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肠的施蒂纳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把别人仅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剥削别人,结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资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穷人却只能她强活命。”?——恩格斯
下面介绍主角的舞台,市场。
某甲种玉米,某乙种花生。某甲用自己吃不了的玉米,在市场上换某乙吃不了的花生。于是两个人都能吃到玉米和花生,都觉得特幸福。这就是稳拿经济学描绘的市场。对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品——劳动力,只字不提。小农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并没成为商品,小农到这样的市场互通有无。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市场也就成为劳动力最主要的集散地,怎么能不提劳动力这种商品呢?
稳拿经济学追求帕累托最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资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紧缺资源获得最大价值。稳拿经济学认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在市场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
自由市场会导致帕累托最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帕累托最优,却不是多数人之福——既不是卢瑟之福,也不是稳拿之福。
产和劳动力在市场成为交易中对立的双方,产支付劳动力工资,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产获得剩余价值,劳动力获得工资(或者,地主获得地租,农民获得余下的粮食)。如果劳动创造的价值固定,那么产和劳动力之间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产获得最大幅度的利用的时候,也就是产获得最大收益的时候,换句话说,就是工资被压到最低的时候。
因为自由的市场最终会造成财产的高度集中,导致天下大乱。而每次天下大乱以前,社会都处于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不伤害地主的利益,农民就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就要死于饥寒交迫——这时农民就不再尊重市场交易规则,采用暴力推翻产的权威。市场会促进产的增殖,最终导致产高度集中。这些产对社会总产品有极大的分配权,这些产的化身就是稳拿。相对稳拿的卢瑟,数量众多,却只有极其有限的分配权。
亚当斯密提出,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只要自由放任,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最终就将实现全社会的富足。科斯提出只要产权明晰,把一切交给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发挥作用,然后就能建立安宁祥和的社会,一切都会万事大吉。
在斯密的时代,正是大饼迅猛变大的时代。那时资本主义刚刚登场不久,每一个资本家的资本量都很小,社会中还有大量封建残余。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正在经历第一次产业革命,从手工作坊向大工厂过渡,劳动者还有自己当小老板或者去当雇佣工人的选择。那时对产来说最有效率的自我增殖的手段是发展生产,资本主义相对封建残余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所以这样说并不为过。经过二百多年以后,到今天还这样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扯淡了。
稳拿经济学提出只要交易就能改善全社会的福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经济学家吃狗屎的故事。两个经济学家各吃一堆狗屎,于是按照稳拿经济学定义,为全社会增加了一亿元的福利。
卢瑟经济学认为改善福利的过程复杂得多。价值来自生产劳动,市场并不创造价值。个人也许可以通过炒房子炒地皮获得极大的收益,但是社会总体生活不会改善,因为总消费品的量无论是产量,还是销售量并没增加。如果我们把社会总产品看作一块大饼的话,那么全社会的富足要求多数人能分到的大饼的量更多。这可能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大饼更大;第二、多数人有权获得的大饼的比例更高。
多吃一点大饼的可能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大饼更大了。第二分割的比例更大了。个人不在乎大饼是否更大,只要自己能吃到更多就行。所以,就可能存在整体萎缩,个体变大的情况。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可以参考囤积居奇、倒买倒卖,这种很常见的行为。从个人来讲,创造围城中的面包可以创造最大价值。从全城来讲,这样的行为很显然并不能让多数人吃得更好。事实上,大多数人会吃得更糟。
改善所有人的福利并不是市场可以确定效应,市场中唯一可以确定的效应是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简单地说,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越有钱的人越容易赚钱,钱具有自我聚集的能力。相比之下,穷人糊口都难。
只要交易就存在马太效应,就能改善稳拿的福利。是否改善全社会的福利,则不得而知。是否改善卢瑟的,更不得而知。使一方致富未必会使整体致富。实际上一方的在交易中占便宜之后,必然会收购产权,通过控制产,不断抑制另一方。
如果承认市场是交易,那么就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交易未必平等,就要考虑到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影响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的因素,第一是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第二是对成交的渴望程度。一无所有的卢瑟,数量众多,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卖出去就没有晚饭,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自然不可能有很强的讨教还价的能力。
地主认为农民的劳动就值这点钱,自己的土地更值钱,农民为了糊口只能接受这点钱。虽然农民对自己劳动的主观评价很高,未必能实现交易的价格。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不止这点钱,可是糊口要紧。反过来,如果地主觉得交易对自己不利,完全可以放弃交易。农民无地可种,饿死或者接受地主提出的租子,只有两种选择。农民是自愿的,也是无奈的。
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想过难关,就要向地主借粮,或者廉价出售自己有限的土地。这个时候,则是眼下的粮食值钱,未来的粮食、土地不值钱了。农民可以觉得自己的土地比地主粮食更值钱,可以不向地主借粮,不过农民肯定比地主先饿死。
不论哪种情况,只要不想饿死,就要接受地主提供的价格,或者说极其苛刻的条件。平时提高租子囤积粮食,灾荒时用粮食廉价收购土地,这是中小地主常用的手段。他们拥有的产,给他们躲闪腾挪的空间,而农民则只有接受他们提出的价格。
相比地主,农民在丰年收获的粮食越多,在灾年他们的地位越不利。丰收会提高地主的地租水平,也会使地主有更多的粮食收购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地位不断下降:丰收时地主租子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活改善有限;歉收时为了糊口,不得不出售自有田产,或者向地主借高利贷。
最终的趋势,一面是小地主变中地主,中地主变大地主;另一面则是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逐渐变贫农,贫农变佃农、雇农。
这是很典型的马太效应。
这也是《资本论》想说明的事情之一: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资产越多,工人与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差距不断拉大,最终成为资本的奴隶:死劳动(工人以前创造的剩余价值)牢牢抓住活劳动(工人)。
哪个阶级掌权,哪个阶级就把对自己最有利的经济模式解释为有效率的。稳拿经济学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其实就是产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之中获得最大份额。帕累托最优保证的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充分利用,换句话说,在总分配中获得最大价值。市场中短缺的永远是产,而不是劳动力。(具体原因,后面会谈。)因为稀缺的永远是产。
从另一个角度看,帕累托最优也就意味着,产获得最大收益,稳拿拿得最稳,卢瑟输得一干二净。这时往往酝酿社会矛盾极度尖锐对立。一块大饼,在各个阶级之间分割。不伤害某一方,不能改善其他人的境遇,就算帕累托最优。
谁再说只要发挥明确产权和自由市场,就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全社会之福。大可告诉他,历史上每次农民战争之前,都是帕累托最优。这样的情况在正常的时期也许能维持,但是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比如明朝末年的满洲入侵和气候异常,农民的份额就不足糊口了。这时就面临三个选择:地主阶级自动牺牲一部分大饼让给农民,农民自己饿死,农民铤而走险。如果地主阶级不能选择第一种的话,往往就要面临第三种结局:不伤害地主阶级,农民怎么活下去,不会有人选择主动饿死。帕累托最优的,未必是多数人之福。
从前文产的追求中就可以看出,产为了自我增殖不择手段。所以自由市场下,看不见的手可能提供的东西有很多,能确定的却只有马太效应。而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也是马太效应发挥到极致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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