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发于2009年8月14日
通讯员武海波 孙九川 郭鹏 记者李建成
“有'化瓜’现象,不是瓜的品种有问题,就是棚内温度过高……要适当放风,给棚内降温,再就是进行人工授粉……”8月11日下午3时,王文泽躺在床上,拿着手机给新拨乡岱尹下村的付金龙讲解蔬菜种植技术,话语略显含混、吃力。
自打6月7日从县医院出院回家,王文泽家的电话就成了“农技咨询专线”。可电话那边的农民朋友哪里知道,王文泽不久前才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3月12日,王文泽在广发永乡协力永村讲解“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时,突发脑干出血被送进医院,在医院和自家床上一躺就是5个月。
这期间,王文泽仍坚持尽己所能为农民服务。从1980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已在农业技术推广一线奔波了30个年头。乡亲们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乡亲们。
“小王”变“老推”
“远看像卖炭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农技推广站的。”这句顺口溜儿形象概括了农技推广人员的清贫与艰苦。可王文泽在两次面临工作变动机会时,都放弃了,甘愿做个“老推”。
王文泽所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位于我省最北部,处于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的过渡地带,海拔在700-2000米之间,由于地处高寒,无霜期短、海拔差异大,农业种植有很多特殊要求。围场是个农业大县,农业人口比例达87%。这就意味着,要发展县域经济必须搞好农业,而搞好农业的关键是针对地理、气候等特点采取适用的农业技术。
1980年,25岁的王文泽从承德农校毕业,被分配到围场农业局。同事眼中的“小王”“认真、踏实、有股子'钻’劲儿”,很快就能在一线独立开展工作。而他讲的农业技术课,更为农民们称道。用龙头山乡小锥子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峰的话说,就是“没废话,净干货,一听就懂、一用就见效”。
讲生物防治,他跟农民说:“生物防治就是不用花钱买农药,用身边常见的植物来防治害虫。比如,栽葱时,把大籽蒿(一种当地常见的蒿草)切成小段,埋插到垄中,这样,葱不着虫,长势好、口味也好。”
如何解决重茬种植胡萝卜长水癞的难题?他说:“种葱头。葱头有杀菌功效,用它换茬,下一年再种胡萝卜,就不会再长水癞。”
葱头产量高,市场又好,综合效益与种胡萝卜持平。新拨乡二道河子农民赵志会说:“他说的真管用,这样换茬种,年年都有好收成。”
在小锥子山村,最初王文泽是在村党员活动室讲。能容纳60多人的屋子,常常人满为患。后来,干脆把课堂挪到院子里。他在月台上讲,一讲就是3个多小时,赶来的农民越聚越多,大家兴致勃勃地听,不时还提出问题。他总是三言两语就回答得清清楚楚。再后来,讲课现场架设起大喇叭,让全村各个角落、甚至田间劳作的人都能听到。
常年田野奔波,他变得又黑又瘦;他衣着简朴,不爱言说,往农民堆儿里一站,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可是一讲课,他马上像换了个人,口若悬河、神采飞扬。
正是觉得自己对农民有用,王文泽舍不得离开农技推广岗位。1985年,农业局办公室曾经需要一名秘书,他思忖再三,没有去。1995年,农业局推荐他到乡镇作领导,他又一次谢绝。
每年,他下乡时间都在150天以上;多年来,他足迹遍及全县37个乡镇、312个村,累计办班上千次,培训农民10余万人次。
要让农民听得省力,先要自己多费力
王文泽讲解农技,往往三言两语就破解了生产难题。可很少有人知道,他背后为此付出的辛苦。
推广一项技术,要让农民愿意听、听得懂,先要自己练“本事”。
1985年,王文泽听说芥蓝菜子有市场,便在母亲和妻子的责任田里试种了6亩。对于种这种“没听说过”的蔬菜,妻子不理解,邻居说他“瞎胡闹”。
由于天旱,6亩芥蓝基本绝收,当年借钱投入的2000多元钱打了“水漂”。那时,他的工资仅每月40多元,够他还好几年的。
类似的失败有好多次,他没有退缩,只是默默地不断改进、完善、调整方向。
1989年,他又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试种地膜土豆。有人笑他“给田地盖被子”。可到秋天收获时,人们开了眼:一犁挑开,白花花的土豆又多又大,别人家亩产1000公斤,他家亩产2500多公斤。
乡亲们说:“王文泽还真有两下子,明年我们也这么种。”
围场地理位置特殊,气温过低而降雨量较大,容易引发马铃薯晚疫病。一旦大面积发病,对于几十万亩的马铃薯种植大县来讲,损失不堪设想。
为有效防治马铃薯晚疫病,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王文泽从防治时机、药剂搭配、操作方法等方面潜心研究,日复一日地观察、比对,并向国内业界专家不断讨教,最终整理出一套防治方法。2007年,在他的技术支持下,大头山乡贺家营村建立起500亩防治晚疫病示范园区,疫情来临时,园区外的土豆,干瘪枯黄、一片死秧,而示范园区内的土豆,则是生机盎然。事实面前,他的防治方法终于得到农民群众认可,得以推广,并见到成效。他的论文《马铃薯晚疫病综合防治》,也在亚洲土豆联合会议上交流,使这项技术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活财神”的清贫与富有
王文泽在围场有个响当当的绰号——— “活财神”。可当笔者走进他家时,却没看到一点财神的影子。王文泽的家是几间平房,一进门,右侧一排堆放杂物的柜子,一直顶到屋顶。走进去,对面是简陋的、昏暗的厨房,右侧就是他和妻子的卧室兼客厅:十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一张铁架双人床,一个破旧的长沙发,见缝插针摆放了几件家电。
妻子王桂珍在前些年“农转非”后,没有固定收入,一度靠捡破烂补贴家用。靠着微薄的收入,既要供儿女上学,又要赡养老人,还要负担一家的日常开销,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苦。妻子说:“他整天在外面跑,顾不得家里,如果他用技术自己包地搞种植,我们早富了。”
其实,王文泽已经“富”了。“富”在农技推广取得的综合效益。他和同事成功推广了胡萝卜、甘蓝、白菜等30多个种植项目。仅地膜覆盖马铃薯,全县推广面积已达24万亩,每亩平均增产500公斤,人均增收800多元。
“富”在农民朋友多。每次讲课,他都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黑板上。“我结识过的农民朋友近万人,许多人一直与我有联系。”王文泽以此为荣,农民朋友到县城办公室找他,经常是推门就进,从不见外。
如今,就是在病床上王文泽也并不“安生”,除了接听咨询电话,还拖着活动不便的腿脚进行恢复性锻炼。
“我想早日康复,重返讲台。”王文泽一如农民,简朴、实在,满脑子都是庄稼和收成。三十春秋“种”科技,他用自己的清贫,换来了农民的富有。
编辑 付丽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