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场——“中国马铃薯之乡”发展溯源

□谭宗九

围场马铃薯种植面积近些年已达到60 万亩左右，是全国马铃薯种植大县之一，被国家命名为“中国马铃薯之乡”，1979年被农业部批准为国家级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产业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黄金项目，并上升为左右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更好发挥这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们除研究种植技术、进行现代栽培提高产量和质量外，又开始研究“马铃薯文化”，研究马铃薯在围场的发展历史。这就涉及到马铃薯这个作物在围场最早引进的时间和从哪引进的问题。

近年有的资料记述：“马铃薯是在什么时间引入（围场）的，没有发现文字记载，根据传统说法有两个可能：一是从东北随清代驻围旗戍带来；另是开围垦荒招民，山东一带来围移民很多，带来这种农作物。”其中引入时间和来源都值得研究商榷，为了论述逻辑清晰，按下述问题逐一谈之。

马铃薯传入中国时间

据《中国马铃薯栽培学》介绍：“马铃薯有两个起源中心：栽培种主要分布在南美洲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山区及乌拉圭等地；野生种起源中心则是中美洲的墨西哥”据考古学家发掘与测定，印第安人最早栽培马铃薯，距今最少有4000年以上。他们把马铃薯称为“巴巴”。1536 年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接踵而至美洲新大陆的西班牙人，发现了马铃薯，1551 年西班牙人把它带回欧洲西班牙。1570 年传播到欧洲大部国家和亚洲。

我国科学家对资料考证认为：马铃薯最早传入中国时间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已有450 年的历史。明末万历年间蒋一葵撰著的《长安客记》第二卷《皇都杂纪》中，记述北京地区种植的马铃薯称为土豆。确认引入北京时间应在1592 年之前。“18 世纪中叶京津地区已有较广泛种植”。另外，东南沿海和台湾也是引入较早的地区，大约是16 世纪末17 世纪初由荷兰人传入。

19 世纪鸦片战争后，口岸开放，各国殖民者、传教士、商人及冒险家陆续涌入中国，使马铃薯传入和引进的途径不断扩大，品种也随之增加。

据《中国马铃薯栽培学》记载，19 世纪前期，山西已有大面积种植，俗呼“山药蛋”，起初是比利时、德国的传教士带入。19世纪末，由德国传教士传入山东(城阳一带)为德国品种。1934 年前后东北吉林由朝鲜族农民引入“延边红”品种。1935 年前后东北各省从日本引入了“男爵”和“朝鲜白”等品种。

围场最早开发农耕时间

史书记载“木兰围场”为康熙二十二年(1681 年)始建，道光四年(1824 年)废止“秋猕”制度。同治元年(1862 年)朝廷有人提出“允许旗民开垦口外闲田……”同治二年(1863 年)木兰围场正式“招佃民展垦，尚足以济兵饷不足”(称为第一次放垦围荒，俗称“开围”)。一般认为围场农耕就在第一次“开围”后才开始的。其实不然， 《中国木兰围场史》 记载，乾隆十八年(1753 年)圣谕“围场所添兵丁，原因巡查围场，学耕地亩。将无碍围场之处，赏给官兵。令伊等学习耕种。”据围场政协文史资料第9 辑中毕宪明撰《围场八旗官兵派驻与就地转业为民诠释》 和《木兰围场文化》 2013 年第1 期中韩光辉、赵丽英撰《论清初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等文章中介绍，乾隆十八年(1753 年)为解决围场驻防旗兵的生计，稳定驻防旗兵眷口，朝廷赏地，免纳税粮，“每兵一名，给地一顷二十亩”，以耕田度日，自行耕种或招佃收租，后来统称“兵租地”。据《中国木兰围场史》 记载，当年木兰围场的耕种面积已达到122000 亩。人口已达4140 人。

以上说明围场最早有农耕是在乾隆十八年，18 世纪中叶(1753 年前)开始的，只不过在1863 年(19 世纪中叶)第一次放垦围荒后，又扩大了农耕面积而已。《中国木兰围场史》 记载，光绪二年(1876 年)，木兰围场耕地面积达549000 亩。

马铃薯最早引入围场时间的确认

笔者在20 世纪70 年代曾作过调查，请马铃薯盛产区老农座谈，“围场啥时候引进的马铃薯？”。大部分人都说“开围时就有马铃薯种植了”。广发永乡裕太城村老农张永金（已故)说：“听老辈人说，从围场开围前有农耕时就有了山药的种植了”。当时认为就是“开围”（1863年后）才有的农耕。通过历史资料得知围场在18 世纪中叶(1753 年)，从“兵租地”开始就有了农耕。这与我国引进马铃薯已定位在1573—1619 年(16 世纪末—17 世纪初)，时间比较吻合。据此，围场马铃薯最早引进时间应该在1753 年以后到1863 年之前。至今260 余年，与传统说法相比，把围场引进马铃薯种植时间向前推进100年。

由于围场气候冷凉，温差较大，土壤疏松，富钾，非常适应马铃薯生长，一引进就在围场扎下了根，发展到现在，成为围场的主导产业。

马铃薯最早引进围场的来源地

其最早引进来源，可以肯定不是从东北和山东引进的。因为东北三省20 世纪初（清末）马铃薯才逐步发展，1935 年前后从日本引进“男爵”、“朝鲜白”等品种，吉林1934 年由朝鲜族农民引进了“延边红”马铃薯。山东是19 世纪末才引进的。时间都晚于围场开始农耕时间，所以最先引进围场的马铃薯不可能来自东北三省或山东。但在第二次，第三次“开围”又从这些地方引进了马铃薯不同品种是可能的。

马铃薯传入中国后，在许多地方种植面积得以发展。北京、天津、深州、丰润等地都有种植。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的志书中都有马铃薯的记载，“说明18 世纪中叶京津地区等地已有较广泛的种植”。另外在台湾、闽粤沿海各省也是较早传入和种植的地区。19 世纪前期山西、陕西，已有大面积种植，并有相当产量。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成为马铃薯传播幅射的中心。

但当时的交通、通讯不便，人们活动范围有限。围场应在京津地区的幅射范围之内，同时人的往来活动也较频繁，除驻守围边的八旗官兵外，还有一些佃户、“随龙过来”的普通旗人或商人、做工者等，很有可能是他们最先把马铃薯从京津地区带到围场，这与围场开始农耕种植时间也较为吻合(1753—1863 年)。山西离围场也不是太远，当时“晋商”活动范围也大，“开围”后也可能有一部分马铃薯品种从山西传入围场。

此外，从围场人对马铃薯的称谓上看，也与上述一致。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编的《畿辅通志》物产部中记述：“土芋一名土豆，蒸食之味如藷薯”。乾隆四年(1739 年)《天津府志》物产部中记述：“芋又一种小者，多香芋，俗名土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定府志》物产部记述：“土芋，通志俗呼土豆，味甘略带土气息”。1848 年《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卷六“阳芋”条文中：“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围场人老辈子就把马铃薯叫“山药”或“土豆”，到目前农民仍是这样叫法。此也可谓马铃薯最早引进来源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