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难，靖康元年 - 金天会四年（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汴京城陷，徽钦二帝被俘，押往金国，宋人修辞，名曰“北狩”。北狩路途之遥远，场面之悲怆，世所罕见。大内二帝以下，“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后、妃、诸王以下皆从”，以及民人、工匠“廑行万四千人”。这一发生在九百多年前的重大历史事件，至今仍被读史者所关注，所稽考。
正史、稗史明载的北狩路线，为汴京——燕京——辽中京——通塞州——金上京——韩州——五国城，本文循此叙述，以顺序号排列。徽钦以外的旁支路线中，见之正史、稗史者，还包括传统傍海道，及咸州、临潢诸地，凡此，并非二帝亲历，不作展开叙述。学界考释、推定地名，以及民间传说地名，不在涉文之列。
一、太行山东麓大道：汴京——燕山
徽钦二帝北狩第一程，汴京——燕山，行太行山东麓大道。“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燕山”，即燕京，今北京市宣武区。靖康二年-天会五年（1127年）三月二十七日，夜，太上（徽宗）及随从人等，自青城斋宫、国相寨，转押汴京城东北五里刘家寺皇子寨，待旦启跸。“青城”，在汴京城西南五里，今开封市鼓楼区小王屯村。“斋宫”，为皇家祭祀而建的一处宫闱。 “刘家寺”，今开封市鼓楼区刘寺村。出发地青城，驻大金国左副元帅粘罕（宗瀚）军营，刘家寺驻右副元帅斡离不（宗望,太祖第二子也）军营，徽钦二帝北狩，是从金军帐下出发的。
二帝于三月二十九日黎明上路，后妃、子嗣、随从千四百余人，共车八百六十辆。“北行之际，分道分期”，徽宗编在第四起，行太行东麓大道；钦宗编在第七起，百六十余人，“四月初一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绕道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再到燕京与徽宗会。除钦宗七起外，各起路线皆同徽宗四起。
专记北狩行程的《呻吟语》、《宋俘记》（《靖康稗史》之六、之七），篇幅短小、文字简约，却是北狩行程考实的基础史料。惟《呻吟语》记徽宗本段汴京——燕山行程，按日抄录，道里相接，如同宋使行纪，是北狩行程文字最精细的部分。燕山以后纪行，逊之远矣，间隔空缺或旬或月，每记只两、三句而已，及到辽中京以后，地名、道路信息愈甚。辛弃疾《南渡录》：“自此以后，不复记月日，盖因阿计替不在二帝左右，故也。”这是相沿至今，徽钦二帝北狩行程路线扑朔迷离，难以确证的原因所在。
《呻吟语》一书出自宋人之手，书名矫揉造作，文中反复使用对女真人的蔑称“虏”、“虏酋”云云；宋人于此积弊成习，靖康之难以前，许亢宗贺太宗吴乞买登基，也是官场施礼，回阙则以“虏”、“虏廷”相讥，上为奏疏，并成书《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本为大国邦交、礼仪，却阴阳两面，终于玩到“海上之盟”，闹出大乱子。天道人事，或许“虏”之一字，埋下北狩祸根。
太行山东麓大道，汴京——燕山站道，地名繁多；又钦宗绕行云中，经归化州、怀来，过居庸关入燕，难以尽纪。故本文就半，从南京析津府写起，即北狩东北行程。又，如钦宗绕行云中，北狩路线常与道路常规相违，而道出燕塞之后，北狩路线仍呈大回旋绕越，如往东北金上京、五国城方向，首站乃抵辽中京，而非直行柳城，其缘由无从考证。因之，以辽、金古道图解北狩路线，并不足信。
二、会际燕山
徽宗四起，于靖康二年-天会五年（1127年）“五月十三日抵燕山，居延寿寺，供张甚厚”。汴京——燕山，五百三十里。“燕人闻宋俘至，喧嚷已匝月”。“延寿寺”，即大延寿寺，与悯忠寺（法源寺）、三学寺并称辽南京城三大名刹，延寿寺旧地址湮。初为东魏幽州刺史尉长命所建，称尉使君寺，后改称智泉寺，唐宣宗赐名“延寿”。
钦宗七起，“七月初十日，还燕山，与昏德（徽宗）会”，比徽宗迟五十二日行抵燕山，“馆悯忠寺”。有记北京法源寺，“燕山京城东壁，有大寺一区，名悯忠。廊下有石刻云，唐太宗征辽东高丽回，念忠臣、孝子没于王事者，所以建此寺而荐福也。东西有两砖塔，高可十丈，云是安禄山、史思明所建。”辽圣宗在寺中建释迦太子之殿，今存辽代石碑、经幢。
及至燕京，四起、七起及旁支不日相见，徽钦及后妃人等“欢会竟日”。然半途中，风雨饥寒，随从人等流散、逃逸者无数，“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四起、七起宗室三千余人，仅存千数百人。濮王仲理以下，别居“仙露僧舍”，即仙露寺, 唐乾封元年建，旧址今湮。北京宣武区菜市口以西，有寺用石匣出土，见“将舍利佛牙瘗于仙露寺”字迹。
燕京以下行程，“徽钦同徙”，出发前聚于昊天寺。昊天寺，占地百顷，辽清宁五年（1059年），圣宗之女、兴宗之姊秦越大长公主，以棠阴坊府第为寺。寺成之日，道宗题额，以大昊天寺为名。旧地址湮，在今北京市宣武区西便门内大街以西。徽钦“出燕山东门，民皆涕泣跪送。”
通观北狩行程，既为大举迁徙，却又夹杂滞留、曲迂、倒行段落，勘比游幸。金人选定的最后羁押地又在何处？这似乎是北狩的一桩悬案。二帝及随从等，在燕山停留三个月有余，其间斡离不“议还太上皇，粘罕未之许”。这件事给人的感觉，北狩的决策者，是粘罕，而非远在上京的太宗吴乞买，最后羁押地也没有即定目标。期间发生元帅斡离不死亡事件，即斡离不往“凉陉”清暑，因“打球冒暑，以水沃胸背，病伤寒而死。”“凉陉”，一名“陉头”，今河北省沽源县闪电河流域坝上草原，为辽、金相袭的著名捺钵胜地。但斡离不死亡事件，对北狩行程未产生任何影响。
三、燕山——辽中京
徽钦二帝北狩第二程，燕山——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辽中京遗址”。靖康二年-天会五年九月十三日，“二圣同圣眷起发中京”，十月十五日抵，历三十二天，行程九百五十里。这一段道路，穿行燕山山脉，横走沙碛，选择哪一条路出塞十分重要。
巍峨燕山，山阻为塞，路出隘口，设卡守关，形成诸多带“塞”、“口”、“关”字样的特定地名。自古以来，中原内陆与辽河平原、松嫩平原的天然屏障——燕山山脉，在自然选择中，在燕山硕大的圆弧状屏障(广义的卢龙塞)中，对应燕山南段、中段和北段，形成三个主线道路通过的隘口。南段，为榆关（山海关），即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傍海道，这是一条传承于现代交通的主干道路；中段，包括潘家口和喜峰口，两口东西相距十八里，在今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潘家口水库淹没区“水下长城”。卢龙塞古称令疵（令支）塞，包括喜峰口、潘家口，南北并峙（狭义卢龙塞，指滦河河谷隘口）。松亭关，今承德市宽城县孟子岭乡。北段，古北口，沈括《熙宁使虏图抄》所记虎北口，即著名的北宋和辽朝“澶渊之盟”后百二十年太平之世“贺正旦使”、“贺生辰使”往返熟道之所经。以三个著名关隘为标志地名的道路，卢龙塞即历史最为久远，古北口、松亭关次之，排在最后的才是榆关（山海关）。
《呻吟语》记徽钦出塞，“过石门，至景州，上卢龙岭，渡栾撒河、泽河，过大漠，行程九百五十里”，是为卢龙塞道。最早记述卢龙塞道的《太平寰宇记》云，“一道东北，发向中山（中山国），经北平（右北平郡）、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刚（平刚城），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石门，即今河北省遵化市石门镇；景州，辽重熙中升遵化县为“景州清安军”，今河北省遵化市。上卢龙岭，卢龙塞两侧之山。“渡栾撒河”，指滦河、撒河汇流河段（今潘家口水库）。泽水，古称陷河，即今滦河支流瀑河。辽开泰中置泽州，在今河北省平泉县境。大漠,指今平泉以北沙碛带。又有《辽史·地理志》“泽州，广济军下刺史，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隶中京留守司。开泰中置泽州，属中京，统县二。有松亭关、神山、九宫岭、石子岭、滦河、撒河”可证。
出塞三条路线中，从中原转行东北，取南道榆关（山海关）傍海道为近。北宋许亢宗使金，行走此线，于北狩之际，还只是一年前的事情。这条路线无须绕行燕京，径道、面海而行。而从燕京出发，往辽中京方向，既可走卢龙塞，又可走古北口，左副元帅粘罕（宗翰）择其前，即走卢龙塞道。
卢龙塞-喜峰口道因为居中，出关又歧路为南、北两道。南道归于榆关（山海关）傍海道，即出卢龙塞走傍海道，自古有之，不失通顺。北道出卢龙塞，历白檀、平冈，而趋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曹操征乌桓之道也。北狩取道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看似绕越，但辽代形成的名城、大镇——中京城，则是辽河平原接松嫩平原，东西贯通的必经之地。中京城的交通枢纽地位，从辽、金延续到元、明，一直到努尔哈赤填路辽泽，开通傍海道之后。《武经总要》“檀州，治密云县，汉李广弭节白檀是也。隋置州，为燕之边陲障塞。唐置威武军。东至蓟州二百一十里，西至幽州界，北长城四十五里，南至幽州五十五里，东北至长城障塞百里，西北至妫州二百五十里。”
据王成棣《青宫译语》，设野马（又称真珠大王，粘罕长子）、千户阿替计押解的二起，即韦妃（康王赵构之母）、邢妃（康王赵构之妻）共三十五人，为北狩旁支，却没有走二帝前起所走的卢龙塞道，而是选择了榆关（山海关）傍海道。书中记此起，出燕京，“夜抵三河界”、“抵玉田”、“抵滦州”、“抵榆关”、“出长城，至迁州界”,与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无别。因二帝不在其列，不赘。
到辽中京后，徽钦二帝“馆于相国院，故契丹相国第”，“虏酋”（原书未写人名，这里借用是称，可能指粘罕，或包括他者）居中院，太上居其东，钦宗居其西。在众人眼中，辽中京“地极荒凉，远逊燕山”。把二帝及随从安置在相国院，又没有给地，故辽中京更象是途中一站。既为途中，又在中京留住一个冬天、九个月有余，同样不可思议。
出辽中京东行，有唐代渤海国以来交通基础，和辽河平原、松嫩平原相接的地理条件，北狩道途环境明显改善。金源内陆渐行渐近，前途无大山之阻，足下多平冈软草。辽中京——金上京，金代存一径道，即东行咸州，从辽中京出发，五百九十里到驿安（今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帽子乡西红帽子村古城）, 故辽头下城成州。《辽史·地理志》载：“成州，长庆军，节度。圣宗女晋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驿安东北一百五十里到横州（即洪州，今阜新市彰武县苇子沟乡土城子村古城）。李文信先生在《全辽志》的“开原西陆路”下批注云：“洪州，当是横州之音讹，横州为辽头下州，州有横山因以得名，在辽州西北九十里，今彰武东北土城子。” ；又一百二十五里至懿州宁昌县（今阜新市太平区水泉镇那台营子村古城/彰武县境）；一百二十里至祺州庆云县（沈阳市康平县郝官屯镇小塔子村）。《辽东志》：“庆云县，开原城西八十里，有塔存焉。”；正东八十里至咸平（今辽宁省开原市老城镇西关村古城）。辽中京——上京，还可以选择偏南经由柳城东行，这条路线是唐代渤海国“营州道”（唐代营州，即辽、金柳城）旧道。徽钦二帝行踪史辑失载，本文亦不作推定。
四、徙通塞州
北狩第三程，徙通塞州。建炎二年-天会六年（1128年）三月二十六日，“金人迁天眷于通塞州，去燕山一千五百里，给地千五百顷，令种莳以自养”。《呻吟语》这段记载，所透露的历史信息是，金人或以通塞州作为最后迁徙地。以故，通塞州在北狩行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地名。
而通塞州地名又是一个难解之结，二帝亲历和今地考实两个问题，均无确定结论。其一，《呻吟语》《宋俘记》没有写明主人公——徽钦二帝到过通塞州。考《呻吟语》用词，行抵通塞州者为“天眷”，应不包括徽钦二帝在内。《宋俘记》徽宗辽中京以下行程，辽中京——上京，未出现通塞州地名，中间留下一个大段空白。是原书散佚，还是徽宗未经通塞州，情况不明。《呻吟语》又记，鹿县张龚、潞县杨浩等，有反金谋攻之举，“谋泄，疑及二帝，又请北行，并迁宗室通塞州，去燕京一千五百里”，主语是“宗室”。《宋俘记》,濮王仲理首起“六年七月，迁通塞州。十二月，迁韩州”，迁通塞州，指濮王仲理，而非徽钦二帝。期间，二帝又行何处？似无稽可查。
其二，辽、金及上溯历史，并无“通塞州”其地，其治。据张泰湘先生所考，通塞州系辽“通州”笔误。通州遗址已湮，在今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城东乡一面城村。通州，倚郭县通远县，金灭辽，通州、通远县皆废，并入归仁县，通州通远馆即金元明史载的杨八寨通远馆。《御寨行程》“（咸州）三十里至宿州宿宁馆，八十里至贾道铺怀方馆，四十里至杨八寨通远馆，五十里至合叔勃堇同风馆”，开原北路驿站，地为辽代通州，今四平市一面城古城。金灭辽，通州、通远县皆废，并入归仁县，驿馆不称通州通远馆而称杨八寨通远馆。
学界多沿用四平市一面城说，但仍不能视为定论。自《全辽志》以来，还有昌图四面城、开原、昌图黑城（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曲家店乡黑城子村古城）诸说。回到本文话题，指通塞州为通州已不无勉强，且通州今地又诸说并存，就北狩行程考实而言，在没有考古支持的情况下，通塞州地名之“结”已不易解开。
辽中京——通塞州站道，史辑失载，但张泰湘先生《宋朝徽、钦二帝北迁行踪研究》认为，“从中京出发后，经文定、富庶（建平）、建州、兴中府（今朝阳市）、锦州、兔儿涡（今辽宁省黑山县太和镇公敖村古城）、渔梁务（今黑山县姜屯镇土城村古城）、沈州（沈阳）、咸州（今辽宁省开原老城镇西关村古城）至通塞州。”全段未加引文注释，当为推定文字。以现成的站道史料，图解徽钦二帝北狩路线，失真成分是难以避免的。有这样一条道路，和徽钦二帝走过的道路，是两个不同的研究话题。就今天朝阳、锦州、沈阳、开原这些东北著名大、中城市而言，断定徽钦二帝北狩到彼，留下足迹，绝对需要历史文献的支持。
有民间传说，徽宗途经沈州乐郊县，驻跸“乐郊馆”（今沈阳市乐郊路北，大南街西附近）内，后改馆驿为“徽宗寺”，又更名“辉宗寺”。徽宗到沈州正史、稗史无载，退一步说，徽宗出辽中京东行，大回旋绕行傍海道，可能性不大。不过确有旁支行抵沈州，流散或隐居沈州者，不在少数，徽宗寺或与这些人有关。
在通塞州，金人有“给地”之举，说明通塞州是被作为最后迁徙地对待的。史辑也没有找到迁至通塞州的那部分“天眷”，即濮王仲理及随从，转徙别处的记载。因此可以推测，在以后的漫长岁月，徙通塞州旁支，或留居本地，或四处流散，包括返归开封故里，都是可能的。
五、徙上京
徽钦二帝北狩第四程，徙金都上京，此际能收拾上路的，仅剩千三百余人，相比汴京起程的“廑行万四千人”，不及零头之数。《金史·太宗纪》，“天会六年七月乙巳，以宋二庶人赴上京。丁丑，以宋二庶人，素服见太祖庙，遂入见于乾元殿。封其父‘昏德公’、子‘重昏侯’。是日，告于太祖庙。十月戊寅，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韩州。”
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七月二十三日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上京行幄”, 自开封至上京，共走一年零四个月。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史辑详载，民间流传最广的乾元殿跪拜太宗吴乞买，受封昏德公、重昏侯，行牵羊礼，祭阿骨打陵，都是发生在这里。今在上京遗址旅游观光，徽钦二帝典故不绝于耳，深嵌于史。
张泰湘先生《宋朝徽、钦二帝北迁行踪研究》推定通塞州——金上京站道，“经信州（今吉林省怀德县秦家屯古城）、隆州（辽代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祥州（农安县北万金塔古城）、咀热国（今农安县红石垒古城），过徕流水（拉林河）、句古孛堇寨（黑龙江省双城市兰陵镇石家威古城）、金上京”，这一段仍用现成站道史料图解北狩行程之法，而且是“通塞州”今地没有考实的条件下的图解。
徽钦二帝在金上京一住，又是两月余，得享公、侯名分，分派吃用。徽钦二帝在金都的这一段经历，戏剧性背后，伴随着万千感慨，可惜没有文字留给后人。
六、徙韩州
徽钦二帝北狩第四程，徙韩州。“八面城古城”。建炎二年-天会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韩州”，“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帝抵韩州”。从行程路线观察，这一次上京迁韩州，在方向上是由东而西，明显为倒行。
在完成上京一连串仪式之后，倒行韩州，故《宋俘记》记为“安置韩州”。在二帝徙韩州同时，金人又命滞留燕京的晋康郡王赵孝骞等九百余人，也迁往韩州。汴京以来会于韩州者，二千二百余人。金人将韩州城内女真人户全部迁出，专供二帝及随从居住。据《宋俘记》，“给田四十五顷，种莳自给。”最终二帝在韩州度日一年又七个月。
韩州是一个怎样所在？金人王寂，就任辽东路刑狱时，曾亲历韩州。他在《辽东行部志》中，叙述了韩州城的变迁。其说，“韩州，辽圣宗时并三河、榆河二州为韩州。……故城在辽水之侧，一常苦风沙，移迁白塔寨，后为辽水所侵，移迁今柳河县。又以州非冲途，即徙于旧九百奚营，即今所治也”。以年代划断，北狩之韩州，即王寂所言柳河县。
“五国城者，在金国所都西楼之东北千里。金人将立刘豫，乃请二帝徙居之。”表明从韩州再徙五国城，时势变化使然。韩州这一段很值得玩味，二帝北狩归宿，竟是金人最后提供的，那个时代东北堪称一流的韩州城。二帝北狩，是一个多元的复杂的历史事件。现代人习惯思维，总喜欢把二帝北狩生活，想象得凄凄惨惨，民间流传更有“拴龙桩”“坐井观天”等情，这是对历史的民间文学解读。
金上京——韩州，乃渤海国以来旧道，辽、金沿用，见之许亢宗、行纪甚详。洪皓《松烟漠闻》，也有站道细节。但系于二帝北狩路线，同样存在史载空缺的问题。许亢宗行纪写于靖康之难发生的前一年，即宣和乙巳（1125年），洪皓再造苏武功名，在金地生活十五年（1127年-1142年）,其操笔《松烟漠闻》，二帝徙五国城之后，所记站道、地名，归于历史地理范畴，与北狩行程无涉。
七、混同江水路
徽钦二帝北狩第五程，为建炎四年-天会八年（l130年）七月十五日，“徙昏德公、重昏侯于鹘里改路。”宋人则记，“建炎四年秋七月乙卯（十五日），是日，二帝自韩州移居五国城。”于九月二日到达五国城。自韩州到乌惹泰一段陆路，加上自乌惹泰乘船之水路，行程四十六天。又，《金史·太宗纪》，“天会九年六月壬辰，赐昏德公、重昏侯时服各两袭。”
《呻吟语》、《宋俘记》案中，并无伊通河入混同江汇合口之乌惹泰地名，但自韩州往混同江登船，必行其地。乌惹泰，史称嗢热，或兀惹。据《契丹国志》，“嗢热者，国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后为太祖徙置黄龙府南百余里，曰宾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
徽钦二帝及随从两百余人船行至半路，“东路都统习古乃奉朝命，令减随行官吏，诸色人等不许尽行将带。”“上皇力恳之，不从”，由水路去五国城的，只剩百四十余人。被减员的两千余众，分作两批，发往临潢（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城遗址”），咸州（今辽宁省开原市“辽咸州古城遗址”）各半。《宋俘记》,濮王首起“八年七月，迁咸州。四郡王别从昏德行。”“押往咸州内侍黎安国等千余人”，这是出现咸州地名惟独仅有的一次。
从北狩尾声判断，咸州乃为首起濮王这部分人的归宿。今辽宁省开原市“锁龙桩”案很难成立，且在一块巨石上穿一个眼儿，将徽宗、钦宗锁住，这一故事细节也与二帝境遇不符。不过，在四郡王别从昏德行，千余众徙咸州的历史背景下，人们不可能分辨出，人群中是否有真龙天子本人，民间“锁龙桩”空穴来风，自在情理之中。
八、落泊五国城
北狩地名，多沿用辽代旧称，“五国城”亦然。辽代五国城地，金代属胡里改（鹘里改）路，缘自胡里改江，即今牡丹江。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遗址，徽钦二帝最后羁押地，即宋人修辞所称的“行宫”。到五国城时，二帝随行仅剩百四十余人。
辽代属国、属部地域寥廓，东至于海。居住在三岔河(三江口)至牡丹江入松花江汇合口一带者，为归附契丹的女真部落，即“生女真”，生女真居地其东广大地域，以至于海，即为五国部（五个部族；以羁縻之制又称五国），五个部酋各筑城以居，是为五国城。
五国城今地，学界依次推定为，“越里吉国”，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依兰镇“五国城遗址”；“盆奴里国”，今黑龙江省汤原县香兰镇双河村“桃温万户府故城遗址”；“越里笃国”，今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镇万里河村“瓦里霍吞古城”，“奥里米国”，今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敖来镇敖来村“奥里迷古城（西古城）遗址”；“剖阿里国”，今俄罗斯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五城一字纵深排开，“越里吉国”第一，因称“五国头城”，并契丹节度使驻此，为五国会盟之城。徽钦二帝“行宫”，即民间传说所谓“坐井观天”之地。
蔡鞗《北狩行录》专记徽钦二帝五国城行宫一段生活，包括描述行宫周围自然环境的文字，那海洲先生据此考证，二帝行宫不在今依兰县江湾镇土城子古城。土城子古城，在牡丹江下游、右岸台地上，北距依兰县城九十里，遗址完整、轮廓清晰。古城倚山川灵秀，层峦环顾，江河夹持，土地膏腴。城垣周长七里，因地就势而呈“葫芦”形状，不仅规制宏大，壕堑、瓮城、角楼、马面周密，并结构特征，与松花江、牡丹江金代古城遗址有明显不同。如由内外两重城墙，和与之平行的两道护城壕，构成双重护卫；古城通曲迂。瓮城内有里外两道隘口，隘口之间有折曲的露天甬道，甬道两垣的高度不低于内墙。当地人称此类城门为“转角门”、“三环套月门”。其三，子城环围。古城四周有四座小城分布四面，相距三里、五里、七里不等。“卫星城”是屯戍重地。城内现已垦为耕地，采集到石臼、手摇磨、石础、印纹硬质黑陶、布纹瓦、青砖、铁镞、六耳铁锅、铜锅、铜镜、北宋铜钱等。这些特征，与行宫相符。
二帝在五国城行宫，度过了一段安定而平实的生活，细节可考。《北狩行录》记，一件，“行宫有回禄（回禄者，火神名号也）之扰”，即一处嫔妃宅院失火，臣请“聚夫修盖”，徽宗不允，因为“正是农时，岂可妨废。止令修盖官那容应办”；再，厨师“刘定宰羊不如法”，太上也有过问；见有猎户入城卖活的禽兽，徽宗则令下人，“必买而释之”。徽宗对这些碎小庶务，事必躬亲，其乐在焉。
《北狩行录》又记，“太上好学不倦，移晷忘食”，读《唐史》、《春秋》，作诗词“千有余首”。还同身边臣子赋诗唱和，一回，徽宗曰：“方当月白风清夜”，郓王赵楷对曰：“正是霜高木落时”。徽宗曰：“落花满地春光晚”，莘王赵植对曰：“芳草连云暮色深”。至于重操画笔，瘦金书法，更是日常习之。少许流传至今，皆为价值连城国之瑰宝。
另据《靖康稗史》，北狩道途，乃至五国城行宫，徽宗共得龙子、龙女八。钦宗得子女四，其中一女生于五国城。然却，即便这样的农家平民日子，也终于被突发事件摧毁，但这一次不是金人，而是太上的骨肉手足——十五子沂王赵愕，驸马都尉刘文彦，为取悦金人，联手诬告徽宗谋反，这是徽宗这颗破碎的心，真正难以承受的。天会十三年（1135年），太上薨于五国城。二十九年（1156年）钦宗展转薨于燕京。
徽宗、钦宗葬地，今考，将《金史·熙宗纪》《金史·世宗纪》的几段相关文字拼接起来，似可判断。“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乙酉，封昏德公赵佶为天水郡王，重昏侯赵桓为天水郡公。”又，“十二月癸巳，天水郡公赵桓乞本品俸，诏赒济之。”“大定十一年（1171年）三月辛巳，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榇，依一品礼，葬于巩洛之原。”这里，徽宗葬地失载，而钦宗明记为巩洛之原。又据《金史·世宗纪》，“大定十七年（1177年）正月壬戌，诏宰臣：‘海陵时，大臣无辜被戮家属籍没者，并释为良。辽豫王、宋天水郡王被害子孙，各葬于广宁、河南旧茔。’其后复昭：‘天水郡王亲属于都北安葬外，咸平所寄骨殖，官为葬于本处。辽豫王亲属未入本茔者，亦迁祔之’。”辽豫王（辽天祚帝）并广宁事与二帝无关，可知，初议徽宗及子孙归葬于河南旧茔。其后复昭，透露徽宗原葬地是在“都北”即燕京城北，又有咸平所寄骨殖，应属钦宗，故推知巩洛之原当在咸平，今辽宁省铁岭-开原市辽金古城一带。
后有史载，二帝魂归河南赵氏旧茔，亦有宝城、翁仲，但内中并无真身尸骨。元人陶宗仪《辍耕录》记，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杭州僧人杨琏盗掘宋陵，仅见“徽陵有朽木一段”。至是，徽宗、钦宗骨殖最终是否由都北归葬河南，因成历史之迷。
水下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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