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在“无人区”，长在红旗下，只读过五年书，却自学成才。在党史研究领域三十年笔耕不辍，成为著作颇丰、受人敬仰的党史专家；他结识日本进步学者，论战日本右翼作家，尽显中国党史学者的风范；他主编的《热河革命史》，在国家、省、市三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布展；他提出的“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的形象概括，在党史界引起广泛的共识。他就是从“无人区”走出来的党史专家邓一民。
□本报记者 精诚
2015年12月13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钟鸣笛响，先人永逝，国耻难忘。
此时此刻，坐落在中国北方的小城承德市，年过古稀的邓一民，神情凝重，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送上默默的哀思。
公祭，源于中华民族的伤痛。
他的哀思，则触痛了另一个记忆——热河沦陷和热河抗战。
担当:时代呼唤的写史重任
1943年，阴风惨惨的热河。
这一天，对居住在兴隆县三道河子村“人圈”里的5岁小男孩，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他睁着惊恐的眼睛接受了一个永生难忘的事实：母亲惨死在日伪军的暴行下，而紧接其后是家破人亡。
邓一民十分悲痛地讲述：“那一年母亲正怀着我弟弟，即将临产，日伪军还硬逼着她出工修'人圈’围墙。监工嫌她干活不用力，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顿打，当晚就早产了，因失血过多而去世，弟弟也夭折了。”随后悲惨接踵而至，爷爷、奶奶、三叔也相继被日伪军警迫害致死。一个5岁孩子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岁月永远无法抹去。
据《热河革命史》记载，1939～1944年间,日军在长城线上制造了中国仅有、世界罕见的千里“无人区”，有35万人被虐杀致死，39万人被抓捕，292万间房屋被烧毁。
万里长城在巍巍燕山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西行。热河沦陷之际，热河民众像不可摧毁的万里长城一样，在日军铁蹄践踏的家园，掀起风起云涌的抗日烽火；热河省的老领导李运昌等，既是解放热河的功臣，也是热河省的开拓者，他们的足迹遍布热河大地。一定要留住这段珍贵的历史，告诉后人，热河大地上曾发生过什么！
时代呼唤修史。上世纪80年代，在原热河省老领导的倡导下，以原热河省会承德为中心的“四市一地”抢救热河革命史资料工程开始了。邓一民没有想到，《热河革命史稿》主编重任落在他的肩上。
1985年，时任《承德群众报》理论评论部主任的邓一民，调任承德地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并着手筹建热河史编委会办公室，开始了党史研究之路。
善用一个人才，或许会成就一件大事。
年幼时对沦陷区人民苦难的记忆，使邓一民的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凝聚着真情实感。当他从媒体跨越到党史部门时，便显示出学者风范和严谨态度。
1955年底热河省建制撤销，档案资料在河北、辽宁、内蒙古分散保存，难题很多。邓一民和同事们在征集、寻找资料中，将重要文件、领导指示、会议记录、报告、电报、重要信笺、照片、纪念品、手迹等等都纳入视野，唯恐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四五年中，为了掌握足够多的史料，他们两下江南，七上东北，查阅数家档案馆，寻访各界人士，开了大型的编写会五六次，三易其稿。
编写工作可谓浩大、繁杂，其中的付出可想而知。面对疑点，需要在盘根错节的历史脉络中甄别真伪，对繁杂的资料抽丝剥茧；面对战线不明晰、史料不丰富、事件不准确问题，需要重新调查，重新查档；对每件史实，需要有根有据，有可信性和准确性。既要把握历史全貌，又要细致入微，力求去伪存真，还原事件的真实原貌。有一年多的时间，邓一民吃住在办公室，一天下来落到笔端的常不足千字，有时线索中断，重起炉灶另开张是常有的事。
当年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热河省老领导，多次聚首承德，亲自参与热河革命史稿的校订、核准，但有时也发生意见分歧，是写史的一大难题。邓一民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围绕'柴伙栅子事件’的领导责任问题，两位原冀东的老首长发生了分歧。一位老首长要求写上此事件是冀热辽中央分局工作失误造成的，另一位则坚决不同意，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于是我耐心解释：'老首长在这次战斗中九死一生，身受其害，要求追查责任的心情是可理解的，但我们党史部门有个规定：凡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错误时，必须有上一级组织的文字决定。没有文字决定的事是不能落笔的。’”这样，两人都无话可说，也就化干戈为玉帛了。作为主编，他在《热河革命史稿》编写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严肃、严谨、严密的写史原则。回首那些时日他自叹道：“写史寻常事，苦辛我自知”。
1988年10月，坐落在避暑山庄前的承德地委大院，杨柳摇曳，秋色浓郁。
这一年，已是50岁的邓一民和同事们收获了秋天的果实——《热河革命史稿》出版了。这个果实是沉甸甸的：它是全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全面地记述一个省发展变化历程的史书；它是所有涉及到热河革命史的重大问题和理论研究都离不开的蓝本；它是热河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抗日寇的记录，在史学界、文化艺术界和原热河省的老同志中赢得广泛认可；它还成为一些小说、电视剧的背景材料，至今已是一本难求。
更值得欣慰的是，它对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有七点重要补充和贡献：
——写入了1924年10月李大钊和北方党组织是最早进行建立党掌握的革命武装和游击根据地的尝试。
——提出了“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热辽义勇军揭竿而起，打响了中国民众抗战第一枪。
——彰显了民族英雄孙永勤在共产党影响下，建立抗日救国军，发动农民武装抗日起义的事迹。
——阐明了创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察热辽抗日根据地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
——诠释了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是用人民的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光辉典范。
——证明了冀热辽部队是“出关第一军”，为建立和巩固东北解放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说明了抗战胜利后冀热辽中央分局、军区和热河省委，转战热北草原，创建冀察热辽解放区，成为辽沈战役的主力。
视野:在党史研究中延伸
日本东京，一个叫田边敏雄的右翼学者，对日军在兴隆县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的事实表示怀疑，别有用心地极力抹杀当年日军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
党史专家邓一民十分气愤，专门撰文予以驳斥。他在《水泉沟“万人坑”的证言—兼驳田边敏雄先生》一文中写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回答田边先生的挑战。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个优势条件，就是我的老家在兴隆县的一个“人圈”里。作为一名兴隆人，同时又是一名历史学者，我有权对日军在兴隆实行的“三光”政策作出证言。邓一民义正辞严地驳斥了田边敏雄，并大声疾呼：“还需要更多吗？'无人区’人民家家都有本血泪账！”
十分巧合的是，田边敏雄和邓一民是同龄人，且又同为日军侵华的“亲历者”，却在史学研究上发出不同的声音。前者让人鄙夷，后者让人敬重。
邓一民的党史研究之路在不断扩展的视野中延伸。
同为日本人，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仁木富美子，却成了邓一民的朋友。他第一次见到仁木先生，大约在1995年春季。或许是研究课题相同，所以一见如故。他了解到仁木撰写的日文版的《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一书，对国内研究千里“无人区”可提供珍贵的史料，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故提出翻译出版一事，仁木欣然接受。自此，便有了邓一民主编校的中文版的书，反映了一个日本学者眼里真实的千里“无人区”。他回忆说：“记得印象最深的一次谈话，是在北京的台湾饭店，我和夫人一起去看她，谈起中日关系，她竟忧心重重：'如果邪恶的、不讲道理的人掌权，日本还会做出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来’。看看现在的中日关系，她的话似乎在逐步应验。当年她已经是87岁高龄的人了，还为中日关系担忧，实在令人敬佩。”遗憾的是仁木先生己于前年去世，她准备编写的《八路军》一书是否已出版，邓一民一直牵挂在心。
长城线上的千里“无人区”，是邓一民在专职从事党史研究后逐步进入研究视野的。他先是在主编的《热河革命史稿》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无人区”斗争惨烈而又悲壮的历史事实及其历史意义，继而在代李运昌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以原热河省为中心，包括冀东、辽西、察哈尔部分地区在内的千里'无人区’，是比南京大屠杀事件时间长、范围大、规模大、更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事件”的论断；2003年5月，他在为承德市老促会撰写的《千里“无人区”简介》中第一次提出了“南有南京大屠杀，北有千里无人区”这个形象概括。2004年，在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召开的丛书筹备会议上，又详细地阐述了这个概括的内涵和意义，获得广泛赞同，使千里“无人区”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党史研究往往是枯燥的、寂寞的、漫长的，然而研究的课题、论断得到史实的验证和权威部门的认可，却又是让人欣喜的。
2015年9月3日，全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天，邓一民感受到了这份欣喜。因为中央电视台等国内媒体均凸显了“14年抗战”的提法。而早在1994年邓一民就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论抗日战争的局部抗战阶段》一文，较早的提出了“14年抗战论”这个观点。
近些年来，日本鸦片侵华史的研究也正在走进他的视野。
跨越:在漫长的等待之后
2015年12月9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邓一民夫人望着窗外说，今日天气不好，是雾霾天。邓一民脱口而出：八路军最喜欢这样的大雾天。夫人笑了，因为他最了解邓一民：他心里挥之不去的就是历史那些事。邓一民曾在与人合作编著的《雾灵山子弟兵》中即兴写道：“雾灵山，雾有灵，掩护我们杀敌人。我杀敌人雾相助，敌人杀我雾来护。云护雾障显神通，威哉雾灵子弟兵！”看了这首诗，不难理解连如今的雾霾天，他也能作此联想了。
邓一民酷爱名山大川，喜欢清晨登避暑山庄的四面云山。退休后的十几年，他像登山一样不断在攀登，从未停歇。从1985年到2015年，他在党史领域耕耘30载，出版编著15部，发表论文文章百余篇，获多种编研成果奖10项。
此刻，我面前这位令人敬仰的党史专家，虽已77岁高龄，头发斑白，但依然精神矍铄，依然笔耕不辍。
河北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平先生，出生在“无人区”，也是战斗在“无人区”的八路军战士，同时又是千里“无人区”研究的开拓者。2004年，陈平先生逝世前的一个月，日本学者姬田光义先生采访他时，问他：“谁能接你的班，研究'无人区’？”他回答说：“邓一民是一个，×××是半个。”姬田光义在《人民中国》刊登的悼念陈平的文章中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失去了这样一位对日本人民来说不可替代的中国友人，真是件遗憾的事。幸运的是，承德的邓一民先生继承了他的遗志。在这里，我与九泉之下的陈平先生共同祝愿他的成功。”
邓一民不负所望，他做到了，但也有一些遗憾。
邓一民非常理性，很少有奢望，这是性格使然，也是多年党史研究形成的。可他从1988年以来却有一个梦想，让《热河革命史稿》完成到《热河革命史》的嬗变。30年的不懈努力，30年的漫长等待，终于让奢望不再是梦。
2015年，邓一民主编的上下册的《热河革命史》，在承德市民政局和热河革命烈士纪念馆支持下正式出版了，实现了从“史稿”到“正史”的跨越，实现了“一字之差”的飞跃，这标志着热河革命史的编撰工作划上句号，可以告慰已经仙逝的原热河省老领导，告慰热河的抗日英灵了。新出版的《热河革命史》，增添了主要人物简介和大事记两个重大编目，附有177幅珍贵的历史照片。
当《热河革命史》摆上他的案头，封面上的抗战风云和革命烈士浮雕，让他感慨系之：“时光荏苒，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半生与党史同行，孜孜不倦，无怨无悔，今生无憾！
一个民族，只有记住历史，才能砥砺前行，走向明天。
只有走过沧桑的人才懂得，有些记忆，是你自己的；有些记忆，是民族的；而有些记忆，一定属于未来。评价一位历史学家的价值，绝不仅是当下，也一定是在未来。
邓老曾在《水调歌头·丁巳夏日夜抒怀》中借景抒情：
巍峨金山寺，迷茫烟雨楼。荡漾一湖清水，微波泛扁舟。莫道百侣曾游，明月伴我来去，不须怨杨柳。倦游去寒宫，叱咤风云吼。
宵夜短，眉宇皱，起刁斗。半生胸怀激烈，到头枕空流。试问今日何方？答曰“纲举四化”，忠贞为国酬。敢射南山虎，风雨下扬州。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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