者在整理《黄恩彤文集》 （全四册，齐鲁书社即出）过程中发现此诗，特进行评析推介，供研究昭君文化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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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君咏》原文点评
黄氏此诗载于其诗文集《知止堂集》卷 三，为五言古诗，长八十句，计四百言；前有小序，揭示主旨。序云：
自晋以来，为昭君诗者众矣，大抵闵（悯）
其出塞之苦，或谓汉家长策在和番，或讥其不能制夷狄，皆未明乎当日之时势也。余 考 元帝时，匈奴衰弱久矣，呼韩款塞，稽首来庭；又新斩郅支，威震绝域，汉之安边制狄，固无藉乎昭君也。单于求为汉婿，特欲倚汉女为重，非有要挟；即不予女，或别选一良家女子不及昭君者予之，应无敢桀。乃元帝不忍予 而 卒予之，正其优柔不断之一端尔。因为此诗。
这篇小序先简要回顾了历代咏昭君诗的主题，指出多与当时实际的时势不合。黄 氏本人为文史名家，对汉史尤为熟稔，著有《两汉史断》《鉴评别录》等专著，因而他的立论，主要是从史学的视角着眼的。他指出：当 时汉匈局势，并不像西汉前期那样是匈强汉弱，而是已经转变为匈弱汉强。呼韩邪单于之求为汉婿，意在倚以为重，并非强为要挟，无论元帝给不给他女人，给他一个怎样的女人，他都不至于桀骜不驯、横生事端。至于元 帝 见到王昭君的美貌心有不舍，却依然将其赐给呼韩邪，只不过是他性格优柔寡断的结果，并非有什么靖外安内的大局考量，也不单纯是刻薄寡恩，因为昭君入宫多年未获恩幸，若非此番远嫁，也只能继续原来的命运，本来就没有什么恩义可言，对此不必过度解读。
下面将原诗分为三段，分别录出，并略加点评：
第一段，回顾汉初以来与匈奴和亲的过程，揭示今昔形势的迥异。
曲逆奏奇计，图画眩阏氏。奉春建和亲，贵主悦胡儿——是时冒顿强，中国新疮痍；欲以一女子，息彼十万师；靖外以安内，含垢未可訾。厥后卒不遣，秘议空 尔 为。武 皇 奋 天讨，卫霍驱熊罴：东封狼胥颠，西涉余吾湄；左肩解玄菟，右臂断焉耆。四海坐困敝，万幕纷崩离。三传逮孝元，蒙业奠北垂：南 面 朝 呼韩，唾手诛郅支；是时稽侯狦，保塞不敢窥。叩头贺正旦，五体投丹墀。朝罢谒典客，通译前致词，自请托汉婿，天子闻解颐。入宫坐甲观，批图选娥眉；置美取其丑，颇异平城时。
“曲逆”指陈平（？—前178），刘邦谋士。刘邦平城之围时，陈平献计遣人用美人图和大量金珠宝贝游说阏氏，称冒顿可汗攻汉意在得此美女。阏氏顿生醋意，遂说动冒 顿 敞开包围圈一角，使刘邦君臣得以脱险。陈 平被封曲逆侯，后位至丞相。“奉春”指娄敬（生卒不详），刘邦谋士。因建议刘邦建都长安，被赐姓刘，拜郎中，称奉春 君。平城之围前，曾建议刘邦不可轻敌冒进，被关押；平成脱险后，被封建信侯。他首建和亲之策，使汉朝得到了休养生息。黄恩彤认为，那时匈强汉弱，尽管和亲不是什么体面的事，但为了靖外安内的国家大局，也无可非议。虽然刘邦 最 后没有按娄敬的建议派出长公主（即贵主）去和亲，而只是派出“宗室女”，也没有完全达到娄敬所预想的效果，但和亲政策却一直维持到武帝初年，对缓和西汉和匈奴之间的矛盾、对维持两国人民的生活安定，毕竟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是无可指责的。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通过几次大规模征讨，使汉匈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到了汉元帝时，匈奴则由于内乱频生而进一步衰败，呼韩邪单于为取得汉朝的支持，诚意来朝，自请为汉婿；元帝则可以按照图像随意选宫女（“置美取其丑”，不是选美，而是选丑）赐予，和平城之围后最初和亲时唯恐冒顿不称意而精心选美、选贵已经完全不同了。
第二段，写昭君被遣的原因和经过。
昭君良家子，秾华掩兰芝，玉貌自矜重，金钱寡所遗。贱工弄狡狯，颠倒东 西施。画堂空望幸，辇路苍苔滋；可怜守宫血，斑斑渍凝脂。一朝天子召，永巷 生光仪；掖庭赞上谒，娥娥天人姿。至尊重犹豫，左右皆狐疑：怪彼画中姝，异此阶前姬。邦媛不世出，别选乃其宜。单于附外臣，喘汗惊天威；但得汉女重，敢争妍与媸？取决在俄 顷，片言立转规；奈何竟遣去，掩面从此辞。黄沙凋朱颜，青冢薶香肌；至今听琵琶，泪下如绠縻。
称昭君为“后宫良家子”，是据史书记载，也说明昭君当时只是普通宫女，既非宗室之女，也不在妃嫔之列；与西汉前期派出公主或宗室女与匈奴联姻不同，她只不过是大汉天子赐给匈奴单于的一件礼物而已。称昭君因“矜重”不赂画工，被“颠倒东西施”，故意画得丑陋，导致长期未获召幸，因而被选赐单于，远嫁朔漠，则是采取了葛洪（284—364）《西京杂记》的说法。昭君被召上殿后，君臣们才发现她是一位绝代佳人；在此情况下，“别选乃其宜”，元帝本可另遣他人，此时的呼韩邪是没有挑拣余地的，元帝却未能及时决断，终于导致昭君远嫁。在黄恩彤看来，昭君出塞无关汉、匈之间的强弱对比，无关靖外安内的军国大计，也未必是因为“重信于外国”（《西京杂记》语），只能说是一场人物性格的悲剧：昭君的“矜重”、画工的贪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根本的原因则是元帝性格的优柔寡断！他是唯一能改变结局的人，本可以“片言立转规”，却没有做出改变的决断，以致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这对昭君题材的诗歌创作主题显然是一个新的开拓。至于“黄沙凋朱颜，青冢薶香肌；至今听琵琶，泪下如绠縻”几句，固然未能跳出历代文人骚客此类作品的窠臼，但其对昭君的同情，却借此得到了宣泄。
第三段，抨击元帝的性格缺陷和治国无能。
元帝本优柔，太阿不自持；萧、周夙所重，甘受恭、显欺。一女何足道，寡断乃若斯！耳目蔽房闼，氛雾充帘帷。觌面弃绝代，事后枉见思；纵杀百延寿，出塞安可追！
“太阿”，本为宝剑名，喻指权柄；“太阿不自持”，指元帝受制于宦官和外戚，闭目塞听，沉湎于房闼帘帷之中，不能有效掌握朝廷实权；萧周，指萧望之和周堪，二人均为元帝师傅，素为元帝所敬重，萧望之官至丞相，周堪官至光禄大夫，却均受制于擅权的宦官弘恭、石显，未能发挥应有的辅弼作用。元帝 此 时见到王昭君佳人绝代，心生悔意，却因优柔寡断而与其失之交臂；事后纵然杀尽画工，也已无济于事了。这与历来“怨君王”的主题明显不同，已不是昭君对君王有所怨望，也不是对帝王刻薄寡恩的一般性批判，而是作者对元帝这一特定人物的特殊性格进行的深入剖析和直接论断。也就是说，在黄氏看来，是人物性格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决定了事件乃至历史的走向。作为君主的元帝，性格优柔寡断，其失误当然不止于这次的失去昭君，更大的过失则是因举措屡屡失当，导致西汉的由盛转衰。对此，黄氏在《两汉史断》[5]《鉴 评 别录》[6]中多有批评。这里反映的元帝性格柔弱之“一端”，与其一生行事是不可分的，而这种批评的态度，也与黄氏对元帝的一贯认识和评价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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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昭君咏》写作背景
黄恩彤，原名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秀野亭生。山东省宁阳县添福庄人，出生于耕读之家、书香门第。他在道光二年（1822）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成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从此走上仕途。累官至广东巡抚。
黄恩彤因曾参与签订《南京条约》及后续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等，在近代历史上扮演过一个尴尬的角色，在现代以来的某些有关著述中，有时甚至被直接冠之以“卖国官吏”的恶名。其实，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就会知道，黄恩彤之参与签约，属于在英军兵临城下、议和决策已定情势下的“临危受命”，不应由他承担“卖国”罪责；在具体的谈判过程中，他曾一再据理力争，为中国挽回了不少实际利益。此外，在刑部任主事、郎中，在江南任盐巡道、江苏按察使和后来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期间，他无不精心施政，所至有声；作为学养丰富的学者，他一生手不释卷，勤于著述，留下了等身著作。综合来看，他既是传统儒学陶冶出来的士大夫，又是较早接触洋务、睁眼看世界的先驱；既是施政有方的官场能吏，又是治学有成的文史名家。在他身上，几乎集合了全部的传统道德，堪称修齐治平理想的忠实践行者，只不过因生逢末世，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被直接卷入对外交涉的漩涡之中，才历经荣辱进退，走过了一条因时而变、与世浮沉的曲折人生道路。[7]
这首《昭君咏》应该写于他在刑部时被派任热河都统衙门理刑司员期间。据《清史稿·刑法三》：“热河都统衙门特设理刑司，刑部派员听讼，三年一任。”[8]4213该司协助都统处理满、蒙诉讼事务，黄氏作为刑部特派专员，得以常去蒙古地区查办案件，自然是有机会凭吊昭君墓的。据《清史稿·黄恩彤传》：他在担任此职期间，执法严明，清廉自守，曾“却翁牛特蒙古公贿，黜其爵”；“佐理三载，蒙民悦 服，代归，送者络绎过广仁岭，谢遣始去”[9]11515。在昭君墓前，作为一名汉族出身的官员和长于吟咏的诗人，他发思古之幽情，怜昭君之远嫁，留有诗篇，是很自然的。对汉史的熟稔，则使他将悲剧的根源归因于元帝之优柔寡断，乾纲不振，得出了不同于历代诗人的结论。
黄氏诗中“一女何足道，寡断乃若斯”之句，或许会被理解为他对昭君出塞的积极作用缺乏起码的认识。其实，从昭君当时 的 地位仅是一名普通的宫女来看，对于元帝和汉朝，本是无足轻重的。元帝既然打算满足呼韩邪欲为汉婿的要求，昭君不去，也会派遣其他的宫女前往，因为类似的宫女在皇宫中数以千计，多一个少一个，的确是“不足道”的。当然，昭君之出塞，客观上对汉匈民族和睦相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换取了数十年的边境安宁，具有历史眼光的黄恩彤，对此并非视而不见的。在他的历史著作《鉴评别录》卷七里，黄氏对此一事件的评论，就涉及昭君出塞的历史作用。他写道：
汉自高祖九年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冒顿单于、文帝复以宗室女翁主为老上单于阏氏而不能止其侵盗者，匈奴方盛，汉惮其强，纳女以媚之也。兹以王嫱予呼韩邪单于，而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者，匈奴已衰，臣服于汉，赐女以亲之，出其望外也。同一予女，而前后时势顿殊矣。是时天子以边尘永息，为之改元“竟宁”，昭君之所系，亦重矣哉！[6]卷七
把这段评论与《昭君咏》结合起来 阅 读，可以更清楚、全面地了解黄氏对昭君故事的观点。同时会发现，他的《昭君咏》，其实是一篇诗歌形式的史论，是史学与文学联姻的产物，属于诗歌分类中咏史诗的范畴。
三、《昭君咏》取材探讨
三、《昭君咏》取材探讨
黄恩彤作为博览群书、对历史深有研究的学者，对此前有关昭君的各种记载，肯定都已熟知。写作此诗时，他面对纷繁多歧的材料，在取舍上，是很有分寸的。
昭君出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班固《汉书·匈奴传》对此有过比较翔实的记载：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壻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10]3803
《汉书·元帝纪》亦载有此事，更为简略。这些记载证实了昭君出塞的真实性。《匈奴传》后面还记载了昭君在塞外的经历，她被封为宁胡阏氏，与呼韩邪单于生有一子伊屠智牙师；呼韩邪死后，按匈奴风俗，又成为继位者——呼韩邪大阏氏之子复株累单于的阏氏，与其生有二女。但史书只作客观记述，不带感情色彩，也不重视细节，关于元帝为何将昭君而不是别人赐予呼韩邪，未作任何交代，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问世较早而各自成说的昭君故事主要有两个。其一为托名蔡邕的《琴操》一书所载的《怨旷思惟歌》。在这篇文字里，昭君出塞被演绎成了一个委婉曲折、颇为引人的故事：
王昭君者，齐国王穰女也。昭君年十七时，颜色皎洁，闻于国中，穰见昭君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以其有异于人，求之皆不与，献于孝元帝。以地远既不幸纳，叨备后宫，积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元帝每历后宫，疏略不过其处。后单于遣使者朝贺，元帝陈设倡乐，乃令后宫妆出。昭君怨恚日久，不得侍列，乃更修饰，善妆盛服，形容光辉而出，俱列坐。元帝谓使者曰：“单于何所愿乐？”对曰：“珍奇怪物，皆 悉 自 备。惟妇人丑陋，不如中国。”帝乃问后宫：“欲一女赐单于，谁能行者起！”于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备在后宫，粗丑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得行。”时单于使者在旁，帝大惊，悔之，不得复止。良久太息曰：“朕已误矣。”遂以与之。昭君至匈奴，单于大悦，以为汉与我厚，纵酒作乐，遣使者报汉，送白璧一双、骏马十匹、胡地珠宝之类。昭君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心念乡土。乃作《怨旷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爰止，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云，获倖帷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颉颃。虽得餧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子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单于举葬之，胡中多白草，而此冢独青。[11]315—316
这一故事无论考之正史，还是揆诸情理，不可信之处甚多。昭君出塞后的经历明显与正史不合；说昭君明明有机会面见皇帝而因“心有怨旷，伪不饰其形容”也不合情理；至于说皇帝赐予单于宫女还要征求意见自愿报名，更属不可思议。而最后结局，把继位者说成是昭君之子，并且其子欲“为胡”即按胡俗以母为妻，导致昭君吞药自杀，则既不合于史书记载，更不合于情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故事，情节完整，脉络清楚（其中保存的诗歌也颇富文采，据其中“翩翩之燕，远集西羌”之句，可判定为东汉时作品），不妨作为纯文学作品看待。
其二是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中题为《画工弃市》的有关记载：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
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12]9
葛洪在《西京杂记跋》中自述其书资料来源，称本书材料来自刘歆（前50－23）所撰之《汉书》草稿［12］45，其托古之意一望可知。古人撰述，每托古 以自重，小说杂传类书籍尤甚。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书一定就是伪 书，材料全不可据。余嘉锡（1884－1955）《四库提要辨证》经过综合考证，认为《西京杂记》为葛洪所撰无疑，书中所言元帝以昭君故杀画工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樊育等史事，“皆必出于两汉故老所传，非六朝人所能凭空伪造”。［12］53－59在笔者看来，葛洪所说材料来源虽不可信，但其所载昭君所以不得元帝宠幸而远嫁匈奴的原因，以及画工毛延寿等因贪贿被汉元帝所杀之事，都是合乎情理的，应视为取源于汉人遗闻轶事而为东晋人所记录的基本可信的史实，与《琴操》所述相比，显然更为可取。至于这一导致“京师画工于是差稀”的屠杀何以不见于正史，或应归之于史书为尊者讳的传统吧。
这样看来，黄恩彤此诗的取材，除了正史之外，采信了葛洪《西京杂记》的记载而没有采信托名蔡邕的《琴操》的记载，并非随意而为、信手拈来，而应是经过比较而决定取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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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的昭君与文学的昭君
本文评介黄恩彤的《昭君咏》，指出其主要从史学的视角立论，在取材上也以正史和较有价值的笔记史料为主，并不意味着贬抑那些与历史事实不合而由文人创作或民间“层累地”形成的作品。以黄氏的《昭君咏》来说，尽管其史家的口吻浓郁，但毕竟又是一篇文学作品，其作为史家的个人见解还是借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达的。他把昭君被遣主要归因于元帝的性格弱点，与文学批评也自然发生了关系。这涉及了怎样认识和对待历史的昭君和文学的昭君这样一个问题。
如所周知，我国传统文化是文史不分家的，但不分家并不代表彼此没有分工。例 如《史记》中的许多篇章被人们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和赏鉴，但它首先还是史书。即以昭君故事而论，历史的昭君自然是文学的昭君的基础，但文学的昭君早已突破了历史的昭君的局限，甚至仅将其作为一个素材或由头，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创作。无论怎样改编，文学的昭君总还保留着历史上昭君的基本元素或影子。二者既有明显区别又紧密联系、互有交叉，已无法截然分开。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昭君文化，对历史的昭君与文学的昭君应该同样重视，对相关的资料也应该同样珍惜，而不必拘执于一面，以历史的昭君否定文学的昭君，或者以文学的昭君否定历史的昭君。因为只有彼此的互相印证和相得益彰，才可以使源远流长的昭君文化继续发展，在新的时代里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但在每一项具体的专题研究中，笔者以为，还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界限，即所研究的是历史的昭君还是文学的（包括民俗的）昭君，不应将其混为一谈，否则就可能越说越不清楚。此为连类而及，无须申论，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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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解婷婷．昭君诗的唐宋之变［Ｊ］．东方论坛，2018（1）．
[2]（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 集［M］．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
[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清）黄 恩 彤．知 止 堂 集［Z］．咸 丰 九 年（1859）编 定，光绪六年（1880）家塾刻本．
[5]（清）黄恩彤．两汉史断［Z］．咸丰三年（1853）编定，光绪 三十一年（1905）家塾刻本．
[6]（清）黄恩彤．鉴评别录［Z］．同治九年（1870）编定，光绪 三十一年（1905）家塾刻本．
[7]魏伯河．晚清黄恩彤从政及学术活动述略［Ｊ］．当代教育科学，2016（S1）．
[8]赵尔巽等．清史稿［C］／／刑法三．中华书局，1977．
[9]赵尔巽等．清史稿［C］／／黄恩彤传．中华书局，1977．
[10]（汉）班固．汉书［C］／／匈奴传．中华书局，1983．
[1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Ｍ］．中华书局，1965.
[12]（晋）葛洪．西京杂记［Ｍ］．中华书局，1985.
（本文刊于《语文学刊》2018年6月 第38卷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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